⊙刘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571158］

困境突围的一种可能
——浅析《丰乳肥臀》中马洛亚的形象设置

⊙刘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571158］

从第一章马洛亚预测上官鲁氏就要生产开始，到第十一章马洛亚跳塔自杀终止，莫言给予马洛亚的笔墨并不多。对于这样一个非主要人物，通过文本细读，我们理应挖掘出更多有营养的东西。马洛亚主要有三重身份：瑞典牧师、男主人公的父亲、女主人公的丈夫。这个形象绝非随机设置，其存在必定有其隐含的意义。

一、中国化的异域情怀

从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入住中国开始，到19世纪传教士小说的出现，再到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牧师形象的出现，牧师这一特定身份似乎就成为了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中国是没有正统原产宗教的国度，这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最显著的客观条件。在经过不断的文化融合，“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中国文化”①。传教士所传的基督教已经不是单纯的欧洲基督的复制品，而是结合了中国本土文化和审美趣味的类信仰精神。在这里，洋传教士所承载的是一个文化符号，是文化传播的代言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为特殊的文化意象来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化史传播事例表明，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人们在讨论中西文化融合时较多地看到西方文化向中国扩展的一面,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②。外来的文化传播者们被中国文化自身的博大与丰富深深吸引，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各宗积累沉淀下来的精神特质成为了许多异域使者穷其一生来研究琢磨的对象。最具典型的例子要数近代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王韬评价他“倾注毕生的心血致力于经学的研究、翻译、编辑、校对,而且译文相当完整、准确、易懂。他的译著是留给后世学者的宝贵遗产……”③马洛亚是深植中国高密东北乡大地的瑞典牧师。马洛亚能说一口流利的土话表达对子女的疼爱：“俺的亲亲疼疼的肉儿疙瘩呀”，会擀面条，甚至比女人还熟练。显然，马洛亚是中国化的产物，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且主动或被动融合到中国语境中的人物形象。当母亲说马洛亚是土生土长的土包子时，马洛亚义正言词地指出自己有国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曾经保留着大主教的文件，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回去复命。可见马洛亚在传教的任务中，有坚定的舍我其谁的信仰和难得的使命感。

很多研究者只注意到了母亲深受马洛亚的影响而忽视了马洛亚同样被母亲所改变的事实。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里，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并不乐观，信徒多为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像母亲这样的年轻人是很少的，像母亲这样虔诚的年轻更是少之又少，与母亲走到一起，不仅对母亲，对马洛亚自身也是一种洗礼和升华。马洛亚把母亲比作“灵芝草”，可以为了母亲放弃回国复命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母亲的一片深情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充满近乎完美主义者的希冀和寄托的。鸟枪队员对母亲的凌辱，不仅是对母亲个体的侵犯，更是马洛亚内心破灭的表现，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如此畸形事件的时候，马洛亚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人说电影《金陵十三钗》设置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美国牧师就是为了冲击奥斯卡金像奖，那么《丰乳肥臀》中设置的马洛亚牧师正好是瑞典国籍，是为了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前者是否属实暂且不说，后者则完全是无稽之谈。至于国籍，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许都可以，关键是要有异域文化背景。试想若以中国本土牧师形象出现，势必会削弱作品的张力，甚至根本无法架构起整个故事情节，导致叙事困境和关系混乱。炒作因素的确不容忽视，但小说能否获奖能否成为经典之作的根本原因还是要靠作品自身的艺术性，角色国籍决定获奖一说纯属笑谈。更为重要的是，马洛亚这一形象的设置，与主要人物有密切联系。

二、与主要人物的纠结关系

首先，深化了母亲形象。一方面，马洛亚给了母亲真正的爱情，满足了母亲的情感，解脱了肉体之苦；教堂的钟声把母亲从迷蒙中唤醒，“那嗡嗡的、青铜色的，美丽声音，震荡着她的灵魂，在她的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她沉思默想着，身上的痛苦渐渐被忘却了”，这是基督的福音初次抵达母亲心灵时的写照。当母亲拄着拐棍走向教堂大门，听完马洛亚诵经之后，“泪水落满了胸襟”“泣不成声地说：‘主啊，我来晚了’”，而后在沙梁子槐树林，出现了全书唯一一次关于母亲性爱的详细描写：“在马洛亚感人肺腑的赞美声中，在马洛亚温存体贴的抚摸下，母亲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片天鹅的羽毛一样飘起来，飘在高密东北乡湛蓝的天空中，飘在马洛亚牧师湛蓝的眼睛里……”另一方面，马洛亚给母亲指引了救赎道路和精神福音，成为在母亲抵御苦难的精神寄托。基督教中有原罪一说，指的是人类洗不掉的罪行，生来就有。上官家的每个孩子都带有宿命色彩，继承了母亲的性感或外貌，但并非完全具备母亲的隐忍品格。而且大多带有明显而激进的反抗态度，大姐嫁给鸟枪队长沙月亮，二姐嫁给司马库做小姨太，三姐不顾反对接受鸟儿韩猎来的鸟，等等。在母亲接受马洛亚传播的基督信仰之后，以悲悯之心看儿女看世界的性格更加明显。七个女儿以不同的原因逝去，唯一一个儿子还是个整天吊在女人奶头上不成器的东西，母亲都选择了隐忍和接受。

其次，上官金童这个形象与马洛亚密不可分。马洛亚虽然在小说第十一章就跳塔身亡，但留下了主人公上官金童。上官金童是混血儿，严重的恋乳癖患者，直到十五岁才断奶，离开乳房简直不能生存，后来成为一名设计制作乳罩的专家。在2000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莫言表达了自己对上官金童的看法：“我感到这个人物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至于象征着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而后提到日本一个看过此书的和尚认为这个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怪胎，尽管莫言一再强调“一本书出版之后，作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是读者自己的事”，但还是表示“日本和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还有评论说“混血儿上官金童就更具有中西结合的文化意义”④。

对中国封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畸形观念进行近乎变态化的描写不是莫言的独创。冯骥才《三寸金莲》中男人把玩小脚的变态行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迷恋封建文化的典型。上官金童从外形、颜色、手感等方面把乳房分了类，这种分类心理正如《三寸金莲》里男人只看脚不用看人便可为判定身份优劣，都跟性无关。无论是恋足还是恋乳，都可视为虐恋产物，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某个层面的缩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艺术家笔下的裸体女子几乎个个都有丰乳肥臀。那些裸体名画彰显的是自然的人体美，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也显出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挑战。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中是有交集存在的。

三、作者有话说

小说中出现外国传教士的现象不是当代小说中的个例，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意大利牧师老詹，似乎与此类似。任何设置都不是凭空随机的，到底作者为何这样设计？莫言说：“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⑤“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⑥中国化的外国神基督，在民众接受中，并非严格按照圣经的布置，而是带有中国人民自己的理解。书中的母亲在生产遇阻，生活遭难之时，脱口而出的祷告语是“菩萨显灵”和“天主保佑”的结合体，而婆婆上官吕氏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话语。这不是巧合，基督教的某些神性和信仰功能被中国化成贴合老百姓生活传统的精神支柱。

在大河网的一次采访中，刘震云在谈到意大利牧师的设置时坦言：“对于普通的人来讲，人跟世界存在三种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跟自身的关系。在一些宗教的国度里，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一种重要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生难免遭遇困境，由此反映到小说文本也并不少见，作者会选择某些方式来走出困境。郁达夫在《沉沦》里典型概括了异域“零余者”的悲哀和苦闷，最后把希望寄托于祖国的富强；《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人生遭遇生命困境，走向流亡，最终接受革命思想，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来解脱；李锐《厚土》系列小说揭示“吕梁山”人群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之后，以选择“死亡”来逃离困境。不同的作者终究会有针对性地设置人生困境，并且通过因果等关系的表达，使人物最终通过某种方式寻找出路。纵然不能确定在小说中设置外国传教士的作者就是基督徒，但是的确也表达了在逼仄的现实中，传统方法的实施过程中遭遇困境之时，寻求一种类宗教的精神寄托和向往，并非完全不可取，而且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马洛亚虽然是《丰乳肥臀》中的非主要人物，但在文本细读过程中我们也能发现其设置的必要性。在从文化意象入手，分析与主要人物的联系，以及作者的设置意图，探索出马洛亚在《丰乳肥臀》中起到了非骨骼，但却是神经性的作用。无论结局怎样，效果如何，莫言在探讨人与现实的实践中，毕竟提供了一种解决困境的可能，这是最难得的。

①王帅：《“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②王晓朝：《文化传播的双向性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

③林塞·莱德:《詹姆斯·理雅各生平》,转引自《四书的英译·前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④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

⑤⑥莫言：《写给父亲的信》，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第254页。

作者：刘熙，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