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挺，石 敏

(1.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2.云南师范大学档案馆，云南昆明650500)

云南省呈贡县城内有两座相邻的古建筑:魁星阁与文庙，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分别驻扎于此，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以云南省呈贡县及其附近区域为研究对象，以社区调查和人口普查为方法，对社会学中国化进行了早期探索，尤其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呈贡县实现了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人口及其相关研究一直是社会学重要的研究分支，中国早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如孙本文、陈达、言心哲、柯象峰等，都有相关的人口研究论著。时至今日，在社会学期刊“被引广度前10位的其他期刊当中，人口学期刊占到了8种”;且在社会学领域发文最多的前50位学者中，“人口学者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①根据2005-2006年间CSSCI期刊收录社会学5233篇论文及引用文献45823篇进行的统计。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 (2011年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753页。。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理应在社会学史及其相关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关注，但事实却是一直被忽视，不仅对人口及其相关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少有关注，更未有把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员作为一个学派进行的研究。就现有社会学史类之研究来看，学术界纷纷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着墨点，但同样成就甚高的人口及其相关研究中难道就没有中国化之现象吗?②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卢汉龙、彭希哲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只有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这两个比邻的研究机构及其比肩的研究成果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缘起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最早是从国外传入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留学生的归国，社会学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还十分薄弱，孙本文曾鲜明指出，“初期的社会学大都译自日文，继而译自美国及英、法，而尤以从美国书移译者为多。即有自著之书，也是根据欧美的材料”③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8年版，第280～281页。。当时之社会学界，无论调查方法、授课教材，抑或社会基本数据，都缺乏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在陈达、李景汉、陶孟和等国内学者逐步开始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31年2月，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的演讲词中首次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①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20页。，“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的演讲，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②郑杭生:《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宋林飞主编，中国社会学会编:《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No.1(2000·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从彼时起至今，中国化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和重视的方向，③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林南、涂肇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张海洋:《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学的中国化》，《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究竟何为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的内涵又有哪些?

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郑杭生的解释为，“是使事物发生转变，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在本国、本地生长，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④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93页。李亦园详细解释了中国化的内涵:“所谓‘中国化’问题可以说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种自我反省的行动，他们觉得我国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多年来一直在吸收西方研究的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而忘却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动之中，由于这样的趋势，不但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而且几乎沦为西方科学的附庸，其长期研究的结果所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历程的程度也成为可疑。”中国化能够使学术研究“采用西方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外，同时又能在问题、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使中国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者，也能对自己的整个学科提供独特的贡献”。⑤李亦园，杨国枢:《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序言》，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2页。可见中国化缘起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种自我反省，这种反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模仿西方，导致学术研究活动成为西方的附庸;二是研究结果之可靠性存疑。孙本文之所以能率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是此反省精神之表达。至1931年，孙本文已出版各类社会学译著7部，对国际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准把握，使其感受到国外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且国内社会学及其相关材料的缺乏，更难以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解读，建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基于此，以孙本文、吴文藻、陈达、李景汉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界举起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旗。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定义，20世纪80年代，蔡勇美曾组织学者进行过专题研究和讨论。林南认为是“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成露西重视的是“创立与中国社会文明及国情相吻合的社会学”;刘融认为“社会科学中国化有二个目标与假设:其一为把社会学理论与概念应用到中国社会，社会学中国化即为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与组织等——亦即加强社会学对中国社会了解的任务。另一假定与目标即是重新创制合乎于中国社会特征的社会科学概念、定义以及研究方法”。⑥蔡勇美，萧新煌:《社会学中国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10～11页。刘融的解释较为详细，对社会学在中国的“移植”、 “生根”与“突破”问题皆作了解释，代表主流的一种解释。

尽管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并没有以概念之形式鉴定“社会学中国化”，但具体的中国化方法则多有提出。孙本文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应起步于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包括“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征”、及“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第二，“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主要指“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第三，“社会学人才的训练”。⑦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8年版，第296～299页。从孙本文的理念中可知对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应重视历史时期的社会史料及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中国社会基础材料。具有应用型的社会学研究是推行社会行政、社会建设的基础，应用社会学的建立和社会学人才的养成，是社会学研究价值与长远发展的目标。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理论的探索，是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与孙本文注重理论研究有所不同，吴文藻和陈达分别以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基地，在借鉴利用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多种实地社会调查进行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二、魁阁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吴文藻无疑是鼓吹最力、影响最大者。这与吴文藻的学术生涯密不可分。吴文藻在美国求学期间，系统研习西方的社会学，得到了正规的社会学训练。回国后，看到中国社会学基本是模仿或照搬西方模式，甚为痛心，他先对套用的西方教材进行了改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家族制度”等课程，吴文藻率先将“中国家族制度之演化”、“中国现阶段之各种家族形态”、“古代中西父权家族制之比较”等内容加入课程。①《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34至1936年度概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第325～342页。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全面考量国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后，决定借鉴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以社区调查为研究方法，开拓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进程，承担起这一实践工作的是他的学生们，成就最大的是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成员们。

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因为以云南省呈贡县城内的魁星阁为驻扎地，故又有“魁阁”之称。呈贡的魁星阁是当地民众祭拜魁星求取功名之地，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重修，至1939年社会学系研究室设立时，魁星阁这一三层小楼主体建筑完好，为研究室成员的办公和彼此间的讨论提供了便利。

吴文藻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创建者，1940年离开云南后，长期主持研究室工作的是他的学生费孝通。费孝通在主持社会学系工作室期间，与工作室内成员在呈贡县及其周边的玉溪县、禄丰县、易门县等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区调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5年间，研究室的10位成员先后进行了近16次调查，调查的时间大都在2个月以上，完成的调查成果有10多种。②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4、134～135页。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的条件下，如此高密度的社会学调查与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魁阁”这一专有名词的出现，代表着对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术界不再满足于个人传记式的人物论述或材料分析，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来综合研究，如李培林“中国学派”、郑杭生“社区学派”、阎明“燕京学派”、谢泳“魁阁学术集团”等。

最早将吴文藻、费孝通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学派”的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马林诺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③1936年马林诺斯基与吴文藻在哈佛大学百年纪念会中相见时，听闻吴文藻及其学生在做这一类的实地调查，便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赞誉这一田野调查。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孝通:《走出江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李培林借鉴了此观点，并延伸将“中国学派”解读为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两个分支。文化人类学以林耀华、杨庆堃、许烺光、田汝康为代表， “集中在中国宗族、宗教问题上”，“把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开辟了一块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研究领域。”社会人类学以杨懋春、费孝通、史国衡为代表，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区研究”，主旨追求在于“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④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上述几位学者大都是吴文藻培育的学生，但因为所经过的学术训练与研究对象之不同，学者之间的研究是有差别的，从《金翼》与《江村经济》的比较便可一目了然。从当时到现在，这些差异并未在学术史的研究中表现出来，大部分的研究者或以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两个机构来区别，或以一个整体来看。①林耀华留学在哈佛大学，所著《金翼》是小说式的记述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先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进行社区调查;费孝通留学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许烺光、田汝康长期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任职，所著《江村经济》则按照不同的研究内容分章论述农村的经济生活。现有“华西学派”与“魁阁学派”分而述之。李培林以现代学术体系分野，突破师生关系链条、摒弃研究机构分别，②史国衡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并非吴文藻的学生;杨懋春、杨庆堃从未加入过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或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推动了对“中国学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其并未对“中国学派”的来源和适用范围进行过限定，存在争议空间。

郑杭生较为重视学派研究，他认为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分为综合学派、社区学派、乡村建设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③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501页。此社区学派的名称是依据吴文藻倡导的社区调查研究方法来拟定的，类似的名称还有纳日碧力戈的“中国功能学派”④“中国功能学派”是费孝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民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叙述“功能学派”时提出，纳日碧力戈认为“此词较之于‘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来似乎更能贴切地指称该学派而不至于引起争议。”(纳日碧力戈:《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郑杭生注重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在社区研究的理论，与英、法、美学术渊源之探析，在吴文藻对功能学派引入、改进、运用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在社区研究人才之培养中，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为依托，并述费孝通、张之毅、史国衡、蒋旨昂、林耀华的代表成果，将费孝通《生育制度》、 《乡土中国》作为实地调查之上“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尽管郑杭生认为社区学派在研究范围上有局限、研究活动不够深入及缺乏定量分析等缺点，但依然“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⑤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社区学派》，《政法研究》1999年第3期。郑杭生并未对社区学派成立的因子进行过论证，但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区学派研究法对这一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是当今学术界之主流。

“燕京学派”是阎明等学者以学校名称命名。吴文藻1929年从美国回国后，到1938年一直在燕京大学任教，践行其学术理念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生也是其在燕京大学培育的，“他们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⑥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阎明引用了大量的外文材料，对林耀华、蒋旨昂、史国衡及其著作进行评述，盛赞费孝通及《云南三村》，认为是费孝通所提乡土工业是乡土重建的核心。但对何以成为燕京学派这一问题，则无论述。

与学派研究不同，谢泳以费孝通及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为中心，提出“魁阁学术集团”，并将此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派看待。他认为魁阁是个亲切的绰号，具有五个特点:一，“研究室的工作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可”， “工作多数带有开创性质”;二，费孝通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四，“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五，“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并依据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成功说明魁阁只是“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⑦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8～112页。谢泳的这一评价是基于自己所定的五个标准参考卡文迪实验室的成功而决断的，尽管略显保守，但已经初步提出了一个研究的标准。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吴文藻、费孝通及其开创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了研究，但这之中无人提出客观的评判标准，尤其表现在将这一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作为独立学派来研究，其划分学派的标准为何，抑或只是一个学术集团?

美国学者库恩指出，“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门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⑧［美］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放在社会学学派的研究中，一种科学的范例是学派研究是否成立的基础，更是学派间彼此可资比较的前提，更是学派研究方法走向成熟的基本要求。那么，现代“学派”研究的范例为何呢?

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现代科学中的学派定义为，“在科学带头人领导下的某一科学方向上具有高度技能的各代研究者的非形式的创造性合作，这种合作基于解决问题方法的统一，基于一定的工作作风和思维方式，基于实现问题的思想和方法的独特性，这种合作在这一知识领域获有重要的成果，赢得声望和社会承认。”“科学学派不单是指以科学带头人为首的研究者的集体 (教师或学生，或在主任领导下的实验室和部门)，而且还指不同辈分科学家的创造性合作。”①陈益升编译:《国外交叉科学研究: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的探索》，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240页。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又可分为“师承性学派”、 “地域性学派”、 “问题性学派”。②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 (一)》，《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可见，一个导师或领导者是学派成立的基础，具有传承者或继承者才能成立，师承是学派的第一要素;“不同辈分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需要以某一学校或机构为基地，共同的地域是学派的第二要素;此外，学派的成立需要在某一知识领域获有重要的成果，在思想和方法以及解决问题中具有独特性，并获得社会认可，因此，独特性是其第三要素。

以上述三要素作为学派成立与否的范例，我们来解读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及其社区研究。一，吴文藻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领导者，费孝通、林耀华等是他的学生，是学术理念传承者，同时是社区调查研究的实践者，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二，他们先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继而因为抗战迁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具有成熟稳定的研究基地，尤其是“魁阁”，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指代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三，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其理论、方法及成果，皆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并获得高度评价。可见，将吴文藻、费孝通等主持、参与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作为一个学派来研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现有名称中，“燕京学派”指代该学派的师承; “中国学派”、“社区学派”指代该学派的方法及研究的问题;“魁阁”则以驻扎地指代学派。这些多样的名称正好说明了这一学术流派的特点与成就。

三、文庙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

文庙是中国帝制时代地方官府教育机构配建专门用于纪念祭祀我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呈贡县文庙原址在伽宗城 (今龙城镇大古城)，始建于明洪式十六年 (1383年)，万历七年 (1579年)迁建于今县城东门街址。相比较魁星阁的三层阁楼而言，文庙的建筑群较为宏大，有崇圣祠、大成殿 (含月台)、东西两庑、棂星门、泮池虹桥等建筑，古柏参天、环境清幽，能满足研究所数十人居住生活和开展研究的各自独立的办公室需要。其大殿和崇圣祠前场地宽阔，能够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举办人数众多的普查人员培训提供便利。文庙在数百棵百年以上树龄的侧柏掩映下，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优美宁静的工作研究环境，并在抗日战争日军飞机残暴轰炸下，保护了研究人员和普查资料的安全。

1939年，当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入文庙时，吴文藻和冰心搬入文庙背后三台山上的默庐中，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也迁入魁星阁，文庙与默庐不过200米，离魁星阁也仅700米，中国社会学界的两大精英团体在此集聚。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是在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于西南联大迁入昆明后的1938年8月成立，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组主任，戴世光任统计组主任。并有教员倪因心、戴振东、苏汝江、周荣德，助教罗振庵、何其拔、廖宝昀、郑尧、史国衡、陈旭人、谷苞、黎宗献等14人先后在所内参与工作。③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年油印本，第247～248页。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三位负责人:陈达、李景汉、戴世光，是中国社会学界极其重要的人物。1924年陈达在成府村的调查是“最早由中国人主持的社会调查活动”④陈达:《社会调查的尝试》，《清华学报》1924年12月第1卷第2期;陆军恒:《社会调查研究在我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李振第、戴建平:《哲学社会科学新论》，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1926年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人口问题专题课程，“开创了中国人口课程教学的先河”，其组建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是民国时期中国唯一的“专门以人口调查为主的社会调查机构”，①卢汉龙、彭希哲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并与陶孟和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社会学院士，中国首位国际人口学会副会长。李景汉与陈达年龄相仿，其《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享誉世界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②卢汉龙、彭希哲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是社会学界的经典著作，并引发了学习其调查方法的热潮，从1932年起，每年到定县实验区参观者不下三四千人，③廖泰初:“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与平价”，硕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教育学，1935年 ［页码不详］，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学的传入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黄兴涛、夏明方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戴世光作为“国情普查统计”门的留美公费生，在美国专门研习国情普查及统计方法，其后在英、法、德及印度等国家的国情普查及统计部门实习，是当时中国最具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国情普查统计专家。这样由陈达负责人口普查的设计，李景汉负责调查的过程和方法的选择，戴世光主责统计，是当时中国极佳的学术组合，加之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其他年轻教员及优秀毕业生的不断加入，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之一。

从1790年美国开始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始，至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先后进行过人口普查，而人口数量众多的中国却并未进行。究竟中国真实的人口数字是多少，国内外学者依据各种方法进行了估计，估计所得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竟然相差2亿人口。④吴大钧:《户口普查》，中央统计联合会编《统计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12、222页。人口数量不清为国家各项社会事业及行政带来了极大不便。为了进行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的政府机关与社会学术团体在一大批学者的带领下开始了人口普查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是对国外普查方法的引入传播，到20世纪40年代，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普查方法和统计技术已趋于完备。在这一人口普查方法的中国化进程中，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是最重要的学术机构。⑤杨海挺:“清末至民国时期环滇池区域的人口统计论析”，第三届“禹贡”历史地理博士生学术论坛，上海复旦大学，2013年。人口普查又称国情普查，各国国情不同，采用的普查方法亦即有别。鉴于当时中国未曾有过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国情普查研究所即是为了试验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普查方法而建立，“国情普查，平时与战时同属切要之举，但其问题至为复杂，该所拟先在滇省择一区域，作实际之研究，以期对于普查之表格、统计之方法及各普查人才之训练各问题，于相当期间，有所贡献。”⑥《国立清华大学为扩充研究事业呈教育部文 (1938年9月1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3《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599页。国情普查研究所选择的区域是环滇池区域的呈贡县、昆阳县、晋宁县、昆明县和昆明市，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人口普查、人事登记、户籍登记及农业普查等，这些工作全部以人口普查所得方法和数据为基础，是科学的现代社会学研究之典范。⑦杨海挺:《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普查》，纳日碧力戈、龙晓宇《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卷·总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288页。

对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研究，在社会学史及人口学史的研究中多有提及，认为研究所在环滇池区域的人口普查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开端”⑧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在中国人口普查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贡献”⑨卢汉龙、彭希哲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7页。，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但将国情普查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或学派整体上来进行的研究，还未曾出现。

在现代社会学学术史的研究中，陈达与李景汉是无法回避的人物，但不同于吴文藻、费孝通等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几位负责人，陈达、李景汉常常被划入不同的学术体系内。郑杭生认为李景汉的调查也是社区研究的一种，“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大力倡导用功能学派的观点与方法进行实地社区研究之前，已有不少采用西方描述式社会调查方法所进行的社区研究，以李景汉于1933年出版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最高成就”①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社区学派》，《政法研究》1999年第3期。;又将李景汉与晏阳初、梁漱溟归为“乡村建设派”，但在论述中，少有论述李景汉对乡村建设的理论方法或实际的贡献。②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派》，《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何廉为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何序》中讲:“是则李君此书之刊行，不第足供研究社会状况参考之用，实今后乡村建设之所资赖也。”③何廉:《何序》，李景汉:《定县社概况会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且晏阳初就是拟定定县社会调查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负责人，将李景汉归入乡村建设派有一定根据。卢汉龙等学者也认为“四十年代的社区研究还包括以陈达为首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明市及附近的四县进行的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实验。”④卢汉龙、彭希哲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杨雅彬也讲，“抗战时期进行实地社区研究的包括三个重要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⑤杨雅彬:《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1期。将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普查活动认为是社区研究的，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屡能见到。事实上，将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归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社区研究并不成立，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理论方法的不同。国情普查研究所是以人口普查为基础进行社会研究，人口普查是一种静态人口统计，人事与户籍登记针对变动人口统计，以人口普查为标准，结合人口的变动情形，来解析社会现象，为施政者的社会行政提供借鉴。而吴文藻指出， “社会调查譬之照相，社区调查譬之电影。照相所代表的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反之，电影所代表的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⑥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研究》1935年第81期，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6页。可见静态的人口普查完全不同于动态的社区调查。

第二，调查范围的区别。人口普查是统计人口数量的活动，只有足够数量的人口才能保证方法与数据的科学性，限于抗战时期的财力、物力以及普查人才，国情普查研究所选择了以县为单位的人口普查，可以说县是人口普查统计之最小单位，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最常见的人口调查的选择范围。而社区调查需要调查者长期驻守当地，用以观察社区中个文化、功能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社区一般以村落或独立的工厂为单位，从社会学研究室的各个调查报告便可知之。⑦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2期。

第三，调查人员的差别。人口普查是一种大范围的人口调查统计活动，需要大量的调查员参与工作，才能保证结果数据的及时性;而社区调查则一般以个人为主，直接采访记录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⑧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2期。

综上可知，学术界认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为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对其研究处于一种散乱或混乱的状态，并无将其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更未作为一个学派来研究。那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派是否成立，抑或只是一个学术集体?

以上文学派的三要素作为范例，其一，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人员构成上是以陈达为核心的，陈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在该学术共同体内年龄最长，在人口学领域地位最高;李景汉与陈达年龄相仿，作为合作者，他主要在实地调查方面;戴世光与陈达、李景汉分别相差16岁、14岁，是年轻的合作者，同时是统计方面的主要实践者;先后进入国情普查研究所的西南联大教员或助教，皆是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与三位负责人的师承关系明显。其二，以呈贡县文庙为驻地，国情普查研究所从1938年起至1946年，持续工作达8年之久，具有稳定的地域基础。其三，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就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尤其在人口研究方面，其普查方法为国民政府制定195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范本，科学的数据为进行人口研究提供了依据，以人口普查为社会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是其科学性与独特性所在。可见，将国情普查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派来解，是成立的。据此，以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研究方法理念，可以称为“实地调查学派”;以研究方向，或可称为“社会人口学派”、“人口统计学派”;以驻地论，可称为“文庙学派”等。

孙本文在总结“注重社会实地研究者”时指出，“其中如燕京的社区学派注重文化与功能，清华的实地调查派注重直接材料，中央的系统学派注重理论的体系，皆较为显著者。即以此三学派论，亦不外各有所偏重而已，他们无不注重文化研究，无不注重问题分析，很少轻视整体观点及实地调查。一言以蔽之，只是各就所见，运用各自的方法与概念，以期明了中国社会的真相，并发见社会现象的原理法则而已。”①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8年版，第291页。孙本文明确地指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可以作为实地调查派，与燕京大学的社区学派具有可比性，这是孙本文在全面把握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界之后得出的结论，但后来的学术界只挥舞起社区学派的大旗，其余并未跟进研究，未免有所遗憾。

四、“文庙学派”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

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社会学中国化，王康有较为公允的评价:“从3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无论从事实地调查研究，还是研究系统理论的学者，都注重社会学的中国化。他们试图用国外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新的综合，提出符合中国的理论，并力图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他们虽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②王康主编:《社会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吴文藻无疑是这一进程中的佼佼者，他鲜明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在学术研究中也以社区研究作为解读中国社会的利器，故而历史以来，在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中，以吴文藻、费孝通及其领导的“魁阁学派”为重点，是学术界的主流。但与魁阁比邻的“文庙学派”同样不应该忽视，王康指出，“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普查工作，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③王康主编:《社会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惜作者仅以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为论文基础，未免有些单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为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贡献还应包括二个方面:

第一，充实中国人口数据。据刘育仁统计，1927～1935年之内，国内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达9027个，数量并不等于质量，赵承信曾说明，这些调查“结果自然难免广而空泛及内容不着实的弊病”④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梅贻琦亦指出，“近代社会学说的大病有二，一是空疏，一是偏蔽”，大部分的社会学及其相关研究中，都没有实地调查的经验，所进行的调查也是草草了事，导致社会学及其相关调查甚多，但科学的研究却甚少。因此，以梅贻琦为代表的学术界提出要进行国情普查，“国情普查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学术的张本。没有普查，没有数字，没有统计的记录，一切社会学说是冥想，是空论，是咬文嚼字，是一些词的堆砌，是一些主意的戏法变换罢了。”⑤梅贻琦:《梅序》，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昆明: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4年版，第6～7页。国情普查研究所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们开辟了实地调查研究的风气，并先后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1946年北返前，国情普查研究所先后出版调查报告4种，研究报告5种，⑥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年油印本，第1页。专著1部，论文至少26篇等多种研究成果，尤其是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在国际人口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文中利用呈贡县及环滇池区域的人口普查、人事登记所得性别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来进行全国人口研究，补充了国内外学术界单凭估计之数据来进行人口分析的不足。这些成果达200万字，涉及人口、社会、农业、经济的各方面，是社会学中国化中的重要成果。其在当时的直接贡献还表现在，所编制了呈贡县人口的壮丁人数、年龄分配、教育程度、职业、废疾人口等详细的人口学统计表，为国民政府征兵、云南地方社会建设及其他户籍行政方面提供了科学实在的人口学数字依据。⑦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廖宝昀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第二，调查统计方法的中国化。国情普查研究所试验了多种国情普查方法，开启了现代科学人口及农业普查、人事及户籍登记方法的创新。方法的试验是梅贻琦与国情普查研究所在选定呈贡县作为试验区之初就拟定的主要研究内容。梅贻琦指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目的不在普查本身，而在普查方法的研究，务求其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研究而有得，就把所得的交给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①梅贻琦:《梅序》，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昆明: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4年版，第6～7页。国情普查研究所也在《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中，开篇即提出“本研究是对于人口普查找寻适当方法的尝试，此种方法至少须包下列部分:(甲)人口资料的搜集，(乙)人口资料的整理，(丙)人口资料的分析。”②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引言》，1940年油印本，第1页。此三部分就是方法试验的主要贡献:一是资料搜集方法的试验，国情普查研究所率先对学术界的这种认识进行了纠正，并根据我国农业社会的特殊性选择农闲时作为普查日。二是调查项目的选择，呈贡县人口普查的10个项目:姓名、与户长的关系、通常住所、籍贯、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包括行业与职务)及废疾，陈达认为这10项最能反映中国人口国情，项目太简单则难以有充足的资料做人口及其相关研究，太多则调查时费时费力且错误会增多。③陈达:《人口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8～99页。三是我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呈贡县的人口普查与农业普查同时进行，是全面认识中国国情的突破。这些经过实验的人口普查方法，在国民政府制定195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中，基本全部采用，④中华年鉴社编:《中华年鉴 (1948)》，南京:中华年鉴社，1948年版，第592页。并为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借鉴。

由此可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为社会学中国化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通过几次调查或几部著作就可以实现的，这是一个在多个学派共同努力下，在几代人的开拓中才能逐步完成的。这一进程在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专业以后，所有的社会学派及研究均告拆裂后被迫中断。

李培林认为，“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区研究，费孝通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他延续了吴文藻开拓的学术传统的路向。在中国社会学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断30年之后的恢复重建中，费孝通的乡村社区调查成为中国社会学连续这个学术传统的唯一通道。”⑤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这一传承促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恢复后，费孝通、林耀华等魁阁学派迅速崛起，并促成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兴盛的根本原因。

而文庙学派的发展则颇显曲折。陈达因其在劳工方面的贡献，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劳动经济相关课程及研究，1957年，陈达因为主持召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划为右派，剥夺一切职务，之后一直闲赋在家，再未有机会进行人口调查及研究，直至1975年逝世。陈达的学生袁方长期跟随其从事人口与劳工研究，是1982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的主要创办人，袁方领导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文庙学派重要的传承之一。⑥吴宝科、佟新编:《袁方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192页。

李景汉在1954年曾于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社会调查研究室，但很快被并入统计系。1957年，李景汉曾满怀信心地对北平郊野进行了调查，并连续在《人民日报》发文展现成果，没想到因此被打为右派，从此再无显著成果。⑦李景汉:《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人民日报》1957年2月1日。戴世光195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人口学与统计学的工作，时间为久，1974至1978年随统计系并入北京经济学院，戴世光和部分统计系教师被抽调组建人口研究室，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戴世光培养了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统计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⑧戴世光:《戴世光教授年谱》，《戴世光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的官方网站中如此叙其人口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创建于1974年，是国内创办最早、国际影响最大、学科层次最全的人口与发展教学和科研单位。”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硕博专业学科简介http://ssps.ruc.edu.cn/cnt.php?id=27＆fid=33＆navid=54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能站在全国的制高点，正是在戴世光传承下的再开拓，如果说费孝通是传承了魁阁学派的关键人物，那么与其年龄相仿的戴世光则将文庙学派的人口统计研究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是这一学派新的领导者。

中国的社会学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阶段，其“发展和命运一直充满了变数和悖论”。但中国特殊的社会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具有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复杂格局，它总能激发社会学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来自西方的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做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本土解释——这既能够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国际地位却仅劣于美国这样头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够解释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已被斩草除根近30年的社会学为何能够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再度萌生，并在随后的30年中取得远较和其命运相似的另外几门学科(政治学、法学和传播学)更为突出的成就。”①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 (2011年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41页。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之所以能与国际社会学界同比高，因为有吴文藻、陈达、李景汉这样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从理论、方法到实际的应用和成果的发表、人才的培养，竭尽所能。1978年中国社会学能快速崛起，得益于费孝通、戴世光等第二代社会学家乃至他们的学生在传承老一辈社会学中国化理念的进程中练就的扎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使得他们在重拾社区调查、人口统计时能够得心应手，能够有所发展和开拓。

社会学中国化是学术界长期重视的论题，无论从理论、方法，抑或研究成果，驻扎在魁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文庙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已为学术界做了极佳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