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不时借鉴他国经验。而与中国同处东亚，并有着文化同质性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

隐患已浮出水面

当前，我国城市化率为52.6%，相当于日本1954年的水平。33%-68%是日本城市化率上涨最快的波段，我们目前也正处于这个阶段。日本泡沫崩溃在1980年代，城市化率接近80%。对比中国，考虑到城市化的规模优势，中国应该还可以继续维持经济适速增长20-30年。但在这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日本“失去的十年”那样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出现衰退？对于这个问题，要警惕以下三个负面因素。

第一，过度投资下，两国金融都有（或有过）失衡态势。我国宏观信贷规模（以信贷/GDP占比来衡量）已从2000年的105%，上升至2012年的187%；与此对应的是，在日本，该信贷比从1980年的127%增长到1990年的176%。另一项重要指标是，2008-2012年，中国社会总融资占GDP比率也快速提高了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年，中国信贷规模的扩张速度，比日本1980年代水平更加显著，金融有过度杠杆化的风险。

第二，经历过经济大扩张后，两国企业债务都上升到危险区间。有研究测算，中国的公司债/GDP占比从2007年的90%，提高到2012年的124%；与之对应，日本的公司债/GDP占比从1985年的95%上升至1993年的123%。公司债的扩大，源于土地和不动产抵押的扩大，一旦房价下跌，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近些年，企业信贷危机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也确有预演。

第三，伴随着信贷规模扩张，两国都经历了房价的快速上涨过程。2006-2012年，我国实际房价（去除通胀因素）年均增长率为8.9%；这与1986-1990年日本房价年均增长6.6%相似。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等阶层的收入水平低，今天我国市民的住房购买力要远低于1980年代的日本。这不仅直接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雇工成本（工资），使实体企业难以扩大再生产；还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激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

制度障碍务必松绑

与此同时，还要正视我国自身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性，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让农民进城迈得开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4%。让这部分农民工不再迁徙并成为市民，先要从户籍和土地制度上为他们松绑。另外，我国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这就更需要户籍、土地和计划生育制度改革相配合，使我们盖大楼的城市化转向名副其实的人口城市化。

第二，为人口城市化营造积极的环境，让农民进城不受歧视。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农民进了城还要面临艰难的生活。我国的吉尼系数从1980年的0.3上涨到2008年的0.5，已超过国际警戒红线。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更需要实质的缩小。

第三，降低商品房的交易成本，让更多人住得起房。1987年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高点，现在这批婴儿正好长大成人，26岁左右，正是结婚生子、买车买房的时候。2013年10月，笔者在秦皇岛发现，整个城市大兴土木，已建“广厦千万间”，但空置率极高，住房资源被浪费。要使相对过剩的空置房供给巨大的潜在需求，眼下急需从降低商品房的交易成本做起，中长期还是要从土地产权改革上突破。未来看，新型城镇化会继续缩短城乡差距，城市和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像。笔者以为，新城市化不必拘泥于全国一盘棋的规划，可以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多做差异化的创新。

以邻为镜，可以明发展；以史为鉴，可以开共荣。日本在城市化率达到70%后房产泡沫开始破灭，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如果掌控得好，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责任编辑：马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