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社评：主流话题与民间表达

2014-03-03闻迪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年6期

■闻迪生

《环球时报》社评：主流话题与民间表达

■闻迪生

《环球时报》社评多涉及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或热点事件，表现主流的价值倾向；表达方式自由、直白、形象，并带有反讽、戏谑的韵味，形成民间话语风格；社平将具有规训性质的议题放置在民间语境中进行讨论，制造出独特的语言狂欢。这些都在客观上提升了评论的影响力。

《环球时报》社评；主流话题；民间表达；狂欢

在当今众多的报纸评论中，《环球时报》社评独具特色。这不仅是因为它数量多，基本保持每天两篇；选题广泛，涉及的话题几乎无所不包。更因为它常常引发强烈反应，它既会被主流媒体引用，也被商业网站转载，还会在微博圈中激起层层波浪。有人把它看成互联网时代报纸言论成功的典范，也有人批评它追求市场利益、迎合读者趣味、挑起民族主义情绪等等。无论如何，这些争议说明了《环球时报》社评的影响之大，也折射了当今中国舆论场的复杂生态。

当前中国有“三个舆论场”。“第一个舆论场是主流媒体，主要指的是党报党刊以及官方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站等。这个舆论场的特点是，以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第二个舆论场是非主流媒体，主要是指一定的机构主管主办的、面向市场的都市类报刊以及商业网站等。这个舆论场的特点是，以报道各类社会新闻、满足人们对信息需求为主要目标。非主流媒体影响社会舆论，这一点随着其市场份额的扩大愈益强劲。但非主流媒体在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同质化突出，竞争过度，责任感有不断消解趋势，过于注重经济利益。但非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建树不少，仍然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个舆论场是民间。互联网乃至手机的出现，使街谈巷议搬上了真正意义的社会大讲堂，也使新闻和信息的传播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渠道。这个舆论场不分年龄职业，不论职位高低，不管境内境外，不拘题材体裁，比较开放自由，影响力不可低估。”①这样的划分更多关注到舆论场中话主的身份差异，将之分为主流、非主流和民间。前两者虽同为媒体，但导向不同：主流媒体以主流的意识形态为导向，非主流媒体以市场为导向；而第三个舆论场作为民间散在的话语方式存在，基本脱离了意识形态性规约，最大特点是开放自由。按照这样划分，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对于这三者依次减弱，而表述方式的自由度依次增加。

一、《环球时报》社评话题的主流特性

话题，就是谈论的主题。对报纸评论来说，主流的话题是指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或中心地位的话题，是政治经济民生方面重大的或热点的话题。

笔者对2013年《环球时报》全年社评共480余篇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发现，社评内容涉及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二者数量基本持平。国内议题中，反腐败、网络监督与互联网管理、民生问题、重大政治事件占据大部分比例；国际问题中，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一些重要的阶段性国际热点问题所占比例较大。

国内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反腐败：反腐败是《环球时报》社评关注比较多的问题。从对待反腐败的态度上看，2013年的社评较此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反腐败需要综合改革的跟进”的表述转变成对反腐败的态度更加鲜明，更多从反腐败的举措上进行探讨。

舆论监督和网络管理：《环球时报》社评肯定舆论监督在推进社会进步上的意义，认为互联网是中国意见表达最开放、最多元、最尖锐的舆论场；对网络上的官民博弈多持折中立场，常用的句式为“舆论需冷静，官方应回应”；支持互联网管理，批评网络舆论热衷于寻找热点进行炒作，敦促网络大V慎用自己的话语权。

政治体制改革：《环球时报》社评对这类敏感话题也不回避，立场非常明确。

民生问题：《环球时报》社评关注与老百姓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诸如房价、居住证制度、出租车价格等。总体上肯定民生领域的社会改革，同时倡导社会的公平正义，认为改革要照顾民众承受能力。

人权与自由问题：《环球时报》社评肯定中国这些年的人权发展成就；认为中国社会对自由的理解存在很多不同，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宣扬的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的道路是走不通。

国际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中美关系：中美是意识形态迥异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是《环球时报》社评关注的重点。社评既涉及中美间的热门事件，如“棱镜门”事件、贸易摩擦等；也涉及美国作为第三方参与的事件，如南海冲突，半岛局势等。主要观点是，中美的共同利益应压倒互相猜疑，中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处理两国问题。

中日关系：2013年是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钓鱼岛争端、日本修宪、安倍参拜晋国神社等不断引发两国外交冲突。《环球时报》社评主张对日本的挑衅予以回击，“军机前往钓鱼岛符合中国主流民意”“将安倍列入‘不受欢迎的人’黑名单”“中国人应重拾对‘小日本’的藐视”等社评引发热议。

朝鲜半岛局势：《环球时报》社评批评朝鲜的核武行为，提出中国在动态中维护现行对朝政策；认为中韩关系具有战略上的稳定性，也会有婆婆妈妈式的摩擦。

南海问题：《环球时报》社评对与中国产生冲突的两个当事国菲律宾和越南态度不同。对菲律宾态度强硬，多次提出采取反制措施；对越南，则认为中越有控制海上摩擦、改善两国关系、实现合作的意愿和需求。

此外，《环球时报》社评中还有对中俄关系、中非关系等评论，传达出坚持和平友好、维护国家利益的一贯外交理念。

不难看出，《环球时报》社评多涉及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或热点事件，传递出主流的价值倾向。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主要表现为富强、民主、和谐、创新。②而崇尚爱国主义、肯定社会发展、关注社会公平、弘扬人的权利等，是《环球时报》社评秉持的基本态度。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社评主要起草人胡锡进先生说，《环球时报》社评大多说出了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③有人将“为中国社会代言”直接看成是“官方立场”，并从《环球时报》的身份和议题上进行分析：从身份上看，“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不可避免的带有官方‘喉舌’的基因，在立场上要与官方保持一致”；从议题上看，“《环球时报》社评涉及国际议题时呈现明显的国家主义立场和相对强硬的态度，并且经常触碰敏感的国内政治议题，立场倾向官方。”④

二、《环球时报》社评的民间表达方式

马丁·海德格尔说“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⑤福柯也认为，话语构建知识。两句话共同强调的是话语的建构功能。在新闻实践中，正如前文“三个舆论场”的描述，不同的舆论场话题不同，表达方式亦存在很大差异。主流媒体对应着特定的话语模式：语言客观、准确、简练，表达严谨、有分寸感，形成精英化的表达方式，即便是所谓“接地气”，也不过是在“官方”的话语划界内向民间的适度倾斜，不可溢出特定的话语框架。几年前，“给力”“屌丝”等网络热词登上《人民日报》版面时曾引发广泛议论，这从反面说明媒体身份与其语言风格存在着对应关系。

关于《环球时报》社评的语言风格，胡锡进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我接手后，《环球时报》社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说话方式——生活中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文件式的语言都不采用，就用平实的语言。语调尽量平和，有时候也没hold住，对那些该骂的还得骂。但总体来说，我们越来越理性，不说极端话。”⑥“生活中说的”和“心里想的”，这样的话语方式与民间的、街谈巷议式的表达方式有本质的相通性。

1.口语化。仅从标题上，就能找出很多口语化的表达，如“进口奶粉出事，国产奶粉没权利乐”“请安倍专心访美，不用斜眼盯着中国”等等；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口语如“过嘴瘾”“白日梦”“随大溜”“一是一，二是二”等在社评中很常见。

2.直白。像“韩国扩大识别区是趁机占小便宜”“中国人狂购黄金是无处投资憋得”“欢迎克里，希望他与希拉里不同”“撒切尔夫人带走了大英帝国的余威”等等，语言直白，意思明确。

3.形象化、戏谑化。通过对词语借用或者超常规搭配，制造奇崛的效果。“日本迷恋对华放狠话，国家已不务正业”，将“不务正业”这个一般用来描述个人品性的词语借来描述国家，很形象；“我们认为，真正落实‘国五条’，把房价稳住，温文尔雅是做不来的”，“温文尔雅”一词，形象地表明要用更严厉的行政或法律手段落实调控措施。在一篇谈到假日调整方案的文章里，作者认为网上的抱怨是因为假日总天数没有增加，调来调去没有意义。文章写道：

中国城市社会当下最强烈的愿望是增加休息日，多数人就是感觉太累，对多休息一天往往比多挣一点钱还在意。这些人既不想“朝三暮四”，也不想“朝四暮三”，他们的真实期待是“朝四暮四”。

由“朝三暮四”戏仿出“朝四暮四”，在产生具象可感效果的同时，也制造出一种戏谑化的语调。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归类和例证仅是笔者对《环球时报》社评语言特色的简单概况，试图以此管窥其表达方式的独特性。事实上，脱离具体语境的孤立鉴赏和过多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反而会降低对语言韵味的整体感知。从总体上说，《环球时报》社评的语言是自由的、多样化的、随意的、形象的，并常常带有反讽、戏谑的韵味，具有明显的民间语言风格。因此《环球时报》社评能制造出对话式的交流情境，在客观上拉近作者和读者的距离，营造出平实感、亲近感。

三、《环球时报》社评语言狂欢的形成

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创立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模式。

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节日的观察，巴赫金认为狂欢是各种节日的共同本质：人们用怪诞、诙谐的方式表达摆脱各种束缚、实现自由的乌托邦。比如，通过广场狂欢中的各种怪诞行为，参与者身份的尊卑、权力的高下和等级的制约都被打破，怪诞被合理化，制度化的不平等被消解，语言权威也被颠覆。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发生在广场是令人回味的。广场作为权力的象征，是统治者展示自己的权威所在，常用来处决犯人、举办加冕仪式等。而统治者默许广场上的狂欢，表明这种形式对他们的统治不会带来根本的威胁，充其量是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但这对狂欢的参与者却极为重要，“这是全民性的欢笑得以产生、相互感染的基础，也是狂欢节世界观得以形成的保证；同时，这样的空间还可以使得民众在假想的状态中以集体的方式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⑦

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国媒体快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政治属性，尤其是带有重要观点倾向性的言论，始终遵循着以政治为中心的话语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媒体的境遇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如上所述的主流、非主流和民间的分野。但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它的主流媒体的身份却一直在读者的认知中惯性存在。具体到《环球时报》，尽管实行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但这并未影响它的主流特性。近几年，《环球时报》被官方明确赋予了对外传播的职责，在人民日报社努力构建的对外传播格局中，《环球时报》既要作为传统媒体发挥作用，也要被搭建成重要的民间舆论平台。

这样的民间舆论平台具有了“广场”的特质。首先，从话题上看，《环球时报》社评制造了全民参与的机会。政治、经济、民生、社会热点、国内、国际，话题多样，内容涵盖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读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面对主流话题，《环球时报》社评并未显示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从民间的视角评论“官方”，使民众获得“参与感”和“在场感”；注入人文关怀，尤其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流露出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很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呼应；特别是对国际问题的评论，往往巧妙地调动起读者的爱国主义情绪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出为民众代言的效果。

其次，自由、新鲜、灵活的表达方式，营造了大众参与的众声喧哗。胡锡进所归纳的“生活中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微博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胡锡进本人也毫不讳言《环球时报》社评与微博有扯不断的关系。他在为《真话中国：环球时报社评2013·上》作序《微博时代的环球时报社评》中坦诚，《环球时报》与互联网舆论扭得很紧，微博是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作为人民日报社中较早开设微博账号的新闻人，经过多年来的摸爬滚打，胡锡进深谙微博话题之道。他本人也承认很多社评话题来自微博，那么表达方式就不可能不受微博舆论场的影响——“生活中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正是微博的话语特征。

微博是语言狂欢的场所，“它们大多采用仿拟、夸张、反语等修辞方式，用反讽、调侃的语言去评论事件或人物，以鲜活的网络语言、灵活多变的句式结构、新奇的语言表达方式构成新的语言范式，造就出填空造句的游戏形式，为微博信息传播提供了最佳载体，也为社会语言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⑧

话题的精英化与多样性以及话语的草根化与娱乐化，形成《环球时报》社评独特的“狂欢”效应。原本精英化的话题走下神坛，官方与民间的声音在这里并非分而割据，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似乎已经建立。“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中，除了狂欢节生活以外，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人们无从躲避它，因为狂欢节没有空间界线。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它的规律，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⑨狂欢节的最大功能是将参与者带进“狂欢”情境中，让其浸入和感染。《环球时报》社评《大V对抵制网络谣言负有特殊责任》曾经在网络上引起巨大舆论分歧，但从网友留言看，仍然获得一定的掌声。代表性的留言有：“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提‘打击利用网络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有些人就会跳得那么厉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想干什么的人呢？”；“不管什么人，只要造谣、传谣，蛊惑人心，危害社会，就必须依法惩处，不能赋予他们免罚的特权；纵容‘大V’肆意造谣、传谣的网站也应依法惩罚。”这些留言获得极高的支持。

同时，在《环球时报》社评中，规训的力量仍然存在。尽管《环球时报》社评中有很多对“官员”行为的质疑和批评，也有在“官方”利益与民间的现实诉求交织在一起时表现出的纠结，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环球时报》社评显示出坚决维护的姿态。也就是说，社评试图区分“国家”“官方机构”“官员”等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一种新的体制性的话语框架。“主流”与“民间”在这里进行双向性的制约与扭转，在释放民间话语的同时制造了读者的各种争议：既有对话题本身的讨论，也有对《环球时报》社评定位的质疑，甚至还有对作者新闻操守的褒贬。有关《环球时报》社评立场的“左”“右”之争，它被贴上的“商业主义”“墙头草”“逢场作戏”等标签，以及对胡锡进本人的各种非议，或许都与此相关。

四、结语

如果依照前文有关“三个舆论场”的描述来分析，《环球时报》社评实现了从主流话题到民间表述方式的跨越，也就是说，它把具有规训性质的议题，放置在民间的语境中进行讨论。在这里，规训与诉求、说教与质疑形成独特的“错位感”。这是否就是官方要构建的理想的民间舆论场域也许还未得而知。但它由此激起的来自民间的广泛回声，也在客观上扩大了社评的影响力。

问题的焦点最终落在新闻评论的议题选择与表达方式运用上。在当下可供选择的议题仍然有限，或者议题同质化严重的时候，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技术决定信息高度开放的时代，充分释放中国社会主流意见的影响力，让不同的舆论相互平衡，这大概是唯一可行之道。”⑩让话题尽量开放，让表达回归自由——在舆论场还充满各种现实的困惑和利益纠葛的时候，《环球时报》社评的新闻实践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① 米博华：《多种媒体一个指向》，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63480/114005/114006/6744586.html，发表时间2008年1月7日，访问时间2014年2月2日。

② 陈晓英：《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分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新闻与写作》，2011年第5期。

④ 于帆：《政治、市场与专业主义之间——〈环球时报〉社评研究》，《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

⑤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2页。

⑥ 《社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胡锡进访谈录》，《新闻战线》，2013年11期。

⑦ 赵勇：《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⑧ 刘晓丽：《微博语境下语音传播的特点》，《当代传播》，2012年第6期。

⑨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