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娟, 胡建国

(1.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中共北京大兴区委党校,北京102600; 3.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北京100124)

扩招背景下家庭对教育平等影响的演变*

张秀娟1,2, 胡建国3

(1.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中共北京大兴区委党校,北京102600; 3.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北京100124)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不平等是否扩大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学界的讨论。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的分析发现,高校扩招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有着积极的意义,弱化了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与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在高校扩招过程中,由于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冲击,高校新生录取标准中出现更有利于富裕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象,这使得家庭财富资源转化机制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出现强化,这有违教育公平。然而不能将录取标准中出现的问题与扩大招生规模相混淆,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本文研究表明,扩招背景下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平等的重点,在于规范高校新生录取标准,相关政策重心则是进一步弱化家庭财富不平等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高校扩招;家庭影响;教育平等;演变

一、问题的提出

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创造了大量新的高等教育机会,最初人们普遍认为这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平等,因为这可能使许多原本上不了大学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是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相左的观点,即认为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不平等扩大了。在大学里底层家庭的学生所占比重下降,而优势阶层家庭学生的比重较之以往提高了。于是,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教育不平等不降反升,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1][2][3]关于高校扩招以来教育不平等不降反升的原因,从研究者的分析来看,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高校扩招后教育不平等扩大主要受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由于高校扩招后大量毕业生涌进劳动力市场,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相当数量的底层家庭子女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理性选择,放弃进一步升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高校新生中底层家庭学生的比重下降。[4][5][6]这种观点强调,作为理性行为的个人会对高等教育机会进行算计,权衡收益后做出是否接受教育与接受何种教育的决策。这种个体主义的视角强调教育行为背后是一种经济理性作为支撑,如Breen&Goldthorpe提出一个人的教育决定取决于接受教育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保持现状可能导致的身份地位的下降、获得教育的成本以及获取下一阶段教育失败概率的大小等4方面的因素。[7]

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后教育不平等扩大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一般来看,优势阶层家庭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更容易为子女争取到高等教育机会,高校扩招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教育机会大多被优势家庭所获得,[1][8][9]这是高校扩招后大学中优势阶层家庭子女的比重提高,底层家庭子女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国外学者拉夫特瑞和豪特普将此现象概括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认为当更多的教育机会被创造出来之后,教育机会平等化并不会出现,只要社会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10]国内外的学者基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均证明了相同或者类似的研究结果。[8][9]

但是,上述两种原因解释也存在着争论。首先,一些研究者认为,从劳动力市场变化来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个“伪问题”。相关调查表明,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最终就业率平均都在90%以上,[11]从数据上看,大多数毕业生都能就业,失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此,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主要还是就业观念存在问题,对于工资、岗位、就业地点的挑剔造成其就业过程难度加大,但最后绝大多数毕业生还是能够实现就业。[12]其次,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虽然家庭影响教育不平等这一现象客观存在,但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教育部门一直不断强化措施以弱化家庭影响,保护弱势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3][14]

上述争论表明,高校扩招后教育不平等是否真的扩大有待进一步探讨。对此,本文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后者,即高校扩招以来家庭对教育不平等影响。因为,劳动力市场变化造成教育不平等扩大的归因解释存在较大争议与分歧,而家庭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更为人们所接受。人们更相信那些优势家庭的子女凭借家庭的权力与财富资源,获得了高校扩招以来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塑造新的教育不平等。但是,这一观点与这些年来教育部门不断出台政策帮助贫困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以弱化家庭影响的现实是相悖的。对此,高校扩招究竟对教育平等是促进还是抑制,本文拟从家庭影响展开探讨。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策略

教育不平等的家庭影响,主要是指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源作用于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从而导致不同家庭间教育机会不平等。这种影响机制主要是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和家庭经济资源转化机制。[15]

第一,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是指父母拥有较高文化背景的家庭,子女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源,从而在竞争教育机会中占有优势。布迪厄认为受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接受和传承文化资源的过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和传递文化资源职责的社会机构。[16]家庭亦是如此,拥有文化资源的家庭的子女在获得教育机会上具有先天优势。文化再生产机制最典型的现象包括优势家庭在为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有能力做好事先安排,如聘请家庭教师和私人升学顾问;[17]甚至从子女幼年时便开始为进入大学做准备,他们所雇佣的私人顾问会帮助他们的子女提高进入精英幼儿园的概率,然后进入对应的小学,最终在精英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18]美国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父母上过大学的学生中,有71%进入4年制大学就读,而父母只是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学生,这一比例只有26%。[19]

第二,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是指家庭将其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子女获得教育机会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在现实中的表现,往往是在教育制度设计中特别为某些特定阶层和群体(通常是权贵阶层)预留位置。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特纳所描述的英国庇护流动模式,即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子弟从小就进入专门的学校,然后保送到一流大学,从而确保其子女日后的精英地位。特权排斥主要表现为机会垄断——在升学过程中完全背离择优录取原则,仅考虑社会出身,而将普通家庭背景的学生排斥在外。[15]在中国,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在特定时期亦对教育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邓贤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70%的大学生来源于干部家庭或有政治背景的家庭,[20]即使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依然发挥着作用,干部阶层的子女往往更容易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21]

第三,家庭经济资源转化机制,指的是家庭将拥有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获得教育机会的优势,其结果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家庭子女直接获得比其他家庭子女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换言之,与权力资源转化机制一样,即使孩子的学习表现相同,在经济资源转化机制下,优势家庭仍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家庭经济资源转化机制的表现,有优势家庭送子女进入高收费、质量好的私立学校,或是居住在高尚社区享有优质学校提供的教育等。[22]再如,在升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所学校有高、低两个录取线,仅仅通过低录取线的学生需要以“捐助”或“择校费”等形式,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后才会被录取,这在本质上是以经济资源换取教育机会。对于社会下层而言,当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已经构成经济负担,就会出现“考得取、上不起”的现象,这也是经济排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经济排斥通常表现为“插队”——在升学或择校时,基本按成绩择优依次录取,但存有一定的制度空间(通常在正常录取线的边缘)允许插队。如赞助入学、原双轨制下的自费生等。之所以称之为插队,是因为被录取者插在了同样考分但因没有经济能力或社会关系而落榜的人之前。[15]

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以后,家庭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上述3种主要机制是否发生变化,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由此可以考查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缩小与扩大。具体来看,本文首先以1999年为时间节点,考察和对比1999年前后,家庭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细化分析,本文把1999年高校扩招之前的历史时期又进一步划分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两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从不同时期家庭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的变化比较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高校扩招后家庭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的演变。据此,本文从2011年CSS数据库中分别抽取上述不同时期的样本,比较不同时期人们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受到的家庭影响。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提供的调查数据展开分析。CSS(Chinese Social Survey)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获取研究和了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本文研究使用的是2011年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在全国不同省份的128个县(区)共获取7026个有效个案。其中,男性占50.5%,女性占49.5%,平均年龄41.0岁,年龄标准差为13.8岁。

三、数据分析

(一)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

我国高校新生选拔实行的是高考政策,这一政策强调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选拔标准,对于拥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家庭而言,其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占据着优势(见表1)。具体来看,从1977年恢复高考政策一直到整个1980年代,父亲学历是小学的家庭组中只有2.2%和9.4%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学历,而在父亲学历是大学本科的家庭组中有26.7%和33.3%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学历,后者分别约为前者的12.1倍和3.5倍,差距极为悬殊。进入1990年代,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出现下降,上述两组比值分别下降为约10.4倍和2.9倍。而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上述现象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在父亲学历是小学的家庭组中有6.7%和8.2%的子女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而在父亲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家庭组中有33.4%和16.7%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两组比值下降到约5倍和2倍(见图1)。

可以看出,自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明显下降,原因主是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随着基础教育普及,不同家庭文化资源差距开始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第二,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录取分数线呈现下降趋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相当程度上惠及到那些文化资源不占优势的普通家庭;第三,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以及大学独立学院的设置,使得那些考分不够的考生,可以通过缴纳高额学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也使得那些文化资源不占优势但是率先富起来的家庭的子女,通过以钱换分的渠道,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相当程度被弱化了。

(二)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的影响

一般来看,不同职业地位的人们拥有的权力大小不等,这对家庭成员的各种发展机会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亦包括高等教育机会(见表2)。

首先,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整个1980年代来看,在父亲职业是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家庭组中,有20.6%和19.0%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而在父亲职业是农民的家庭组中只有1.8%和3.7%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前者分别约为后者的11.4倍和5.1倍。其次,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父亲职业是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家庭组中有20.9%和18.6%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而在父亲职业是农民的家庭组中只有2.8%和5.5%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前者分别约为后者的7. 5倍和3.4倍。

可以看出,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父亲权力的影响较之1980年代出现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虽然高校招生双轨制中出现“以钱换分”现象有碍公平,但是开通了一条新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渠道,这使得那些在文化资源与权力资源方面均不占优势又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家庭,有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途径。另外,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也在扩张,虽然不如1999年之后那样明显,但是在客观上也创造了较之以往更多的教育机会,使更多的家庭受益。

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大量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使得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难度下降,从而弱化了家庭的影响,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的影响亦不例外。从这一时期的情况来看,父亲职业是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家庭组中,有28.6%和21.4%的子女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大学专科学历,而在农民家庭中,这一比值分别是8.1%和6.6%,前者分别约为后者的3.5倍和3.2倍。可以看出,较之以往,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的影响呈现出下降(见图2)。

(三)家庭经济资源转化机制的影响

家庭资源转化机制中,财富是重要转化资源。在1977——1998年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家庭影响方面,财富资源转化机制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直接表现为富裕家庭与普通家庭的子女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差距不断扩大(见表3)。在1980年代上半期,收入处于最低20%的家庭中,子女考上大学的比例为25.7%,而收入处于最高20%的家庭中,子女考上大学的比例为29.8%,后者约为前者的1.2倍;然而进入1980年代下半期,最低20%的家庭中子女考上大学的比例虽然上升到38.2%,不过最高20%的家庭中子女考上大学的比例上升得更快,达到50.9%,后者约为前者的1.3倍;进入1990年代下半期之后,尤其高校扩招以后,这一比值恒定在1.4倍以上(见图3)。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家庭财富资源转化机制一直保持影响并略有增强。[23]总起来看,家庭财富资源成为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体的学习能力、经济实力成为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关键因素。

家庭经济资源转化机制保持并略有强化,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也没有出现下降,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加剧。家庭经济资源转化机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家庭间存在着贫富差距(如果没有贫富差距,意味着每个家庭拥有相同的财富为子女创造教育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快速扩大。据相关测算,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29,1990年上升到0.36, 1992年达到0.4,此后基本上都超过警戒水平0.4。[24]在此背景下,不同家庭拥有的财富出现巨大的差距,这意味着家庭在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财富成为重要转化资源。第二,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就开始探索试点招收自费生和委培生,收取较高的学费和委培费。[25]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国家允许高校计划外招生,收取学费。计划外招生实质上是以经济资源换取教育机会,这使得经济资源换取教育机会开始冲击着高考录取的学术标准。在相同的分数下,那些富裕家庭的学生可以通过家庭财富资源换得大学入学机会,分数面前不再人人平等,这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是不利的,当教育成本成为经济负担时就会出现“考得上、读不起”的现象。1999年高校扩招的同时,高校收费政策全面实施。普通高校招生收费标准一般每学年在5000元左右,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开支,一个大学生4年共需投入4万元左右,虽然政府出台相关助学贷款政策,但是教育成本负担对于经济弱势的家庭而言有着负面的影响,许多弱势家庭子女的入学愿望受到抑制。

由此,家庭资源影响教育机会的转化机制中,家庭财富的作用在高校扩招之后没有下降,并维持着影响。这使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和改革中获益较多的群体(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国企员工等)凭借其家庭拥有的经济优势,使其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26]

四、研究结论

总体来看,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家庭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在两个不同方向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从家庭对教育不平等影响下降的因素来看,文化再生产机制与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趋势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依然继续。这表明教育平等至少在这两个方面获得推进。原因主要是扩招创造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降低了大学入学门槛,弱化了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当然,机会的更多供给也减少了家庭权力竞技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从家庭对教育不平等影响上升的因素来看,家庭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机制保持并略有强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直到贫富分化的出现,不同家庭的经济条件对于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开始持续发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伴随着高校招生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有所强化。家庭经济条件不平等转化为高等教育不平等,成为目前影响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家庭因素。

虽然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化,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以下判断:高校扩招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有着积极的意义,弱化了家庭文化再生产机制与家庭权力资源转化机制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此,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提供更多教育机会,对促进教育平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高校扩招改革过程中,由于受到市场化的冲击,高校新生录取标准中出现更有利于富裕家庭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校在通过严格高考选拔录取新生之外,还设定一些特殊的渠道,如招录特长生、设立独立学院录取低分新生等,这使得相当数量占有经济优势的家庭通过高额学费投入子女特长教育或直接缴纳高额大学学费而以较低高考分数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这使得家庭的财富资源转化机制继续作用于高等教育不平等,有违教育公平。然而,不能将高校新生录取标准中出现的错误与扩大招生规模的政策相混淆,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本文分析上述结果的政策意义在于: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需要给予充分肯定。当前进一步缩小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重点应为规范高校新生录取标准,相关政策重心则是进一步弱化家庭财富不平等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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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mily resources on educational equ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ZHANG Xiu-juan1,2&HU Jian-guo3
(1.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2.Daxing CPC School of Beijing,Beijing 102600,China; 3.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Since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Chinese colleges in 1999,whether higher education inequity expands has caused much social concern and discussion.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 in 2011, this research has proved that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Chinese colleges has some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equity,thus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equity caused by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family 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mily power resources.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college enrollment,due to the marketization of education,the admission criterion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children in the wealthy families. This makes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household wealth resource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higher education equity,which goes against fairness in education.However,the problems of the admission standards are the same a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equ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should focus on standardizing the college admission criteria while the relevant policy should aim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wealth inequity.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family influence;equality in education;evolution

G521

A

1000-5110(2014)06-0114-08

[责任编辑: 刘胜兰]

2014-09-20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的教育平等变化研究”(10YJC840093)。

张秀娟(1974—),女,安徽颍上人,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兴区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