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志民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大连由苏联军队实际管制，共产党与国民党同处一城，鱼龙混杂。于是，有人将1945年至1949年期间的大连称之为“特殊解放区”。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兵不血刃进驻旅大，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旅大长达40年的统治。

大连解放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连这块解放区里，却由苏联军队实际管制，我们党的组织处于半地下状态；国民党的、帮派会道门的、大汉奸大商人的各种组织五花八门。从老解放区来大连的同志说，大连的同志不穿粗布衣服，却是西装革履；大连街上指挥交通的共产党警察，穿的是国民党警察的制服。大连不像解放区，不像苏占区，不像日占区，也不像国统区。

美英苏三巨头密谋造成大连“特殊解放区”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同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会晤，一起商谈欧洲战后事务的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在这次没有中国人参加的会议上，旅顺和大连成为大国间政治交易的筹码。

最终，《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2至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外蒙古现状”，并“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的领土及其他权益”——库页岛南部及邻近的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

1945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面对中方代表的讨价还价，斯大林的回答是：“要我们帮你们赶走日本人，就得接受我们的要求！”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依据《雅尔塔协定》框架原则，同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歼灭性攻击。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至8月末，1万余苏军进入旅顺和大连。

大连“特殊解放区”为东北解放承担重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对准了政治和地理位置优越、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东北地区。

1945年8月26日，中共山东胶东特委最先组建了赴东北渡海先遣队。9月1日，先遣队的一个排刚在大连登陆，就被苏军扣留了。于是，先遣队后来的登陆队伍避开了旅顺、大连，绕道庄河王家岛上岸，又从王家岛智取庄河。

9月9日清晨，先遣队政委邹大鹏通过电台，向延安和胶东区党委报告了大连地区沿海一带的敌情，包括苏军控制大连海岸区域范围以及“海上通路”的情况。这封电文是延安方面最早收到的来自东北的情况通报。虽然此时由陆路向东北进发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曾克林的部队已经到达沈阳数日，但延安尚不知情。毋庸置疑，先遣队的这封电报，是中共中央确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这一全局性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数日之后，从大连登陆的先遣队根据中共中央“相应向外扩展迎接渡海大军”的指示，分路行动，先后肃清了庄河、新金（今普兰店）沿海一线的伪警察，控制了打拉腰、花园口、大孤山、皮口等港口，夺取了岫岩、安东（今丹东）等战略要地，建立起了稳固的迎接渡海大军的桥头堡。

9月19日之后，山东军区的部队作为进军东北的主力，开始了首次大规模渡海挺进东北的行动。由于海上风大浪急，渡海部队的许多木帆船被刮到了旅顺港和大连港。这两个地方均是苏军的防区，登陆的官兵一上岸，就会被苏军扣押。

为此，于1945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处理此事。韩光曾在苏联学习工作过，懂俄语。经他与苏军协商，问题旋即解决。对于误入旅顺、大连的我军官兵，苏军白天暂时“扣留”一下，晚上便悄悄地放人、还枪。

共产党把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在韩光与苏军协商时，苏军驻大连司令官高兹洛夫曾这样问韩光：“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大连？”韩光回答：“我们不仅要大连，而且还要全中国呢！”“既然要，为什么还不派人来？”韩光笑着说：“我这不是来了吗？”高兹洛夫郑重地说：“你来是解决扣船扣人事情的。如果你们来晚了，国民党会把你们的脖子卡住。”

韩光随即返回沈阳，向彭真、陈云等汇报了大连的情况。彭真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指示他尽快把大连党、政、警、群领导机关建立起来。

10月中旬，韩光重返大连，首先组建了首届中共大连市委。韩光和大连市委其他领导人经反复思考，权衡利弊，认为让国民党先处于明处，我们暂处于暗处，有利于我们抓实权、打基础，因此，大连市委暂不公开。

11月8日，大连市政府成立，苏方从外交需要考虑，任命大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而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民政局长、广播电台台长、报社社长等职位均由处于不公开状态的中共大连市委委派的人员担任，将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按照协议，苏军管制的大连不准其他党派的武装力量进入。因此，我党在大连的武装只能以警察的形式建立。11月7日，大连市公安总局成立，我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东斌担任局长。在血雨腥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枪杆子的重要性。到1946年年底，由我党领导的大连公安队伍已发展到一万多人。一旦有战事，这支队伍即可变成一支军队。

苏军对中共大连党组织建立公安部队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对其发展速度之快感到吃惊和不解。有一次，高兹洛夫问赵东斌：“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在一个地区搞这么多警察，你们怎么搞了一万多人？”赵东斌回答：“这个地区情况复杂，又是港口，多搞点警察有好处。”高兹洛夫未置可否，以后也没再过问此事。

对“特殊解放区”的争议和肯定

1947年4月，旅大地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关东公署成立，共产党仍然把权力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苏军规定：凡是关东公署的官员，都必须穿西装，系领带，着皮鞋，留头发，刮胡子。因此，大连地区的我党干部，穿着打扮与其他解放区的干部截然不同。此外，出于工作需要，大连公安总局的干部、战士们，帽子上戴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徽章，服装则是国民党的警服。

这些“特殊之处”受到了来自其他解放区的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他们说：大连虽是解放区，可这里没有一点革命的味道。对大连的很多尖锐的批评甚至反映到了东北局，有人指责大连市委“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有某些类似闹独立性的表现”，等等。

1948年7月，东北局组织部在哈尔滨召开旅大干部座谈会，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代表东北局对旅大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的必要性给予了肯定。他说：“旅大的特殊情况必须估计到，把特点强调一下有必要，否则会发生错误。苏军管制有好处，对我们、对东方都有好处。如无苏军，旅大不可能是我们的，就像葫芦岛一样。以苏为主是对的。”这次会议以及此前东北局对旅大地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对统一大家对“大连特殊解放区”实行特殊政策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处于半公开状态的大连党组织，既要同国民党势力和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作斗争，又要与驻大连的苏军巧妙斡旋。在重重困难之中，大连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卓有成效地稳定民心、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表现出高超的工作水平和斗争艺术。1946年年底，潜伏在大连的国民党人员曾向上级如此哀叹：“大连工人被赤化了，大连的老百姓都被中共争取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