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12

(1.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2.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维吾尔戏剧是包括维吾尔剧、维吾尔话剧等在内的各类维吾尔族戏剧的总称。它以其鲜明的戏剧个性，独步剧坛。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维吾尔戏剧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引起了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较之中国内地戏剧的研究来说，维吾尔戏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在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中第一次从戏剧学角度介绍了“维吾尔剧”——“独具风标的音乐话剧”[1]，同时期虽也有其他学者零星的研究文章，但大都还停留在作家作品的简单评介上。其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刚刚开始的研究被迫停顿。直到新时期以后，研究人员和成果才不断增多，视野不断扩大，学术研究初见规模；研究内容也从零散的作品介绍、作家评析，逐步趋向系统化戏剧史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的维吾尔戏剧研究日趋成熟，呈现出了多角度全方位展开的态势。

一、维吾尔戏剧的相关专著及研究状况

首先，从20世纪来看，80年代李肖冰的《维吾尔戏剧审美思考》堪称是维吾尔戏剧研究的首部专著。她不仅分析了维吾尔戏剧“是诗、是歌、是舞、是戏的浑然一体融于剧中”[2]的艺术特征，论证了它的诗意美和抒情性，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民族性，还以女性特有的眼光，分析了三类妇女形象并认为妇女解放意识和题材是维吾尔戏剧现代性的体现。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编的《新疆戏剧论丛》，虽未正式出版，但其中确也不乏有关维吾尔戏剧研究的佳作。如白多明的《新疆戏剧诗意盎然》对维吾尔戏剧进行了美学观照，认为“维吾尔戏剧美学思想距西方正统戏剧美学中的‘摹仿说’也许要远一些，而更接近中国传统戏曲美学中的‘虚拟说’”[3]。肯定维吾尔戏剧属于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系统的一支。20世纪80年代是开风气的十年，这期间的研究特征就是系统意识不强，学术的自觉性并未形成，从以上两本著作也可窥一斑。它们都是论文合集，有些是已发表的单篇，论述的内容也较广泛，既有美学方面的思考，也有文学方面的分析；既有维吾尔戏剧整体形态的探讨，也有代表作家的个案研究。研究内容不一而足，也反映了研究初期内容庞杂的整体特点。

其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志·新疆卷》编辑委员会，中国ISBN中心，1995年版）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编辑委员会，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相继出版。这是对之前维吾尔戏剧研究的一个总结，它们将纷繁复杂的研究内容归拢一处，用科学而系统的方法，分别从剧种、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舞美、化妆及其发展状况等方面对维吾尔剧进行了梳理和总括。厘清了概念，澄清了事实，廓清了认识。尤其是前者，在整个新疆戏剧的大背景上，将维吾尔剧抽离式地加以关照，无形中更突显了其独特性和民族性，并对学者很少关注的艺术体制等问题，做了深入而专业化的阐述，为维吾尔戏剧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后者，则主要从维吾尔戏剧的唱腔出发，除了专业化的梳理和分析，还为我们例举了大量具体的唱腔选段，这些内容无疑是维吾尔戏剧音乐体制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此时的维吾尔戏剧研究已脱80年代的混杂而趋于自觉化、集中化和系统化。套书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确实为维吾尔戏剧研究形成规范和建立学术形象提供了平台和保障。总之，20世纪的维吾尔戏剧研究，从80年代的摸索到90年代的成形，研究内容由庞杂逐步转向系统和专业，整体的研究态势是欣欣向荣、渐入佳境的。

进入21世纪以后，维吾尔戏剧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学术研究获得了大丰收。系统化和专题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标志着维吾尔戏剧研究的繁荣和成熟。诸多的成果中，尤以几类文学史和韩芸霞的专项研究为突出。

首先，阿扎提·苏里坦、张明、努尔买买提主编的《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认为“维吾尔现代戏剧艺术，为维吾尔族现代文学的散文体作品的创作开辟了最初的道路”[4]。书中概述了20世纪30年代及80年代维吾尔戏剧创作的大致面貌及基本特点，将维吾尔戏剧放在整个维吾尔现当代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并对维吾尔戏剧各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作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作为本民族学者，其观点颇具说服力。可互为参照的还有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除了与前者相似的内容外，尤显珍贵的是将刘肖无、武玉笑等擅长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汉族剧作家也纳入了维吾尔戏剧研究的范畴，并对其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为全面地研究维吾尔戏剧做了有益地补充。另外，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李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戏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和余从、王安奎《中国当代戏曲史》（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也都涉及了维吾尔戏剧的作家作品及相关研究内容。

其次，韩芸霞的《维吾尔戏剧形成研究》和《“麦西热甫”中戏剧文化初探》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对比较系统的维吾尔戏剧专题化研究专著。前者强调了“维吾尔民间各表演艺术的产生和成熟，得益于‘绿洲’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它首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互相聚集的环境；其次，珠串式的‘绿洲’传播、互融了诸地多种民族文化的各类信息，在保障丝绸之路通畅的同时，诸多民族、宗教的艺术成分融入绿洲居民能歌善舞、崇尚幽默的品性中，这使得绿洲文化又呈现出多源头、无序性的特征”[5]。展现了维吾尔戏剧发生期的整体生态及文化环境。而后者则又在前者的基础上，选取维吾尔戏剧形成因素之一的“麦西热甫”进行具体的阐述，将“麦西来甫”中的诸多戏剧性表演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在理论上区分为“戏剧类表演”、“非戏剧类表演”和“准戏剧类表演”三种，就维吾尔戏剧形成机制中的一环，即民间聚会中的歌舞及游戏，做了更加具体、深入地剖析，为维吾尔戏剧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注解。

二、维吾尔戏剧的相关论文及研究内容

关于维吾尔戏剧研究的学术论文相比较专著要丰富的多，从研究内容上大致可分成三类：

（一）对作家作品的评介

现在所能见到比较早的是陈箭、秦弦《谈祖农·哈迪尔的创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陈伯中、秦俊武《试论祖农·哈迪尔的戏剧和小说创作》（《新疆兄弟民族文学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蓝兰《维吾尔戏剧的开拓者——祖农·卡迪尔》（《新疆艺术》，1985年第2期）等对维吾尔剧第一代作家祖农·哈迪尔及其戏剧创作的评介。曹起志《火焰山前红旗飘：介绍一个反映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话剧》（《民族团结》，1959年第3期）和闻希群《表现维族历史生活的新创作——谈话剧〈火焰山的怒吼〉》（《中国戏剧》1962年第7期）对包尔汉及《火焰山的怒吼》的介绍。朝华《万方乐奏有于阗——评维吾尔族歌剧移植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雷村《英雄屹立天山红灯光照边陲——赞维吾尔族歌剧移植革命现代京戏〈红灯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和王梅《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的创演及其音乐创作》（《音乐研究》，2010年第6期）关于维吾尔剧成功移植《红灯记》的分析评价，前两篇充满了时代特色的表述，难免形胜于质的嫌疑，但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维吾尔族大曲《十二木卡姆》在维吾尔剧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而21世纪以后的王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显的更细致和专业化。

经典剧目《艾里甫与赛乃姆》是关注的热点：赵寻《艺术的民族性与群众性——从歌剧“艾里甫—赛乃姆”所学到的》（《中国民族》，1975年第3期）、李钦《美的民族美的戏剧——看维族歌剧〈艾里甫—赛乃姆〉》（《人民戏剧》，1980年第12期）、简其华《感人的故事动听的音乐—维吾尔古典歌剧〈艾里甫—赛乃姆〉观后》（《人民音乐》，1981年第4期）以上皆为20世纪时的简单评介。21世纪后韩芸霞的《从〈艾里甫与赛乃姆〉看维吾尔剧的艺术特征》（《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则通过《艾里甫与赛乃姆》来研究维吾尔剧的语言、音乐、表演、舞台美术及化装等特点，将浮于表面的描述，上升至学术意义的论证。

对《古兰木罕》的绍介也比较引人注目，相关文论有唐朴林《情真·味醇·好听——维吾尔剧〈古兰木罕〉观后感》（《中国音乐》，1997年第2期）、万勇《大型维吾尔剧〈古兰木罕〉演出侧记》（《新疆艺术》1997年第3期）和周吉《继承传统锐意创新——维吾尔剧〈古兰木罕〉音乐创作谈》（《人民音乐》1998年第5期）等，其中周吉从音乐方面探讨了《古兰木罕》的创作经验，对伊犁民歌的吸纳是成功的关键，是比较具体而有价值的分析。

另外，成勋《新的突破——看〈血腥的年代〉》（《新疆艺术》1986年第6期）和黎蔷《民族戏剧艺术的勇敢探索者——记吐尔逊·尤努斯》（《新疆艺术》1986年第4期）对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八二级新疆班《血腥的年代》的表演及再创作过程和剧作家吐尔逊·尤努斯的生平及创作情况的描述；段石羽《谈歌剧〈热比亚——赛丁〉》（《新疆艺术》1981年第2期）对《热比亚——赛丁》内容的介绍。

总之，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介，从论文整体的数量上看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时间上看基本集中在20世纪，从内容上看还停留在简单化的评介，这是研究处于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当时学术热情大于学术思考的必然结果。人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经典的剧目和代表性的剧作家，无论是维吾尔戏剧的第一代作家祖农·哈迪尔，还是新时期的代表吐尔逊·尤努斯；无论是由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改编的《艾里甫与赛乃姆》，还是基于民间故事和传说的《热比亚——赛丁》、《古兰木罕》，亦或是新创历史剧《血腥的年代》，这些剧作家和经典剧目，之所以让学者们乐此不疲，津津乐道，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和维吾尔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是本民族意识的体现和认可。

（二）对维吾尔戏剧的形成研究

首先，关于维吾尔戏剧形成背景及外部因素的探讨。王华轶《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话剧运动（上）、（下）》（《新疆艺术》1981年第1、2期）较早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由林基路、茅盾、赵丹等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话剧运动。众生《回顾三十至四十年代新疆戏剧运动》（《新疆艺术》1984年第5、6期，1985年第1期）详细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戏剧运动的具体过程，并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这两篇论文对戏剧运动的关注还出于不自觉的状态，那么90年代岩石《维吾尔戏剧管窥》则是第一篇对新疆戏剧运动和维吾尔戏剧的关系形成科学认识的文章。作者强调了外来戏剧对维吾尔戏剧形成的影响：首先，以沈雁冰为主任的新疆文化协会，下设艺术部、戏剧运动委员会、实验剧团、文化干部训练班等机构，“开展以抗日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为全疆各地培训了一批戏剧人才。”；其次，“新疆千余公里边境与前苏联接壤，边境贸易活跃，人员往来频繁，必然会促进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并进一步阐明了维吾尔戏剧何以诞生初期就比较成熟的原因：一、“拥有一支素质很高的创作队伍”；二、悠久历史的歌舞在维吾尔戏剧中的反应。“此外，浩如烟海的维吾尔族民间诗歌、谚语，为剧作家塑造舞台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戏剧语汇”[6]时注意到了维吾尔族自身的文学传统，尽管并未展开论述，但对后来的维吾尔戏剧形成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得以更深入和细致的发展，并逐步成为热点，与此文关系密切。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艾尔肯·阿不都热依木《20世纪30年代维吾尔戏剧发展的背景》（《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中的相关论述。

韩芸霞的《苏联戏剧对新疆维吾尔戏剧形成的促进》（《时代文学》，2007年第5期）和《中原戏曲对维吾尔剧形成的影响》（《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在20世纪岩石及其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物和历史文献为论据，强调了维吾尔戏剧是在维吾尔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受中原戏曲和苏联戏剧的影响而形成的，尽管关于苏联的影响部分，苦于资料的匮乏论述未能充分展开，但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将维吾尔戏剧的形成扩延到地缘及族源层面，并结合民国时新疆的特殊环境，就全面性的补充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关于维吾尔戏剧形成的内部因素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吐尔逊·尤奴斯在《“维吾尔剧”的形成及其发展》（《戏曲研究第16辑》，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中针对“维吾尔剧”的内部特征，从六个方面阐明了其与歌剧的区别，不仅为“维吾尔剧”正了名，厘清了概念，也让我们注意到了维吾尔传统艺术——“木卡姆”音乐对维吾尔戏剧的重要性。岩石在20世纪90年代也关注到了维吾尔传统艺术对维吾尔戏剧形成的重要作用，21世纪后，更多的学者继其踵武就此展开讨论。冯冠军《论维吾尔现代戏剧繁荣的内在原因》（《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强调了维吾尔戏剧的繁荣除了外部因素的促成，戏剧本身发展的内在因素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即剧作家、演员、观众都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从戏剧发展的规律出发，具体到维吾尔戏剧的表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同类文章中，显得颇有新意。

古丽扎尔·铁木尔《维吾尔戏剧的启蒙与发展》（《中国戏剧》，2008年第1期）就早期本土文化对维吾尔戏剧的影响及民间游戏在维吾尔戏剧发展中的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木亚赛尔·托乎提《探析歌舞在维吾尔戏剧中独特的地位与作用》（《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对维吾尔戏剧中民族歌舞的探讨。另外还有石泓《“麦西热普”与戏剧》（《戏剧艺术》，1988年第4期）就“麦西热普”中的游戏与戏剧进行了描述和探讨。后来韩芸霞的《维吾尔民间娱乐活动“麦西来甫”中的戏剧文化特征》（《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则可以看到石泓的启发，并进一步认为“麦西来甫”的“音乐舞蹈”、“娱乐游戏”和“惩罚行为不端者”三部分当中有戏剧艺术中的“演员、观众、演出场所和故事情节”四要素，深深影响了后来维吾尔戏剧的繁荣发展及审美特征。以上四位学者，侧重于维吾尔传统艺术对维吾尔戏剧形成的意义和作用，也更加彰显了维吾尔传统文化和维吾尔戏剧的关系，是彼此相生，密不可分的，使维吾尔戏剧的研究更全面和深入。

（三）对维吾尔戏剧史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维吾尔戏剧史的建构愈来愈明朗化。20世纪最早的描述见于阿不都外力·贾鲁拉、买买提明·吾守尔《伊犁维吾尔戏剧史漫话》（《新疆艺术》，1981年第3期），梳理了从1870年到1980年伊犁地区维吾尔戏剧的诞生及发展历史，包括剧团建设、剧本创作、演出情况、演员舞台等。黎蔷的《新疆歌剧巡礼》（《新疆艺术》，1982年第5期）梳理了以《艾里甫与赛乃姆》为代表的维吾尔剧创作及演出情况，不仅在歌剧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探讨新疆歌剧的独特魅力及发展方向，也从中窥到了维吾尔剧的发展轨迹。当然这些都还停留在对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剧种的梳理，还没有形成对于维吾尔戏剧史研究的自觉。之后，克里木江·阿不都热依木的《试论现代维吾尔族戏剧》，对维吾尔戏剧的历史分期进行了探讨，认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维吾尔戏剧只是到了本世纪30年代才得以真正形成，40年代得以发展完善，取得相当大的成就，50——60年代是其过渡时期，80年代又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7]。他将维吾尔戏剧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并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梳理了代表作家和作品，这一分法，线索较之前更加明晰，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努鲁木·沙吾尔阿吉。至此，维吾尔戏剧史的构建基本完成。

21世纪以后，周吉、周建国、吴寿鹏在《新疆歌剧史略》（《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2005年第1、2期）中将包括维吾尔剧在内20世纪的新疆歌剧分为三个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70年代以后），并概述了各个时期创作情况，为做出贡献的戏剧人物立了小传，还附有所提及的四部歌剧音乐主题素材谱例。作者都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同时又是很多作品的创作者、参与者和历史的亲历者，故本文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古丽扎尔·铁木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疆维吾尔族现代戏剧》（《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则是对克里木江·阿不都热依木对维吾尔戏剧史分期的细化：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维吾尔戏剧，从形成和发展又分为三个时期：一、形成的阶段（1934年下半年—1937年年底）；二、繁荣时期（1937年—1943年）；三、坎坷发展阶段（1943年—1949年）。

另外，艾坦木·玉赛音《维吾尔族戏剧艺术巡礼——献给国庆五十周年》（《新疆艺术》，1999年第5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试图完整地描述维吾尔戏剧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脉络，从西域戏剧《弥勒会见记》和《福乐智慧》到《十二木卡姆》、“麦西热甫”的传承再到《艾里甫与赛乃姆》的出现，维吾尔戏剧从古至今未曾断裂，虽然更具体的论证限于篇幅未能展开，但为全面深入地认识维吾尔戏剧发展历史提供了思路。

综上所述，对于维吾尔戏剧史的研究，是维吾尔戏剧研究不断发展的表现，学者们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向自觉的过渡。研究的焦点由某一地区、某一题材的单一研究，转向完整历史的综合研究；从某一时期或阶段历史的细化，转向追根溯源的完整勾勒。

除以上诸种，还有学者对当下维吾尔戏剧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探讨并寻求对策，如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的《开拓维吾尔戏剧艺术的新天地》对戏剧文学创作提出具体要求。阿灵·阿仆汉《早春丁香语——关于维吾尔歌剧的谈话》关于剧团建设及人才流失的想法。张玉霞、唐彦临《新疆当代戏剧发展中的教育线索透析》欲从教育着手培养戏剧人才，推动维吾尔戏剧发展的思考等等，都是维吾尔戏剧研究的有益补充。

综上所述，维吾尔戏剧的研究，起步晚，时间短，起点低，虽然通过诸多学者的前赴后继，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确也存在不少缺陷。囿于研究视野的狭窄，方法的单一加之多方面的客观因素，还存在很多盲区，比如，没有一部维吾尔戏剧的通史；缺少系统的研究专著；维吾尔戏剧的本体和戏剧文学的研究还流于泛泛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维吾尔戏剧的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从旁落一隅，无人问津的边缘学科，到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研究日增并渐入佳境，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展开态势，整体格局日趋科学合理，这既是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也是维吾尔戏剧具有具大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魅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