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关系的实证研究*

2014-03-10葛续华祝卓宏

中国卫生统计 2014年5期

葛续华祝卓宏

葛续华1，2，3祝卓宏1△

目的研究青少年学生社会支持和手机成瘾二者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手机成瘾倾向调查问卷（MPATS），通过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1200名青少年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为（2.71±0.72）分，手机成瘾者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0.78%；不同社会支持分组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各项指标得分差异显著（F＝6.225～21.589，P＜0.01），社会支持得分越高，手机成瘾各项指标得分越低；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r＝-0.193，P＜0.01）；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有直接效应，效应值为-0.34（P＜0.01）。结论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现象不容忽视；社会支持越低越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社会支持是手机成瘾的有效负效应影响因素。

青少年社会支持手机成瘾

近日有报道称手机成瘾可能成为青少年网瘾的一个新动向［1］，手机成瘾是继网络成瘾后的又一新的人类行为现象，是由于某种动机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2］。手机成瘾给青少年学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诱发生理疾病，影响休息、睡眠、人际关系和课堂学习效率，增加经济压力，降低理解能力，导致人格障碍等［1，3］。社会支持是个体所收到的来自其所在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的一种行为和信息，直接反映着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4］。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缺乏可能是导致青少年学生行为成瘾的主要因素之一［5］。当前，关于手机成瘾与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拟探讨手机成瘾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期有针对性地制定手机成瘾干预方案。

研究方法

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两所职业院校不同年级、专业和教育程度（中、高职）的1200名在校青少年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为保护学生隐私，问卷采用了匿名填写的方式。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166份，有效回收率为97.17%。其中男生822人，占70.5%，女生344人，占29.5%；独生子女539人，占46.2%，非独生子女627人，占53.8%；城市174人，占14.9%，农村992人，占85.1%；高职生661人，占56.7%，中职生505，占43.3%；年龄14～23岁，平均年龄为（18.6±1.7）岁。

2.调查工具

（1）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6］：包括客观支持（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主观支持（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个体对支持的利用情况）三个维度共10个项目，SSRS总分是社会支持的指标，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多。由于被调查者是特定的青少年学生群体，实际情况与成人不同，所以要对量表中的一些条目进行修订。将第2题“同事”去掉，第3题“邻居”改为“舍友”，第4题“同事”改为“同学”，第5题去掉“儿女”、“夫妻”两栏，第6、7题“配偶”改为“父母”，“同事”改为“同学”，“工作单位”改为“老师”。修订量表重测信度为0.92，各项目之间的一致性为0.89～0.94。（2）手机成瘾倾向调查问卷（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7］：包括戒断性、突显性、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4个维度共16题。戒断性指没有参与手机活动时生理或心理上的负面反应，突显性指手机的使用占据了思维和行为活动的中心，社交抚慰是指手机的使用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心境改变指使用手机造成的情绪变化。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采用1～5级计分，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得分按项目平均分计算，得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倾向越高，被调查者得分高于3分即被界定为手机成瘾者。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689～0.856，总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919，各项目与量表的相关为0.546～0.925（P＜0.01）。

3.统计分析

应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应用Amos17.0进行路径分析。

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结果

表1 手机成瘾、社会支持在不同性别、独生情况及生源地得分差异比较（x±s）

从表1中，可看出，被调查者手机成瘾倾向各项指标在不同性别、独生情况及生源地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进一步分析发现，有359人手机成瘾倾向得分超过3分，即手机成瘾者，占调查总人数的30.78%。社会支持总分在性别和生源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独生情况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非独生子女社会支持总分高于独生子女得分；男生客观支持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男生主观支持得分显著低于女生；独生子女主观支持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城市和农村青少年学生社会支持各项指标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不同社会支持分组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差异分析

表2 社会支持不同组手机成瘾差异比较（x±s）

3.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4个因子得分之间均呈正相关（r＝0.542～0.927，P＜0.01）；社会支持总分与3个因子得分之间均呈正相关（r＝0.201～0.668，P＜0.01）；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93，P＜0.01）；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手机成瘾各项指标均呈显著负相关（r＝-0.058～-0.253），客观支持与手机成瘾各项指标相关不显著（P＞0.05）（表3）。

表3 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r）

4.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进一步验证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根据前言提出的理论假设建构本研究的模型。在该模型中，社会支持是外源潜变量，手机成瘾是内生潜变量；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是外源观察变量（因为客观支持与手机成瘾各项指标得分相关不显著，故在此不做分析）；戒断性、突显性、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则是内生观察变量。最终模型修正结果表明，外源变量系数分别为0.61、0.44，内生变量系数分别为0.91、0.84、0.61、0.80，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有直接效应，效应值为-0.34（P＜0.01）（图1）。对本研究的建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模型数据拟合良好：x2/df＝1.866，RMR＝0.024，RMSA＝0.027，GFI＝0.997，AGFI＝0.989，NFI＝0.997，CFI＝0.998。

图1 社会支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路径图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青少年手机成瘾检出率为30.78%，说明手机成瘾现象不容忽视，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8］。研究结果表明，手机成瘾倾向在性别、生源地及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手机成瘾现象在青少年学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高分组、中间组和低分组的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各项指标均存在显著差异，手机成瘾各项指标得分从低到高都表现为：社会支持高分组＜中间组＜低分组，也就是说获得社会支持越高的个体，手机成瘾的各项指标得分越低，越不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相反，当个人获得的现实社会支持较低时，则容易出现手机成瘾行为。根据依赖理论，个人为得到外界的支持会持续地侦查外在环境，以确定自己处于安全的环境之中［9］，如果个人不能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相应安全感与满足感，其依恋系统就会促使个人寻求其他可能给予安全感的途径，当个人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足够人际支持与安慰，就可能借助于手机扩大自己社会支持的来源［10］。韦耀阳在研究中指出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呈负相关［11］，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但在他的研究中，社会支持和手机依赖相关不是很显著（r＝-0.08，P＞0.05）。由于当前对手机成瘾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较少，我们通过分析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发现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12］，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在本质上同属于行为成瘾，本研究也验证了社会支持缺乏是导致行为成瘾的重要因素。

社会支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路径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对手机成瘾具有直接效应，是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的有效负效应影响因素。对于在现实社会中缺乏社会支持的青少年学生而言，由于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能上网的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其心理空间通过手机可以迅速得到拓展，更倾向于在虚拟的空间中寻求支持补偿，容易造成手机成瘾行为倾向进一步加深的恶性循环。

因此，为有效预防青少年学生手机成瘾，需要重视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学校和家长要充分了解他们的各种需求，尤其是关心他们的心理需求，尽可能的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父母及家人要注意积极地为他们营造民主、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多与他们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使青少年学生切实感受到强有力的家庭支持和情感支持；同学、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也是相当关键的［13］，应鼓励青少年学生多参与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提高自身的人际交往技巧，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以获得更多同学、朋友和他人的支持，通过多种渠道切实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同时，要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在面对学习、生活的各种压力时，要破除一些不正确的认知观念，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支持，提高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减少对手机的依赖行为，从而降低手机成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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