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跃，谷家荣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云南昆明，650031；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精神共同体：有序边疆社会构造的基础逻辑*

蒲跃，谷家荣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云南昆明，650031；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文化和物质利益不仅是主导边境民族构造地方社会的重要因由，而且其作为边民社会的影响力还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历时性特征。滇越跨境民族基于族群共识的文化而创构出来的地方性社会，被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改造成较具经济理性的工具社会，边境民族在行为时经常困扰在工具理性和文化价值双重因素的选择过程中，价值和工具因素直接摇摆着边境民族心理，民族国家只有基于边境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工具理性层面，才能根植性培养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精神共同体；有序边疆；基础逻辑

秩序是人们基于共识的价值观所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态势。边疆民族多元价值观使区域性社会秩序的维持更加复杂，严重障碍边疆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创造。放大区域空间，基于同质性价值理念构造的社会定会遭遇其他类型的文化挑战，大大加重国家边疆建设和治理成本。如果差异性价值观主导的社区秩序在社会交互进程中不能相融相补，不和谐就极有可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很难整齐出一个能够完全迎合社群的共同价值，有序边疆社会很难成为事实。全球化背景下，边民多样的传统文化价值再度承受多种外来文化改造，培养和维持边疆民族认同国家的文化意识不得不面对更多更为复杂的外来因素，何以创造和维续一个“美美与共”的精神边疆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研究选题。

一、价值共同体：传统边民社会的文化本真态

通常意义上讲，人们创造价值理念时，离不开多样社会实践的模塑。正是人类多样的社会实践行为才逐渐塑造出社会主体共识的理想社会，从而创造出人们共同认可的秩序。当然，由于社会主体多样（个人、群体、国家），多样社会主体的多种价值观念较量使社会秩序创造往往兼具多样性特点（如：藤尼斯的“机械团体”和“有机团体”划分；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理论表述）。基于拥有强社会价值的社群而言，地缘性社区秩序的塑动力因缘于群体认同的价值。不可否认，整齐和拥有纯同质性的社会往往很难从理想变为社会真实。从相对中观的社群内部来看，社群主体成员各自认同并服从其共同体价值，群体呈现出来的价值与个体拥有的价值具有较大程度的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群体价值取向表达了社群中的个体价值，作为一个拥有强烈文化凝聚力的“机械社区”，其创造和再模塑地方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使命便可以通过社区权威人物来有效“代理”。权威人物的产生基缘于社区共同体成员认同的传统文化理念。权威人物在履行社区价值“代理人”过程中，不能歪曲社群价值，更不能自我心怀私念以自我的个体价值来置换群体价值。在这种拥有较高同质性价值的“机械社会”里，其秩序的创造和维持基本上都由懂得地方事故的精英人物负责统筹。也即，城市社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社区代表担负首要职责；农村社区，尤其是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的边疆民族地区，基于文化价值观念生产有序社会的地方社会要务便转移到拥有丰富地方生活经验的长辈们身上。

边疆民族社会异于内地农村。传统的内地农村社会虽然和边疆民族地区一样，有丰富社会阅历的长辈主导着村寨，但长辈权威多是拥有土地、森林等资源而获得附带“横暴”性质的，这些人通过把握和摆渡农民的生存机会来增长个人威慑力。在过去，长老规则下的内地农村多是缺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边疆民族社会的长辈权威则更多基于其带领或组织族人在迁徙流动中智慧克服多种生活困境产生的。人们依照族长意志，最终在艰难的边地环境中赢得族人的生存机会。所以，边疆民族社会中的长辈权威是一种“同意”性质的权威。长老经由族人生活真实经历才被共识认同和共识赋予的特殊位权。权威人物的象征力植根于地域空间里的所有社会成员，族长权威多通过其“卫民”行为体现出来。本质上讲，边疆民族地区，因由族群认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而构造出来的价值共同体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互敬互爱、荣辱与共、重情重义的和谐社区。“情”、“德”、“仁”、“孝”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始终浓郁弥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从久远的人类繁衍和民族演进历程来看，无论是内地民族还是边疆民族，其地域聚合体来都程度不同地记忆下因由族人长期历史迁徙而镌刻在族群意识中的文化知识。这种归属于族群的文化要素充分表征了一个族体的族性。

从历史纵横截面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互动现象极为显明。先秦时期，多民族（部族）混居中原，经长时期发展，及至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居民和周边地区居民在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初步显现。中原地区民族是原地各民族居民和由周边地区进入中原地区人口的共同体，也就是后来汉族的基础；而周边地区民族组成情况就要更为复杂些，从总体上讲可分为原地居民、由中原迁出居民（包括“夷狄”和“华夏”）和由更边远地区居民迁入这三部分人组合而成，这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边疆少数民族。［1］（P7-8）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相当早的时期，黄河中游出现的华夏民族，像滚雪球一样把周围的民族吸收并占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东亚平原，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渗入其他民族聚居区，逐渐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2］（P4）各民族交融互动塑造不同类属族团的过程中，创造了归属于不同族体的丰富文化遗产。

定居国家边境的少数民族，这种内涵先辈族人沉重生存代价的文化记忆更为“根骨”。迁徙流动是跨境民族普遍拥有的历时性生活现象，跨境民族之所以跨越不同国家界限生居，本身是不同历史因由迫使迁流而制造的结果。相同文化族群不但不会因迁徙异国而遗忘本族生活知识，而且人们在迁徙流动过程中还经常通过语言、仪式、服饰、节日、姓氏等多种文化元素来识认族群人员。很多跨境民族在长期迁徙流动中，不但没有消减民族本有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反，还铸筑了跨境民族记忆和有效保有本民族传统性文化的族群心理。也即，地域空间的变化不仅没有消弭民族成员的共祖记忆，而且人们还在跨越国境的异地生活环境中构造起本属于文化民族本有的社会空间。①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尤其是直接接壤于越南北部边境的文山州麻栗坡、富宁和马关县，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民间收藏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许多文本以家谱的形式记忆本族群体迁徙流动的过程路线，清晰了家祖的祖源地，边民视其为珍宝，将其较为妥善地保留。

边疆民族传统的生活地域是完全意义上的价值共同体。共同体始终价值性标识边疆民族心理意识。这种族文化标识的意义空间，族群成员更加尊重传统和用心记忆经由历史和祖辈创造并代继传承的文化习俗。在传统的边民社会，长辈因记忆和积淀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实体性地象征族群成员共同认可的文化理念。族群生活的有形边界空间实质上就是一个浓郁族群文化的价值区场，有形的地理边界很好地切合边民长期创造和共享的丰富文化。边民生活地域是一个价值空间。人们在这个价值标识的地域社会，意义和象征成为人们的生活规则，主导着边疆民族构造边地社会。这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的边地空间，仪式往往是长者塑造个人权威和边民生产社会结构的最佳途径，即便是跨越国境生活的边境民族，人们依然共享相同的文化仪式。群体性祭奠先祖的仪式过程中，人们凝练有强烈的族属意识，从而更为强劲地维续着边民构造的价值共同体。

二、工具社会：现代边民社会的异文化垒叠

全球化已成为近乎世人都会遭遇的生活浪潮。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尽管全球化浪潮没有了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用以撬开传统中华帝国大门的坚船利炮，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并不会因硝烟离散而偃旗息鼓，借助全球化的浪潮而从西方卷来的文化“沙尘暴”，使中西文化无时不在碰撞和较量中博弈，不但直接冲击我国的大众文化，而且也悄悄向民族地区渗透，兴致地“啃噬”我国边疆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边民浓郁的传统文化受到较大程度的稀释。当西方先进文化成为边疆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选择时，标志着全球化浪潮已经将曾经遥远的边疆民族社会转型为没有地域空间区隔的普同性的人类文化共同体。经济理性充斥边疆民族主体意识并成为边民行为表达时的参照标准时，实际上边疆民族已经成为全球化浪潮的积极参与者和拥护者，从而使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叠垒”进更多的异文化要素。边疆少数民族本有的传统文化慢慢被人们认同的工具意识分解，边疆民族社会最终步入“齐向西看”的经济理性“生态”。市场经济附带进来的工具意识旋即开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显身手”。当经济增长成为民族国家推进地方社会发展的标识并被地方边疆民族作为理性选择时，也就意味着传统的边疆民族文化将会面临被大尺度稀释的厄运。传统文化表意的边地，本是空静神山、碧海蓝天、雪域圣湖、芳草茵绿的大自然本有的活态，福享其间的边疆民族基于生地特有的自然生态，创造出同归属于大自然本身和人类群体的原生态文化。然而，随着快步发展经济的政府使命充分作用于边疆，以振兴地方社会为由的道义经济在边疆作为，边疆民族不得不异地搬迁，鼓掌欢迎拥有经济资本的商家和拥有权力资源的官员在家门口组合，改造秀美边疆，建设美丽中国。但多种复杂因素的客观存在，主导社会发展的政府和资本力量在边地“热闹”之后，除具有国家重要标识意义的边疆“工程”达到预想目的之外，很多建设行为并没有把边疆民族自觉发展的生产力培养出来。国家帮扶力量撤离边地，边疆民族再度沦入贫困群体。更严重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不作为”的一些工程项目，还极容易忘记“生态文明”这个根本原则。一些地方权力资源拥有者为了站稳和攀附更高的权力科层，往往会无意识地“遗忘”传统文化和生态保护的边民关怀。一些附带高污染的“名企”转移到西部边疆转移也很少遇到政策阻力。这样，富民惠民的边疆建设意识就很可能会制造出许多毁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发展的有序化建设将会更加缺失社会机会。

全球化浪潮使边疆民族社会逐渐完成从传统价值共同体向工具理性社会转变。日常生活中，人们虽仍还不同程度地消费价值共同体的传统文化规则，但物质理性较大地占据了边疆民族的意识，人们仿模都市社会重有形礼物而轻礼俗的行为逻辑交往，人情来往强调金钱和权力，社会关系中讲求交易，很大程度缺少了共同体时代的“情面”，从而在边地演绎并最终构造出一个“冰冷”人情往来而“火热”礼物交易的陌生人社会。这种深度重叠工具理性的边疆社区，个体成员表面上聚合在族群文化整合的地域社会，但实际上则是极度缺失精神内核的无机社会。历史长时段看，受益全球化，屡度贫困攀缠的边民富增了物质财富，家庭生活存在显著改善，但作为一个缺少人口流动的熟人社会，物质在填补边疆民族贫困生活事实的过程中逐渐置换出一个少有人情味的半熟人半陌生人社会。曾经的礼尚往来和互助邻帮成为了礼物往来、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全球化创造的精神空虚连许多遥居国家边疆的少数民族也未能免遭邂逅。

依循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异文化要素还容易将传统价值共同体中的各种仪式文化活动临摹成较具经济色彩的展演和国家体制内权力精英有所作为的富民惠民宣传活动。在稀释传统价值特质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将边民传统时期共识的群体祖祭仪式抽离和化就成远离仪式原本文化特质的新文化，传统仪式文化逐渐“失灵”。从传统文化保护角度来看，在缺乏有效监督和社会自觉的前提下，遥远边疆民族地区基于权力和资本双重组合的边疆建设的“后遗症”不可避免。商业化炒作下，一些民族地区限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人们会积极人为地“包装”失传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给曾经的民族文化本来面目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文化“粉”。此外，即使失传民间的优秀文化得到抢救性恢复，但为迎合增长经济的地方社会政治任务，速又被既得利益群体人为地引道上异质化发展的“星光”大道。需知，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世代传承才得以存留的文化遗产，有了这个民魂，民族实体的存在才具有根源，民族世代发展才能存续辉煌的谱系。这种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边疆建设思维会有意无意地沦丧边民群体本有的文化“家底”。殊不知，“前台”是民俗艺术精品展览和文化艺术表演，“后台”则是准备从民族文化中获取“文化财”的坐等商家。他们虎视那些曾经遥远而不被世人重视的精优少数民族文化，认为在政府权力资本的场景创造下，发民族文化这笔财将会“大有可观”。这种极端经济功利的边疆发展模式，一方面有意无意地疏远了确实无利可图的边缘弱势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使流失民间的优秀民族文化，借市场炒作而背离民族文化原生态，迈向高度产业化的路子。这样，人们对抢救性恢复的优秀文化进行掠夺性开发，将民族文化中的文化成分榨干后，剩下的只是商家追逐经济利益的“外壳”，最终导致了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彻底枯竭。

三、价值与工具之间：当代边民社会的结构方格

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构造起来的结合体。人作为社会构成的重要构成要素，因其多样价值而使社会呈现出多元面向。凝聚社会的意志差异在塑造社会价值时，也创造出各具群体价值的社会形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藤尼斯曾发明“共同体”和“社会”两个词汇来表述人类发展的两种过程形式，并相应地赋予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两个概念来指意这两种社会形态。腾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在自然基础和有关人员本能中意的记忆之上。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相反，社会则是产生于众多思想和行为的有机协调的联合体。社会基本上是分离的，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与这两种形态息息相关的是人的意志。腾尼斯把人的意志区分为人的本质意志和人的选择意志。他把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人的一种愿望称为本质意志。本质意志是人的身体或生命的统一原则，有本能中意、习惯、记忆形式。藤尼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人的愿望称为选择意志。这种意志摆脱了身体、心理和从祖先继承的各种有机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它是思维本身的产物。

在现代化背景下，虽然传统已经在全球化浪潮中沾染异文化，但其传统的核心特质仍具生命力。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把改革开放升格为国家核心建设意志开始，全球化浪潮便在中国领地获得了充分的生存空间。随着“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步子要更大些、不管姓资或姓社、不管白猫或黑猫，抓到老鼠的猫都是好猫”等表述中国的科学意志以更开放姿态建设富强新中国成为“不动摇”的国家意志后，国家攀上经济快步发展的脚步。在当下，即便以欧洲为“元点”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疲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当下，人民币却不贬值，国家经济仍始终保持在近乎两位数的快速发展，赶超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个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的外贸投大国。开放发展的新中国不可能完全借用西方经验发展本国经济，西方各种负面文化要素跟随全球化浪潮“入土”华夏中原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即使在遥远的边疆民族地区，边民也不可避免地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自觉为经济理性选择的行动者。时下，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大尺度差距的客观事实，刺激了西部边疆民族异地流动沿海发达地区寻找自富新路已是普现象。“孔雀东南飞而麻雀西北飞”已经转型为“孔雀麻雀都东南飞”的社会视像。这部分“东飞”的社群，青年人占有绝大多数，即便是没有文化知识的边远山区青年，受村寨外出务工人员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的刺激，他们也不再心安静居于边村重年复一年、辈从一辈的枯燥乏味的山地农耕生活，更换手中的放牛鞭已成为很多农村青年梦想和追求的理想生活。迈出乡野，异地异族交往，边疆民族在传播自我传统文化价值过程中也吸收外来文化。一些长期在外并被异文化深度改造的流动边民，逢年节回到原生地时，还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不能调适生地文化的沮丧感。一些女性青年在文化调适的艰难历程中，便通过婚姻的形式获取远离生居地生活的机会，步入更为经济理性的生活场域。男青年也会通过多重渠道积极在外出打工地域获取生居的机会。当然，这毕竟只是边地流动人群由于受外来工具理性思维的影响而表现出的单位行动。重要的是，这些流动并接受异文化营养的青年群体，他们在从生地到异地、再从异地到生地的流动中，有效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他们将全球化创造的市场经济意识传递到国家边疆，使边疆民族代继保有的传统文化直接性遭遇异文化改造，从而使很多边民在文化权衡过程中，逐渐改变传统观念意识，开始权衡贫困缠绕和传统文化罩萦的边地生境的留存价值。正当边民左右摇摆传统观念的时候，民族国家制度规范的建设工程开始下乡，遥远边地成为国家制度安排的建设对象。国家边疆建设工程的成功确实有效变化了边民生活环境。但边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为民族国家权力和意志下移遥远边疆制造条件的同时，也为异文化“入边”创造了机会，从而催化了意识动摇的边疆民族快步接受异文化的意志。

其实，一种新文化要素能否被文化主体持有，地缘往往具有较大的决定力。尽管全球化浪潮在华夏中原“大有作为”，但在远离国家经济社会中心地的很多边区，全球化并不具有等同于中国内地社会的“化就力”，边疆民族地区尽管萌发出工具理性的社会属性但它并没有完全普化或者说完全道德化为所有边疆民族共识性认同的“根骨”逻辑。基于文化价值构造的边民共同体仍占有很大比重，价值也依然是边民构造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边疆民族地区即便是极度工具理性改造的边境社会，绝大多数边民群体依然在全力地维续着作为族属自身的文化元素。云南红河州接壤越南北部边境的金平、绿春县的很多边疆民族村寨，尽管外出生地的子女们已经不理想向祖辈人一样穿戴标识族属身份的民族服饰，但父母亲一般都会为子女们准备一套民族文化特质显明的服饰，留待民族传统节日或者是其他重要仪式场合穿戴。村寨中，尽管传统的祭典“失灵”为供人们展演的庆典，但不管怎么说传统的习俗仍然变异性的延续着，作为拥有相同族属身份定位的边民群体并没有遗忘其共有的族缘，其共祖意识依然深深嵌入在边疆民族主体意识，属于边疆民族的族群价值理念始终嵌套在异化有工具理性意识的边民社会。

边疆民族生活共同体是传统价值取向构织起来的牢固社区组织，集体意识的产生和消解都会生发巨大“张力”。在极为显明的文化转型过程中，那些参与文化改造或者说生产“新”文化的社会成员，由于其本身是文化生产过程中创生的利益群体的成员，因而他们不仅能够完全适应这种新文化，而且还时时身体力行地推新出多种满足利益群体的异样新文化。而对于很多远离新文化生产群体的边疆民族而言，文化的急剧转型不仅让他们感到难以调适，而且由于没有机会障碍全球化迅猛来势，外来文化异化生地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无形中在边疆民族心理滋生缺信于永远有机会怀抱美好未来的恐惧感和失落感。当这种意识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就会通过各种另类的行动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报复那种本就不属于边疆民族的文化转型。一旦边疆民族个体的心理意识凝化为族群共有的意识信仰，则祸乱边疆民族地区正常社会秩序的各样群体行为就会产生，直接威胁到民族国家有形地理边疆社会的有序化和正常化。

全球化背景下，受不同民族国家主流文化以及生地生存环境的影响，边民群体被多国多元文化改造成更具物质利益的选择意志群体，边民生活惯常性地交织着基于诉求文化心理的价值意志和基于物质利益表达甚至获取的工具意志，边疆民族在切合民族国家以及族群文化和物质利益的双重意义上来创造属于地方边民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边疆民族泛化地跟随全球化背景下的工具理性行走，其传统文化意识将会得到新的“大解放”。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边民尤其是那些拥有资源但又不能基于资源而获得财富的边疆少数民族，在权衡经济利益得失的过程中，其财富机会被剥夺的个体意识逐渐凝固成为群体的集体意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民族国家的边疆建设行为不能有效地迎合地方边民的群体需求，就会激发并导致边民群体产生报复性的集体事件。边民通常不具有恒久性的民族国家归属和认同意志，虽然边疆民族总是在迎合边民群体的利益来构造属于群体拥有的地方性社会，但事实上民族国家在边民创造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对于民族国家的归属具有较大自主的选择权，民族国家因边疆建设改造而形塑的国家象征力，才是创造边民国家认同意识的关键。有序的边疆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容纳纠纷并能够用制度化的方式合理解决纠纷的社会，是一个通过纠纷解决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由于边民群体遭遇工具意识的多重影响，国家还改造边疆的行动中，还必须制度性地平衡不同边民主体的物质利益，把改善中越边境地区极为贫困的部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作为边区工作的重要内容，才能有效提升边民的国家意识。国家要让边疆民族始终保有认同归属国家的主体意识，必须创造条件使边民获得价值性地表达和诉求族群心理意识。这样，即便边疆民族拥有充分地选择意志，强国家象征力根植于边民群体的主体意识之中，边疆民族对主权归属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就会长久性地保有。

四、精神作为象征：契合国家和边民的利益生产规则

精神共同体是民族国家边疆建设的一种“理想型”。它是在人们充分享有物质利益和文化消费需求社会机会的基础上凝练的人类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聚合体。在这种模式里，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本我”、“他者”、“我群”、“他群”甚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社群都完全被国家象征牢固地整合在一起，构成民族国家的个体和群体始终思想归依自己的主权国家，个体单位行动或群体社区行为都以保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根本准则，尽管民族文化多元和生地环境差别多样，但人们共识的国家象征这条至上的精神表意将复杂社会整合成弥合了多种差异的同质性社会。当“为国家”成为每个社会个体最主要的行动目的时，国家象征就犹如一张血脉系谱，通透在整个人类社会，即使受外宗教等外在因素撕裂一道诸如鼓动部分人群暴动的“缺口”，也会因为国家象征的存在而得到较快愈合。在这样的社会，公正正义充斥在国疆内每个角落，国与边、家与国不会因为实体构成的不同或地域空间的遥远区隔而丧失享有各种社会机会，国家利益始终能够得到边民行动维护。

基于国家象征之上的理想共同体的存在需要具备三方面条件。首先，边疆民族物质利益满足。让国家象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边疆民族集体意识，关键的活水之“源”在于民族国家本身。国家作为精神象征能在边地“有作为”，并不是说国家制造出一个能表意民族国家实体的“物”，基于“物”所符号有的国家神圣，渐而昭示子民并在遥远边地动员边民护卫国家边疆安全。国家象征的出现和国家精神能让边疆民族非常道义地去“为了国家”而行动，基点归结于民族国家边疆建设意志及其所推引出来的各种惠边政策。如果民族国家以更加科学发展的姿态善治边疆，积极通过制度的设置和施行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边民拥有充分利益享有和文化表达机会，那么国家象征就会悄悄地根植于边地，而且根本不需要附加任何形式的所谓的“打造”成本，它就能够得到边疆民族积极拥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自从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始终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要义。“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惨痛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实践之后，改革开放才最终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志。随着“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建设性引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充分巩固，边疆民族精神一体地聚合到民族国家实体范围之内。这是需要持之以恒坚持的路向，民族国家需要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创新制度，更加科学地让边疆民族享有社会建设财富的机会。

其次，边疆民族文化利益满足。文化是人们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中创造出来的经验知识。赋予边疆尤其是遥远边地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边疆民族适应生地环境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知识。人们因由共同的区域生活经验从而造就出归属于族群自身的文化图谱，这些文化图谱最终经由族群共同心理文化素质体现出来。心理是决定人们行动的核心要素。一些边疆民族之所以表现出认同和不认同国家，都是其多重文化心理较量选择的结果。中国边疆辽野，国家意志和政策下移边疆时，不可能完全排除因由地方过程环节而出现弱化或错位于国家原本政策意志的情况，挫伤边疆民族族群文化心理，进而导致边疆出现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过程事件”。这是民族国家塑造精神共同体时最不应该出现的内容。附带有国家意义的边疆建设行为让边地民族不能感受到充分的惠民性质，积厌超过人们可以忍耐心理极限之后，边民就极可能会做出群体性事件来回应，从而使本具有强富民惠边的国家边疆建设意志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转型为制造地方不稳定事件的行为，较大地远离了民族国家的本来意志。国家边疆建设行为其实是塑造和增强边疆民族国家认同心理的行为，如果边疆民族都共识性地强烈认同自己的主权国家，那么疆国一体的国家理想就能得到恒久巩固。

文化是人们基于客观生活事实基础上的知识抽象，文化心理的形成往往是人们所经历的多重社会事实共同作用下的一种选择性聚合。决定和影响人们文化心理成长变化的因素通常不是单一性，多样的文化心理塑造因子不同时点和空间地点的作用力往往是不一样的。在边疆，通过边疆工程建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条件虽然是一条近乎所有人都接受的惠边途径，但一些边疆民族却未必将这种国家物质建设都视为至上信仰。一些曾经生活自足的生地环境得到政府工程“不成功”的改造，边民不崇拜国家工程式推进地方建设的心理就会得到培养，边疆民族的多种不认同心态就很有可能促使他们付诸多种行为破坏有序的边疆社会。

当代社会，物质利益虽然是培养边民国家认同意识的重要条件，但文化利益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并且，边疆民族的文化利益需求往往与其受益国家惠助的力度成正相关关系，边民越是有更多机会受助，其文化利益的诉求感就越强。事实上，这是边疆社会发展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边地社会改造过程中，边疆民族的物质利益需求常成为重要内容，而文化利益则往往容易遗漏。在一些宗教信仰浓郁的边疆民族地区，往往是边民已经因文化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出现群体性事件之后，才得到地方政府“亡羊补牢”式地解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遗忘地方边民主体的文化利益需求，地方政府出场补救时，又往往基于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去行为。地方政府的逻辑是，边民生乱，终由是国家物质帮扶的力度太小而产生多种积怨，因而只有国家“多给”方才能平衡边民心理，于是就把这些“生乱”的边民列为重点帮扶的对象。这种国家边疆建设逻辑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和空间内产生一定程度的稳定效应，但它周边甚至国家大边疆民族制造出“不乱不给、小乱小给、大乱大给”的负面逻辑规则。为了争取政府“多给”，边疆民族就很容易受到区域社会精英的鼓动而参与群体事件。从族群成员来看，精英人物组织的这类行动是“爱族”意识的充分表现，因而在地方社会容易得到族群人员的响应。当这些视像出现在边疆，政府再“出场”来治理边地的时候，不仅需要支付更加高昂的成本代价，而且很难根本消除这个根植于边疆民族的思想意识，从而维护一个安定有序的边疆社会。

再次，边疆民族社会机会满足。社会机会满足是综合体现在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两个层面的国家象征精神的塑造。从边疆建设治理层面来说，“满足”本身附带有一定的贬义属性。“满足”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边疆民族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得到民族国家迎合，边民便认同国家，边疆社会便呈现出一幅和谐有序的社会面向。“满足”成为民族国家与边疆民族这两个人类结合体关系构造的“筹码”。民族国家推进边疆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增加边民期望中的“满足筹码”，也能实现民族国家建设和谐边疆社会的大国意志。然而，当文化心理这种主观意识被作为一种单性的工具意识来对待的时候，人们的文化心理是很难得到根本平衡的，即便暂时性地得到国家建设行为“平滑”，但地区差别有异的梯度发展刺激，被短期平滑的心理便会再度“凸凹”，滋生更多更高类型的心理需求。实际上，边民认同民族国家的精神共同体存在，根本建立在边疆民族高度满意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满意是人们共识的价值测量，是基于人们更高层次的心理权重。国家边疆社会建设治理进程中，只有赢得边疆民族的充分满意，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和谐边疆社会才能永久存在。当然，边疆少数民族对民族国家满意心理的培育仍然不能偏离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这两个主导维度，国家必须基于边疆建设，为边疆民族创造充分体现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社会机会，才能使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象征下移到边疆。这样，国家富民工程“下乡”的同时，将国家象征精神也带到遥远的地方边疆。边民充分享有国家边疆建设创造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和文化心理得到很好的疏导，人们在国家快步建设边疆的兴奋感中充分体验到作为主权国家公民的幸福感，国家形象彰显边疆，国家象征入民入心，精神一体的理想边疆社会就能牢固恒有。

［1］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李保林）

D633.1

A

1671-0681（2014）02-0130-06

蒲跃（1958-）男，云南大理人，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谷家荣（1975-）男，云南罗平人，民族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云南师范大学边疆社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2013-10-11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研究（编号：ZD2012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云南经验研究（编号：13XMZ011）；国家民委项目：中越两国边民政策对比研究（编号：2011－GM－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