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关系论析<br/>——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关系论析
——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

2014-03-06孟令蓉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孟令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 510665)

毛泽东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认定二者不仅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还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给予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关系的考察以特别关注，而在“一战”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的历史影响和价值判定上，并未做到如毛泽东一般的“等量齐观”。值此“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近年来该论题之研究状况，既有学理反思价值，也兼具历史纪念意义。

一、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的认知

1914年7月28日，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历时四年的战争期间及战后，它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界对欧洲战争和西方文明的认知，更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提供了历史空间。学术界多从考察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的认识及转变出发，来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代背景、思想传播、主体建构等历史条件进行论析。

(一)关于“一战”根源的剖析

根据马克思的战争根源学说，阶级对立的经济利益冲突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发生战争的最根本原因。但在20世纪初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战争根源的认识，特别是对“一战”根源的判定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陈独秀首先是基于“人性恶”的论断对“一战”的根源进行判定，而德国人的战争行为就是人类本能上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恶德”的表现。就其立论基础而言，有论者指出，主要依据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特别是进化论的思想观点。李大钊初始也认为，“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源”，“一战”的爆发也是“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随着战事的发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李大钊逐渐认识到，“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陈独秀也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入手，认定帝国主义不仅是世界大战的根源，而且扶植军阀构成中国内战的根源所在。[1]可见，战争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它的根源总是隐匿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根源的判定，既要突破西方理论的遮蔽，更要挖掘战争背后的经济制度根源。

(二)关于“一战”性质的认知

列宁曾指出，弄清楚战争的性质是决定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态度的必要前提。有论者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性质的判定，并没有完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从政治角度认知普法战争性质的逻辑，而是如陈独秀一般，基于“自由平等正义”的理念进行价值判断。由此得出的初步结论，“一战”自然就是正义与邪恶之战、公理与强权之战或世界君主专制势力与民主势力大决战。直至“一战”结束以后，当世界并未进入“公理”的世界，陈独秀才清醒地认识到，此次战争“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2]9因此，能否从经济制度溯源，并依据时代特点和政治目的来区分战争的性质，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能否正确持有“一战”立场和态度的关键。

(三)关于对待“一战”的态度

关于战争态度，实际上就是从实践论上界定“怎样对待”战争的问题，它是战争观的核心内容。鉴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性质判定的“阶段性”特点，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变。有论者认为，陈独秀首先是主张中国应站在公理的旗帜下抗击强权，因为参战“对内对外，于国家利多而害少”。究其缘由，正如李大钊所言，中国难以中立，势必卷入战争；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参战。而且参战可图战后外交有利地位，既利于促进东西沟通，又益于兴经济、息内争。因此，审时度势必应加入协约国阵营。此种认知具有一定模糊性，主要基于对所谓公理战胜强权抱有过高的期望、对欧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和对国内封建军阀反动本质认识不够等方面的认知偏差。[3]当陈独秀愤慨于战后巴黎和会之“公理”不存，而痛心疾首“现在还是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转而开始主张“尽力于国内战争”，并且要以国内的阶级战争取代国际战争。可以说，上述战争态度的转变，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根源和性质判定重新认识的结果。

(四)关于“一战”结果的判定

对于战争结果的判定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战争本身，二是战争影响。有论者指出，陈独秀认为决定“一战”胜负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即讲公理还是讲强权，经济和教育发达程度，是否推行军国主义政策。[4]但是，在最初的判断中，陈独秀还是与国人的普遍化认知一致的，因为在高度发达的科技和充足的战争准备之下，德国取得最后的胜利是“日渐明了”的。至于战后之影响，陈独秀一方面认定帝国主义势力必将膨胀于东亚，而中国将是西方国家争夺的中心；另一方面，则认为“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未闻”。[2]10另有论者指出，相比陈独秀而言，李大钊更多从与“一战”相伴而生的俄国革命来判定，先是肯定“二月革命”是“及于世界政治前途之影响”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再是颂扬“十月革命”是中国翘首企盼的“新曙光”，而“一战”肯定“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主义的胜利”。[5]不难发现，身处“一战”和新文化运动大潮之中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虽对“一战”胜负判断存有视域上的差异，但都寄予了反思中国现实变革之期待与思考。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一战”的认知和转化，既反映了其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也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现实的热切关照，通过对“一战”原因、性质、态度和结果等的阶段性发现，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前提、历史依据和主体条件。

二、关于“一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举世瞩目的世界大战，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中国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并在诸多层面造成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绝非只是提升中国知识界的“爱国心”和“自觉心”，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中国人思考如何经历人类文明发展“绝大之变动”的历史契机。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一战”对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变动和思想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一)关于“一战”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

“一战”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在实践层面，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在思想层面，是东西方文化走向对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6]因此，有论者特别强调，“一战”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社会历史观从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转化，主要的表现是特别肯定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阶级斗争作用，要求建立劳工专政国家；二是通过批判科学万能论，来重新审视科学的价值与作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促成早期共产主义者改变社会信仰，由崇拜资本主义文明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通过革新教育实业观念，来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2]24-32可以说，“一战”爆发所提供的历史场域，不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争鸣的历史空间，更为未来中国革命历史主体的建构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二)关于“一战”对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影响

“一战”后的世界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契机。因而，它本身也给中国知识界重新审视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机遇和特定视域。有论者指出，在强烈的自我关照意识下，战争初期即带来对中国人“爱国心”和国民性的思考，中期则发起了对振兴实业、国民教育等“强国之道”的探索，后期就是在对西方文明希望与失望的纠葛中反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7]就其整体性影响而言，一是推动中国知识界社会历史观的变动，在批判进化论带来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过分张扬的同时，呼唤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到来；二是直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三是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使得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四是直接促进了教育救国论的流行及教育的现代化改革。[8]可以说，如果要总结“一战”及各国国家政策的教训，中国知识界得出的是“强权即公理”、民富国强独立自主才能生存、科教为强国之本以及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等历史启示。[9]不难发现，中国知识界对“一战”的认知虽有不足，但具有强烈的自我关照色彩，本着以中国问题和实际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具思想舆论价值。

(三)关于“一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辩证的来看，作为资本主义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一战”既为中国带来灾难，也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造成了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变化。就其具体影响来说，一是体现在政治层面，认为“一战”促成了帝国主义侵华格局的变动，其战时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政治混乱和战争频仍；二是体现经济层面，认为中国民族工业获得短暂而迅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方式由分散向集中的转换，带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从而使中国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三是体现在文化层面，认为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劳动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等认识的深刻变化，既为中国革命转变提供了政治时机，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10]因此，“一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是超越某一狭隘的具体的领域的，更多体现为宏观层面的整体效应。

(四)关于“一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大战帮助了革命。特别是与之相伴而生的十月革命，不仅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南、方法论和实践参照。有论者指出，“一战”后正是受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强烈影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才得以广泛传播，而陈独秀正是在考察战后资本主义危机之后，才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达、恽代英等人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对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认识。[11]另有论者指出，在“一战”前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不断高涨之时，中国知识界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趋同”性认识；而通过早期共产主义者、留学归国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前途命运等问题的思考，造成了中国知识界再一次发生分裂。[12]因此，“一战”期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与介绍，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也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不难发现，“一战”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而又深远，既在于对帝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又在于为中国社会变革、思想革命提供了历史争鸣的空间，还在于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三、关于“一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

“一战”既是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契机，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外部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中国共产党成立所需的基本要件而言，无论是以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为阶级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还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论依据，都是基于“一战”所提供的历史机遇。目前，学术界关于“一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关系的研究，主要反映如下一些方面：

(一)关于“一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阶级基础之关系考察

列宁曾经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的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那么，有朝一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13]究其缘由，“一战”使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赢得了一个“黄金发展”阶段，其次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但无论无产阶级经历哪种发展阶段，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总是相伴而生的，由此引起了中国国内工人罢工次数和规范的不断扩大，同盟性罢工次数日益增加，而罢工的目的也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14]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之中，并且在日益高涨的自发斗争中必然包含着许多自觉性的萌芽，这就为新时期的中国革命造就一支新的领导中坚，最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5]125所以，此处不妨借用马克思评价鸦片战争的话语，“一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历史的不自觉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建构创造了条件。

(二)关于“一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思想基础之关系考察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16]，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基本认知。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一战”前后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必将缺乏科学的思想基础。因此，有论者认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自发组织的、力量分散的、规模小的经济斗争，“是不能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也不可能达到本阶级和全社会彻底解放之目的，更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15]125而“一战”的爆发，不仅动摇了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信心，更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所以，在“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共同推动下，即推动陈独秀形成“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的认识，也使得毛泽东获得认知世界历史新方向和划分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依据。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指导工人运动的时候，“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17]

(三)关于“一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方法论之关系考察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它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也才能诞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核心主体。有论者指出，“一战”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特别是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对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强烈刺激。五四运动正是中国被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充分展现，因此在认识和实践上，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反对帝国主义并否定资本主义转向对中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的苏俄所主张的社会主义”，[15]126更实际地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五四运动显示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而使知识分子对劳工群众的看法发生转变，这对以后工人阶级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并使更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无产阶级政党，这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基本方法论依据。

综上所述，“一战”爆发至今已逾百年，它不仅带来了反思西方价值文明的历史契机，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现实互动。可以说，“一战”之于中国革命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价值，更多体现为一种“历史的不自觉的作用”，为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创设了重要的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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