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东，冯小丽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华夏文化视域中的西南与西南社会
——秦汉时期巴蜀华夏认同的确立过程

尹建东，冯小丽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华夏人群对西南和西南社会的认识了解，是伴随着华夏认同与华夷边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形塑的，巴、蜀不同族源故事的讲述即其明例。从土著族源的“淡化”、“失忆”到“华夏共祖”及共祖祖先们在巴蜀地区遗迹、“记忆”的重新发现，巴蜀在血缘、空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认同上被逐渐吸入华夏。华夏西南边缘从最初的巴、蜀进一步移到后来的“西南夷”地区，反映随着华夏政治力量扩张，“新边缘”不断地调适，最终在经济和文化上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华夏群体。

西南地区；华夏边缘；巴蜀；族源；文化认同

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原华夏人群对“天下”的认识，是伴随着华夏认同与华夷边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形塑的。到了汉代，主要以居住方位、族源和文化表征来划分“华”、“夷”的二元结构已被人们所认同。同时，用“蛮”、“夷”、“戎”、“狄”来称呼分布于周边的非华夏族群，并随着与周边族群交往、了解的深入，逐渐记载各族群详细的名称、习俗等情况。对于这些华夏边缘的“异族”，当时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记载他们的族源或‘历史’，以及描述他们的生活习惯，借此表现这些异族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与族群距离”。[1]198如《史记》在“列传”部分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及大宛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族群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异族意象”。因此所谓的华夏边缘，不但同时包括了几种不同性质的边缘[1]199，而且在同一边缘方向亦可根据夷夏之间的关系作出层次性的划分。汉代史籍中对西南地区和人群的分类描述及认识变化，则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夷夏交融与华夷边界变迁的具体表现（见图1）。

图1 秦汉文籍“中国”周边族群简图①

一、作为华夏西南边缘的巴蜀

华夏人群对西南地区的认识和了解，最初是从巴蜀开始的。巴蜀四面环山，中西部的盆地是其主要部分，在邛崃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等山系的环绕下，地理上与中原阻隔，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近乎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世居巴蜀的土著居民（主要是东部巴人和西部蜀人）在社会形态、文化习俗上与华夏有着很大的不同，与中原缺乏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所以在战国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僻处西南，为“戎狄之长”。[2]卷3同其他华夏周边的民族一样，在华夏视域中，巴蜀之民勇武善战、精于弓矢、喜爱歌舞。因此首先出现在《尚书·牧誓》中的记载，成为巴蜀地区的土著人群参与中原华夏政治事件的重要引文和呈现于华夏视野中的第一形象，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战争。克殷之后，武王分封同姓子弟于巴、蜀，这即是汉以后史籍中巴蜀立国的起源。

然而，在华夏文化的视野中，巴蜀的蛮夷身份的确持续了很长时间。西周初期大分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3]卷15，巴、蜀虽然均被封国，但巴、蜀和荆楚一样均被当时的“诸夏”视为蛮夷之国，故“其爵称子”，而且“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蜀）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4]卷3，巴则因“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4]卷1。巴、蜀都难以与当时中原“诸夏”融为一体。战国后期，已具有华夏身份的秦国曾就伐周还是伐蜀的问题在内部发生过激烈争论，兵锋所向，一东一西，意见截然相反，但争论双方对于蜀地文化特征的认识上却没有丝毫分歧。一方认为：“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另一方认为：“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5]卷70表明巴蜀之地在此时仍处于华夏边缘，被视为文明程度远不及中原的待开化地区和对中原政治角逐略无影响的边鄙之地。

另外，从巴人、蜀人对其族源的最初记忆来看，似乎也印证了其与华夏的差异性。关于巴人的族源，在《世本》中有所谓“廪君种”的说法。由于此书早已亡佚，我们只能在其他文献中看到所征引该书的部分内容，如：“廩君种不知何代”，②“廪君之先，故出巫诞”③等。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范晔从《世本》中引用了一段更为详细的文字，其文云：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巴人起源的另一种说法：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尘土，有巴遂山渑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国，有异蛇青首食象。

同样，有关蜀人的族源，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记载较详，书中是这样说的：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礼之于湔。时蜀民稀少。④

在以上叙事中，不同时期的文献均不约而同追溯到了巴蜀早期的历史。不论是巴氏之初“未有君长，俱事鬼神”，还是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都说明远古时期巴人、蜀人在文化、习俗上与华夏不同，具有蛮荒和异质的明显特征。这其中有关远古巴蜀君王的种种神话传说，虽不可看作信史，但这类传说背后隐约反映出了战国秦汉以来，巴蜀地区的土著人群在华夏强势文化面前为寻求新的文化认同而对过去历史与社会情境已逐渐进行选择性的记忆与重塑。“失忆”为引入华夏文本记忆，作出前期铺垫，原来的社会组织、文化形态、世代传说等以“民随王化去”消失在“新蜀民”的文化观念和记忆之中，社会发展的始端呈现原始状态，以用于构造秦汉时期与华夏共同的起源和历史。

二、巴蜀历史记忆的重构与整合

秦并巴蜀，以其地为郡县，巴蜀开始被纳入华夏政治体系之中。公元前314年，秦设置巴郡和蜀郡，着手对巴蜀地区进行政治改造,采取郡县制与羁縻制或分封制相结合的政策，根据两地的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6]463在巴地，秦采取的办法是“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7]卷86不难看出，秦国在巴地征收赋税之举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与巴夷君长联姻，在不改变其血缘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利用他们的传统势力在巴地推行秦的各项政策、制度和法令。这是较为典型的郡县制与羁縻制相结合的统治策略。在蜀地，秦国虽然设置了蜀国守，但同时又分封蜀侯，使其有国、有相，并基本保留了原蜀王国的统治机构，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这期间秦国共封三位蜀侯，三任蜀侯均因谋反罪死于非命，之后只设置蜀守。从公元前316年灭蜀，到公元前285年诛第三任蜀侯绾，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秦才最后在蜀地确立郡县体制。至于巴地，郡县制的完全确立已晚至汉初了。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秦汉以来的一些历史书写者为正处于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巴蜀找到了一个华夏起源，一个新的历史记忆。[1]69于是《世本》中便有了如下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史记·五帝本纪》亦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根据这些说法，远古时期蜀人的先祖与华夏诸国的始祖一样，都成了黄帝的后裔。而“借此历史记忆，汉代之华夏历史书写者将‘蜀’纳入一个线性历史与政治秩序之中，这‘历史’的起点便是黄帝，这个政治秩序，便是战国至汉代儒家所建立之虞、夏、商、周相传之华夏政治体系”。[1]69在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中，为了使重新发现的与华夏共同祖源的记忆和本土记忆源流相统一，将《蜀王本纪》中近乎传说的内容，合并在前述华夏代继相传的世系中：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

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4]卷3

以此历史讲述，“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4]卷1至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灭巴国、蜀国，巴蜀地区便进入有明确时间的历史记载之中。巴蜀地区土著传说记忆向华夏文化源流的整合，一方面原因是区域地方传承在华夏整体大背景下寻求向主流社会的认同，所以采取对于“非华夏”因素的回避与遗忘，强调“历史社会”上一直延续着的共同经历。另一方面也与中原人士、文化进入巴蜀地区，社会旧日传统承载者失势或消失、文化更新相关。华夏文化有步骤、有规划地跟随原来居住在华夏内部地区的人群进入巴蜀地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迁有罪之人，谪居巴蜀；第二，移民实边或流民就食，进入巴蜀；第三，封疆大吏如太守等官，兴文学，移风易俗。这也是汉时华夏文化进入其他边缘之地的一般过程，如交阯南蛮，虽然已经设置郡县，而治下土著之民语言不同，礼仪、习俗、服饰皆异于中国，于是“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道之礼义。”[7]卷86至地方郡守兴文学、育人才，表明社会治理重心由以武力维护秩序转移到文治下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文化涵化使边缘与中心的融合达到内地化的水平。这一进程，在巴与蜀存在着不同之处。

巴与蜀的华夏化进程步骤不同，反映在文字和传说故事上，便是蜀地之王有世系，巴氏廪君之后无记载。《山海经》中流黄辛氏和朱卷之国，隐约透露出巴地部落社会、诸部落共存的形态，而蜀地世系被纳入“唯一王”前后相继的历史讲述之中。巴蜀并举，蜀地重要性在历史上越来越重于巴地。在两地共有历史人物“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8]卷38和“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4]卷1之外，蜀地首先出现华夏共祖的事迹遗留，“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4]卷3，并在平原中心区域再无蛮夷的记载。巴地则在《后汉书》中仍有关于“巴蛮”的记载部分，曾作为巴国晚期都城的阆中，甚至有名噪一时的“板楯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板楯蛮，天性劲勇，善歌舞。”巴蜀华夏记忆之间的共性，便是随着时间后移，更多华夏先祖故事的记忆、遗存出现在巴蜀地区，清人张澍《蜀典》记载伏羲、女娲游巴蜀，并引《路史》中记述，曰华胥于“阆中俞水之地”诞生伏羲。巴与蜀的差异性，反映华夏存在两种边缘，即处于外部的政治边缘和政权内部的文化边缘。政权内部，“谁比谁更华夏化”的“夸耀”，使得更多的人自动地适应华夏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从政权内部的华夏边缘变成真正的“华夏人”。

三、巴蜀“内地化”与华夏文化认同的确立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巴蜀土著居民和移民广泛分布于适于农耕的平原区、丘陵区及部分河谷地带。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精耕型发展，铁农具广泛使用、农田水利普遍兴修、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作物稻、黍、粟、芋、豆等和经济作物麻、蔬、油料、果类、茶等，及蚕桑畜牧、渔猎构成复合生产体系。与此同时，巴蜀地区以盐、铁、纺织为中心的工商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时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在巴蜀之地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基础上，加之移民和人口繁衍开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很快成为“繁富之区”，《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牦牛。……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巴蜀之地是全国十大经济区之一⑤。成都也与洛阳、邯郸、临淄、宛一起，并称为京城之外的“五都”。对巴蜀之地经济地位的承认，亦反映出对其华夏身份的认同。至此，“血缘”、“空间”与“政治经济”上的认同，意味着华夏“政治地理边缘”和“社会边缘”在巴蜀地区的全方位延伸和扩张。

另外，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统治巴蜀九十多年，所以巴蜀文化也被深深打上了秦文化的烙印，中原人士多习惯于把巴蜀与关中置于有密切关系的叙述之中。汉初人们把巴蜀作为关中或秦地的一部分来看待，显然是受到之前秦人观念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关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讲到“秦地”，都有兼及“巴、蜀”的内容。[9]班固《西都赋》在描述长安邻近地区的富庶时写道：“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所谓“号曰近蜀”，说明秦地与蜀地的经济已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于是在天文与人文关系方面，出现了所谓“（蜀地）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固多悍勇”的说法。[4]卷3甚至“巴蜀亦关中地”[5]卷7，也成为秦汉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观念。

巴蜀原有文化传统渐次地与中原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接近并交融，从尧、舜、禹三代之世“盖时雍之化，东被西渐矣”[4]卷1，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雋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4]卷3再到司马相如、扬雄等巴蜀文化俊才进入长安，获得帝王封官授誉和士人称美，以“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4]卷3原先“巴、蜀、广汉本南夷”[10]卷28的看法也逐渐成为了历史。尽管从地域文化特征来看，秦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这并不影响二者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同为华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共识。因此，秦汉以来巴蜀蛮夷身份逐渐淡化，从族源到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俱成为华夏整体的一部分。

巴蜀的“华夏化”首先通过“秦化”完成，反映华夏扩展的地缘性，之后华夏向更西南的“西南夷”伸出触角，首先到达西南夷地区的，便是与之接近的巴蜀文化。这一方面标志着巴蜀的华夏认同已基本得到确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华夏族群的西南边缘已由巴蜀推移至巴蜀之外的“西南夷”周边地带了。

注释：

① 《史记•天官书》：“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

② 《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

③ 《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注引《世本》。

④ 《蜀王本纪》原书已佚，今有清人严可均辑本，收入《全汉文》卷53。

⑤ 当时全国的十大经济区大致为：关中、陇西、巴蜀、三河、燕赵、齐鲁、梁宋、颍川、南阳、三楚。

［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隋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晋）常璩.华阳国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5］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 王子今.秦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2）：110-118.

［1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Southwest and Southwes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Establishing Proces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Qin and Han Dynasty

YIN Jian-dong, Feng Xiao-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In Pre-Qin, Qin and Han period, the Han people began to shape their social awareness of the southwest and its society,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cognition and the border of the Han and Minorities. Different Ba-Shu ethnic origin stories tell its clear cases. From indigenous ethnic origin of “fade”, “amnesia” to “Chinese common ancestor”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historical remains and the “memory”in Ba-Shu area, the blood,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is gradually inhaled into Central China Plains. Southwest edge of China developed from Ba-Shu in the beginning further to the later “Southwest” region, reflecting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political power “New Edge” continuing to adapt, and the joint into Chinese groups i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 varying degrees ultimately.

Southwest; China edge; Ba-Shu; ethnic origin; cultural identity

K297

A

1674-9200（2014）05-0037-05

（责任编辑 杨永福）

2014-03-10

尹建东（1965-），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冯小丽（1990-），女，四川南充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专门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