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婷婷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46)

文本与国别文学边界
——由赛珍珠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谈起*

倪婷婷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46)

赛珍珠《大地》等小说具有明显的中西文化双重属性,表明了作者的中国体验对其写作的重要影响。除了作者经历被多元作用的实际情形,文本是否反映中国式的情感意绪、价值观念及其程度、方式,应是研究者优先也是重点考量的因素,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边界的划分。赛珍珠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示了对不同身份作家的中国叙事进行文化意义辨识的必要性。作为主流现代汉语文学以外的形态,一些充分反映了作者中国现代性建构和想象的外语创作,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界,在多元文化日益交汇的当下,尤其值得正视。

文本;身份;赛珍珠;中国现代文学

一

虽然文学的书写语言或者作者的国籍是判断国别文学最通常的标准,就像我们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它所讨论的对象大多是那些中国国籍的作家以现代汉语为媒介的文学创作,但这一标准也只是具备相对的有效性。除了“主流”的文学现象外,越来越多的“例外”开始被发掘而引起关注,至少现在我们谈论20世纪60年代加入美国籍的张爱玲时,谈论台湾日据时期的日语作家吴浊流时,谈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写了不少漂亮的英文随笔的温源宁时,恐怕很难再那么淡定地把他们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疆域。在暂时搁置了作者的法律身份或文学的语言载体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作者的血统是否成为必须重视的因素呢?作者的族裔身份和其文化基因的关联性无法否认,因此,它在裁量作品属性时依然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可是这一依据存有的漏洞同样显而易见,否则海外华裔学者也不至于围绕“中国血统的神话”大做文章。①如香港出生的美籍华裔学者周蕾的系列论述。

那么,在诸多与文学地理概念相关的因素中,到底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呢,到底什么是综合考量的关键呢?或许只能是文本,只有以文本的表达内容和形式为考察中心,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排除诸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充分地凸显出文学本身的意义及其文化精神的属性。有人担心:“如果把内容是反映民族生活的、或者是形式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都算做是民族文学,所谓的民族文学往往会丧失其本体性”,[1]这种对乱贴民族文学标签的警惕无疑是必要的,但谁能否认民族文学的本体性必定依托于民族文学本身的事实?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没有什么比文本本身呈现的现代中国人的情感思维、意识观念以及表达方式和风格更重要的了。

在此前提下,王德威有关赛珍珠与中国文学话题的讨论具有新的启发意义。2012年5月王德威在南京大学演讲中表示:“在中国,在西方,赛珍珠的大名真的是特别地重要。”许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都是从《大地》和她的其他作品中获得的,王德威因此感叹“文学的力量有时候是难以估价的”。在这里,与其说王德威是肯定赛珍珠的影响,不如说他是强调她的《大地》和其他中国题材的小说所显示的力量。他进而又指出:“我们的现代的中国文学史或南京的现代文学史里面,是不是也应该包含了非华语所创作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呢。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认知,是不是仍然以传统的中文或者白话所写出来的作品,才认为是现代的一部分呢。所以,这些问题就逐渐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对象了。”[2]如果仅仅因为赛珍珠的小说为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美国读者认识中国做出了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该将其纳入描述的范围,无疑是荒谬的。王德威不过是借题发挥,由此提出突破既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疆域的大胆设想。尽管赛珍珠用英文写作,且本人无华裔血统,但从文本表达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大地》等中国题材的小说确实可以作为样本,为王德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王德威的这一设想与他近10年来有关“国家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的思考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一个华裔美籍学者,站在境外的立场上,他一直意图寻找打破以大陆为坐标的中国文学史版图的更大可能。2006年王德威在解释海外呼应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①2006年,王德威发表了多篇论文阐释海外汉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新术语Sinophone Literature时,认为它“甚至可以还延续到在欧美用英语创作的华裔作家”,因为“判断的工具就不再只是语言而已,变成了所谓的文化语汇”。[3][p.45,p.52]几年后,王德威借助于赛珍珠故事的讲述,不过是在继续引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非华语文本的关注,希望可以在更深广的层面上祛除传统政治历史压迫的阴影。尽管“华语语系文学”理论尚存有完善的空间,但王德威对文本“文化语汇”的重视,为探究中国现代汉语写作之外的文学形态提供了切实的思路支援,对一些大陆学者来说,也有助于他们修正自己或许尚未意识到的傲慢态度和偏狭立场,挣脱那种单纯而统一、永恒且僵硬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束缚,真正更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固有认知。

赛珍珠和她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从来都属于异类,原因很简单,作者的身份和文本的语言媒介均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要求。但是,从文本介入历史情境的力量和构筑文化空间的作用来看,赛珍珠的《大地》和她其他一些中国题材的小说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和想象并不逊色,那么,为什么这些作品就不可以作为“非典型”的却又是值得正视的资源,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阈呢?虽然赛珍珠的美国人身份和英语思维决定了《大地》等中国题材小说的“文化语汇”的杂糅性,但有谁能列举出一个代表了所谓纯正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文学样本?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即为现代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必定存有多样化的形态和种类,更何况现代中国文化的承传早已超越了政治历史实体的“中国”疆域,有什么理由对不同时空范围里中国文学延续发展的多样风景视而不见呢?因此,从一个实在的研究立场出发,由赛珍珠的话题,切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地理疆界的讨论,必将有利于对复杂现象的发掘和反思,也有利于对文学关键因素的理解和把握。

二

赛珍珠被中国人提起,多半与她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其实,在1931年《大地》刚刚出版不久,北平的两位中国教授即敏锐地意识到这部英文长篇小说对于中国的意义。叶公超评价说:“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这是唯一的一次。《大地》是这块国土的史诗,并且将作为史诗铭记在许许多多阅读过它的人们的心目中。”[4]而陈衡哲也同样称赞赛珍珠“忠实的创作意图、对人物持有真正的同情之心、脱离了做作的文风与腔调的束缚”,不过她同时又表示,赛珍珠的这种“同情心”也反映了“《大地》的作者终究是个外国人”。[5]叶公超和陈衡哲虽然都对赛珍珠的外国身份很敏感,但他们的分析评价主要还是基于《大地》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揭示。他们的看法与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赛珍珠的颁奖词十分接近:“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呈现”。[6]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赛珍珠来说,固然是莫大的荣誉,但其实得奖后的赛珍珠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反而招致更大的争议。

《大地》等小说翻译成中文后,赛珍珠的中国同行尤其是一些左翼作家表现出明显的鄙夷。他们耿耿于怀赛珍珠的“美国女教士”的身份,因而认定,从她的立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7][p.273]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所以“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反映在《大地》里,“这就完全让传教士的观点代替了艺术家的对于真实的追索了”。[8][p.72]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对赛珍珠的评价尚能围绕文本的分析展开,那么1949年后赛珍珠几乎被妖魔化为“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的代表,再也不可能有人去细究其小说逼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和角度,更不可能去领略作者隐含其间的真诚和善意。

从《大地》《儿子们》《分家》为中国读者熟知到作者离世近半个多世纪里,这个游移于中美文化和文学之间、墓碑上却只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的作家,在中国其实一直未能获得公正的评价。赛珍珠的小说当然谈不上尽善尽美,但作为一个非中国血统的作家,她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艺术呈现,事实上是很多同时期中国作家未必能企及的①上世纪90年代徐迟在《纪念赛珍珠》中认为:“她写的不比我们的最好的作品差,但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得多得多……如果说并不是写得尽善尽美的,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可是她确实写出了那么多那么丰富,那么形象,那么生动,而且是对茫茫神州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不给予较高的评价呢?全面地来看,它们是成功地写出了中华民国的那个时期的生活风貌来的。”(徐迟《网思想的小鱼》,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为一个中国同行,徐迟的看法算是对赛珍珠及其小说迟到却得体的回应。。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大地》《母亲》等小说尽管并不归属于“五四”新文学的正统谱系,赛珍珠本人也竭力想撇清与这个谱系的联系②赛珍珠在《中国小说——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表示她对中国小说知识的了解决定了她写作上的成就,她解释说:“我说中国小说时指的是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些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王玉国编著《赛珍珠》附录《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授奖仪式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27页。),可在文学表现的“真挚”和“普遍”性方面,这些小说无疑契合了新文学作家所遵循的“人的文学”原则,因而也散发出别致的新文学精神传统的魅力。

从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来看,仅仅以文本来为文学定位的准则也有可能失去效用。无论褒和贬,文本的解读和评价总会指向作者身世经历的追溯。这就像王德威谈到吴浊流的《南京杂感》显现了作者“非常暧昧的内心情怀”时,不会忘记交代流寓南京的吴浊流是一个“从殖民地台湾来的拿着日本护照的台湾人”;他在提示赛珍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当然也不会忘记强调赛珍珠非同寻常的经历:“出生四个月之后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2]这是已经老套却仍然管用的考察路径,尤其针对穿梭于不同国族、习俗、语言、文化之间的作家,如果他们的书写语言、国籍尚可以忽略,那么,铸造了他们文化人格的迁徙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无法回避的。

以法律和族裔的标准衡量,赛珍珠是地道的美国人,但是她的文化认同却明显具备双重性。她曾这样表示:“当我在中国时,我就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像中国人那样举止,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思想和感情。我在美国时,我就把两个世界之间的门关上。”[9][p.40]赛珍珠40岁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度过。“赛珍珠的父母在镇江不住在租界里面,而是居住中国人中间,这就使赛珍珠在会讲英语之前,就有机会学习中国话了。”[6][p.7-8]除了双语环境,童年时期分别从母亲和中国保姆、古文先生、左邻右里接受的中西文化熏陶,也塑形了她的情感、观念和思维,孕育了她日后的创作想象力。她尤其看重中国文学的启示作用,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赛珍珠解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实际上,赛珍珠的小说不乏与她同一血统的前辈——英国狄更斯的趣味,但她却断定自己就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小说传统中出生并培养成作家的”。[10][p.126,p.154]《大地》等众多小说对讲故事的热衷、对说书式单线结构的偏爱,以及通俗化的色彩等等,多少印证了赛珍珠在借鉴中国小说资源时的侧重。

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在文化的层面上,赛珍珠确实同时还拥有“中国身份”。这一“中国身份”尽管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类似于“寄养”的身世而获得,但对赛珍珠本人来说,它是将自己视为“中国小说家”的同类的依据。由于自襁褓时期始即逐渐形成的习性、感性、意识和表达方式均趋同于中国社群成员,赛珍珠即便回到美国数十年,仍然无法摆脱自我身份认同的苦恼。“她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她从来都没有习惯美国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美国找到家的感觉”。[9][p.199]这是一个在美国的“异乡人”的自我感觉。漂泊的灵魂无法安静地栖息,40年的中国经验成就了作家赛珍珠,也同时带给这个美国人终生无法消解的困惑。

三

讨论赛珍珠的小说与她文化意义上“中国身份”的关系,不含有任何褫夺赛珍珠美国作家头衔的意图,只是希望借助于赛珍珠的个案来扩展中国文学研究的思维视野,反思多重文化背景下声音交汇的问题,反思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文化本体性多层面关系的缠绕问题。如果可以套用王德威的提问方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无华人血统的作家用非华语所创作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呢?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难道就一定要包括那些华裔作家创作的文本吗?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同时指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围的确认。

既然遵循文本优先定位的原则,那么,这两个问题中作家族裔身份的因素自然应该是次要的了。而对赛珍珠的阐释,其实已经隐含了答案。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作品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独到的感知、判断和审美的性质,那么,无论是有中国血统还是无中国血统的人所写,它们都有可能归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但事实上,在赛珍珠生活的20世纪,甚至直到21世纪的今天,无华人血统的作家创作的中国题材文本屡见不鲜,可真正在情感、价值观、思维及话语表达方式上都能证明它就是现代中国文化造物的,这样的文本确实并不多见。不管是那些只在中国短暂停留过的游历者所描绘的中国印象,还是那些“中国通”们讲述的中国故事,如英国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法国马尔罗的《人的命运》,美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荷兰高罗佩的《狄公断案大观》,还有近年来吸引了批评界眼球的美国彼得·海斯勒(何伟)的《江城》、日本辻井桥的《桃幻记》,这些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的纪实或虚构类的文本,尽管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或历史,表现了对这个国度的普通人生存及信念的同情,而它们观照中国的视点也并不一定与民族优越感挂钩,但是,它们多多少少仍然显示了作者文化上的隔膜或分寸感拿捏时的偏差。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些作家的视野里终究是“他者”的镜像。如果无中国血统的作家没有赛珍珠似的早年经历记忆,缺少那种在成长期业已养成的对中国文化的敏锐感知,那么,他们要超越自身族群文化模式的限定,像中国人那样感觉、思考和表达,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赛珍珠的意义具有启示性,却并无普泛性,至少迄今为止,大部分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文本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分界线并不模糊。因为有赛珍珠的存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原本应该是肯定的,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样本和事实支撑,问题的提出本身尽管拓开了思考的空间,却难免还是有点纸上谈兵。随着族群的迁徙、国族文化的跨越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部分,类似赛珍珠这样归属于中外双重或多重文化且贡献卓著的作家,或许不再是个别或特例,到那时,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回应,应该可以获得充足的底气。

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赛珍珠用她的小说证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老理儿在20世纪已经不靠谱,反过来,“血浓于水”的定律也不过是置身“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国人一厢情愿的期许。在文化中国或“大中国”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里,中国作家的定义如果不顾及国籍或语言,中国血统原本是最醒目的分辨标记,因而中国本土作家、移民作家、海外土生华裔作家很容易被视为同类,也不奇怪。然而,如果以文本定位文学的性质和归属,同样有着中国血统的作家由于他们的自我认同不尽一致,他们的创作之间存有的距离其实不可以道里计,那么,将那些文本都放到一体性的中国文学框架中混为一谈,只能是牵强附会。因此,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立场上,对各种形态的文本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辨识,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声称:“我的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11][p.9]确实如此,她的小说《女勇士》和《孙行者》尽管掺入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元素,但韵味还是美国式的。那些中国的传说和神话在她的笔下已经演绎成美国的传奇,无论是花木兰还是孙悟空,都不过是中国符号的借用。而在价值观上,这些美国土生华裔作家更鲜明反映出美国取向。如被美国主流社会看作“模范少数族裔”代表的黄玉雪坦言:“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在这个国家(美国——笔者注)比在其他国家更有机会”。[12][p.6]她的《华女阿五》能在美国流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在许多方面符合美国基本的文化神话之一:通过艰苦工作,勤俭和抓住机遇,移民家庭便能逐渐实现美国梦”。这部自传体小说“向世人展示她逐渐明白美国个人主义的伟大信仰,明白自我发展和成名的权利”。[12][p.1]土生华裔作家以及幼年移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大多是从长辈那里接触到祖先文化的,这样的文化已经历了异国“本土化”过程,加上她/他们成长过程中少有“在场”的中国体验和中国生活的实际记忆,日后也就很难体察中国经验的细微精妙。中国叙事作为这些作家确立自我独特性的凭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与异邦人的中国想象或幻象剥离。

当然,土生华裔作家也并非铁板一块。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林路德出生在旧金山,周岁时被母亲带到香港外祖母家,直到中学毕业后才回到美国。这段经历赋予了她基本的中国感性,使得她写《千金》时,能够很自然地摈弃美国社会对中国妇女的刻板印象,把女主人公勤劳勇敢、独立自强的形象生动地还原出来。在此意义上,《千金》挑战了中国人顺从温和的定型,也打破了大众文学中“美国梦”的固有套路。林路德没有在文化符号上做文章,但却显现了与中国现代文化较为亲近的关系。尽管如此,由于林路德对19世纪中国农村家庭生活了解不足,自身的中国体验也相对有限,小说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太真实的细节——她让一个中国家庭多次讨论要不要“卖”掉女儿,来表示他们男尊女卑观念的愚昧。这样的描写显然不符合中国父母和他们的女儿情感交流的真实,而是出自林路德对女主人公“千金”身份的反讽意图。与其他土生华裔作家相比,林路德在中国性和现代性方面的融合比较从容,但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仍然存有夹生的情况。

土生华裔作家以及幼年移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文化背景错综复杂,他们最擅长的主题通常离不开文化身份的构建,凸显出作者自我探寻过程中的焦虑。因此,在文化方向感和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上,他们与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蒋彝之类的移民作家显然无法同日而语。

有人在评价蒋彝时,将他和另一个波兰裔作家做对比,说蒋彝的内心“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波兰裔作家埃文·霍夫曼(Evan Hoffman)从小就被带到加拿大,并在美国接受教育,她曾在作品《在转译中失落》(Lost in Translation)里精彩描述了移民的复杂情结。蒋彝从未失落,但他也不曾被转译。”[13][p.7]埃文·霍夫曼的身份困惑,其实也是土生华裔作家以及幼年移居他国的华裔作家共有的。与蒋彝们稳定的中国身份认同相比,土生华裔作家作为多种文化塑造而成的个体,中国文化不过只是他们身份结构中的一个层面,他们很难完整精准地呈现出中国式的情感、思维和表达,因此,以中国文学的视角去观照这些作家作品,需要审慎理性的态度,细致识别它们是否具备真正的中国感性、中国意识的因素,以此来确定在中国文学之内还是之外的位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这些土生华裔作家的中国叙事,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比较视野方面,那些文本中反映出来的对中国的偏见或洞见,曲解或正解,常常是中国本土作家观照和思维的盲区,之间的落差和错位也正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与土生华裔作家有别,蒋彝、黎锦扬、程抱一,以及更年轻些的如哈金、戴思杰等移民作家,由于教养、学养与中国本土作家有较多的相似,而他们的思维、记忆和文学表达方式也与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存有不少的重叠,因而在承认他们的作品属于移居国文学一部分的同时,未尝不可以视它们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已经成名的作家如林语堂、凌叔华、张爱玲、高行健、严歌苓,他们的中国作家身份早已确立,创作个性业已成熟。他们无论是否用中文书写,稳定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必定规约着他们的思维和表达,以致他们的外语作品中也明显留下了中文思维的痕迹。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即便在美国用英文书写,仍然不折不扣地从中国记忆中寻找资源和动力。从《秧歌》《北地胭脂》,到《雷峰塔》《易经》,无不与国内期间的中文文本构成回环繁复的互文关系,从中不难看到张爱玲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家族史和个人成长期创伤记忆的梦魇,而且她的艺术思维也一如既往。美国文化以及英语写作本身不足以对她既成的创作个性构成压迫,即便她的小说已占据美国文学史的篇幅,张爱玲还是张爱玲,她的那些英语文本仍然顽强地显现着无法遮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性。

基于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浪潮以及语言和文化更错综复杂的交流情形,早几年即有学者提醒中国学界有必要注视全新的文化局面,认为正是那些在中国出生成长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作家,“把中国文学,或者说‘文化中国’的文学,推出了汉语的边界,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宝贵贡献。应当说,他们写的既是外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14]这样的认识无疑反映了明智且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世界范围内,既然像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是美国文学叙述的对象,却又是俄国文学的骄傲,那么,为什么用移居国语言写作的林语堂、张爱玲和年轻的哈金、戴思杰们,就不能为他们的祖国文学包容呢?而对那些非华裔却在中文环境中成长的作家如赛珍珠,以及那些土生华裔作家的中国叙事,一方面需要注意他们的身份和经历被多元作用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到他们具体的文本中寻找答案。对作家作品精辟的洞察和诚实的解析,两种途径的交集最终可以显现更准确的文学定位。

国别文学的界限不可能如戒备森严的海关,中国文学也不可能与政治历史地理意义上的实体的中国构成完全对应的关系。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性的意义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拓展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不同时空范畴下的现代中国人的情思和意绪、记忆和思维也会不断地调整更新。作为想象世界和审美意义上的“中国味道”,它通过文本必将得以传递和表达,因而文本必然成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边界的关键因素。在此前提下,包括了胡适、周作人、陈衡哲、陶晶孙、温源宁、杨刚、叶君健等在内的外语创作在中国文学疆域中的地位,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了。

[1] 刘伟.民族作家非母语写作的性质和归属[N].中国民族报,2010-6-25.

[2] 王德威.南京的文学史:11个关键时刻[J].扬子江评论,2012,(4).

[3] 李凤亮.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判家访谈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 叶公超.郭英剑译.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J].镇江师专学报,1999,(1). [5] 陈衡哲.郭英剑译.合情合理地看待中国——评赛珍珠的《大地》[J].镇江师专学报,1999,(1). [6] 王玉国.赛珍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9] 希拉里·斯波林著.张秀旭,靳晓莲译.赛珍珠在中国[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10] 赛珍珠.中国小说——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A].王玉国编著.赛珍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1] 林路德著.阿良译.千金[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有限公司,2011.

[12] 黄玉雪著.张龙海译.华女阿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3] 蒋彝著,罗漪文,罗丽如译.牛津画记[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4] 赵毅衡.一个迫使我们注视的世界现象——中国血统作家用外语写作[N].文艺报,2008-2-26.

Text and country-specific boundary of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rl S.Buck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l Ting-ting
(Center of New Literature of China,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Pearl S.Buck's The Good Earth and other novels have obvious dual attribut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which reveals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China on her writing.In addition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factors like whether the text is intended to reflect the Chinese-style feelings and threads of emotions,the values and the style should be researchers'priorities and focus of consideration,since they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Pearl S.Buck'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reveals the ne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ives about China from authors of different identities.As a form outside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me works in foreign languages that fully reflect the authors'construction and imagination of China's modernism,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ey are particularly worth serious attention,especially at the present moment when diverse cultures tend to fuse.

text;identity;Pearl S.Buck;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2

A

1000-5110(2014)06-0070-07

[责任编辑: 肖国荣]

2014-01-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论”(13JJD750009)阶段性成果。

倪婷婷(1962—),女,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