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汝州兴起的历史地理因素

2014-02-28胡方

运城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胡方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州510632)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地理空间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空间关系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隋唐时期的汝州，就是在洛阳再度成为大一统王朝国都的人文条件下，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

伏牛山东麓地区以北汝河(汝水)、颍河、沙河(滍水)等在伏牛山东麓冲积而成的山前平原地区为腹地，西依伏牛山东坡，东面面临黄淮平原，北有嵩山——萁山山脉(外方山)与伊洛河流域相隔，南有方城山与南阳盆地相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与外界紧密相连的地理单元。伏牛山东麓地区地处河洛地区、黄淮平原、南阳盆地三种地理单元的交界地带。如《孙子兵法》所云，这种交界地带称为“衢地”，也就是枢纽之地，所谓“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也”［1］53。伏牛山东麓地区在中国古代就是一块极具战略枢纽意义的“衢地”，地处古都洛阳通往江淮、江汉的交通要冲，既有河山纵横的地理形势优势，又有控扼各路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优势，因而自古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枢纽之地。

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到伏牛山东麓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春秋战国时期，伏牛山东麓地区就是诸侯争逐之地。秦统一六国，设置郡县，伏牛山东麓地区分属三川、南阳、颍川三郡;西汉时期则分属于河南郡、颍川郡和南阳郡，汉武帝时设刺史部，河南、颍川、南阳三郡又分属于司隶校尉、豫州和荆州;东汉、曹魏、西晋基本沿袭此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又成为各方势力角逐争雄的战场。直到隋大业年间设置汝州(襄城郡)，才将伏牛山东麓地区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区。由于地域政治和军事格局变化纷纭，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也交相更替。秦汉时期，伏牛山东麓地区的设郡城市是阳翟。南北朝时期，在南北对立的战争形势下，鲁阳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军政中心。隋大业年间，随着伏牛山东麓地区的政区统合，汝州(承休县)后来居上，代替传统的阳翟、鲁阳等城市，成为这一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一、隋之前的阳翟和鲁阳

秦汉时期，伏牛山东麓地区的中心城市为颍川郡治城阳翟。阳翟地处颍水冲积扇与黄淮平原结合部，箕山山脉从西南向东北延绵连亘，其间颍水中流，洛阳通往许、陈、蔡以至淮上的交通道路即沿颍水而行，因而阳翟成为洛阳通往东南方向的交通要冲。由阳翟向西北，经阳城可达轘辕关，进入伊洛盆地;由阳翟向东南，即进入广袤低平的黄淮平原。又东经许州、蔡州可达江淮地区。所谓“控汴、洛之郊，通汝、颍之道，山川盘纡，形势险固。一旦有警，此腹心之患也”［2］卷四十七，2193。根据考古勘察，阳翟城地处颍河南岸，地望与《水经注·颍水注》所载大体相同［3］卷二十二，1802。平面略呈正方形，东北城角顺应颍水流向，为西北至东南走向。“东墙长1600米，南墙长1850米，西墙长1750米，北墙长1500米。”城内西北部还建有内城，“南北长约550米，东西宽约380米”。

阳翟在春秋时就是郑国的重要都邑，战国时曾为韩国国都。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后，“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以阳翟为颍川郡治。［4］卷六，232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刘邦封韩王信于阳翟。不久，刘邦顾忌阳翟“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5］卷九十三，2633，又将韩王信徙封太原，以原所封韩国地为颍川郡，郡治阳翟。

王莽篡汉之后，准备营建东都洛阳，改河南郡为保忠信乡，并在洛阳近畿布置“六队”，颍川为其中的左队。东汉建都洛阳，阳翟仍为洛阳东南重镇，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刘秀率军西征隗嚣至上邽。时颍川民变，“京师骚动”，刘秀以“迫近京师，当以时定”，自前线“晨夜东驰”，赶回洛阳，亲赴颍川平乱。［6］卷一下，54建武九年，郭伋出任颍川太守，临行前，光武帝勉励郭伋道:“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6］卷三十一，1092东汉王朝对洛阳近畿的阳翟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末年，曹操屯田于阳翟东南的许，并以此为基地，逐鹿中原。建安元年，曹操挟汉献帝迁都于许。曹魏建国之后，又以许昌为五都之一。由于阳翟与许昌距离较近，许昌的兴起，使阳翟失去作为郡治的地位。曹魏时期，颍川郡迁治许昌。西晋时，又将阳翟划归河南郡，以作为洛阳东南屏防。

永嘉大乱，北方匈奴、羯、氐、羌、鲜卑各族，一时俱起，黄河南北成为战场。迨晋室南迁，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战争形势下，洛阳南面的鲁山以其控据险阨的地理位置，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军政中心。

鲁山在汉代为鲁阳县。北魏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在此置鲁阳镇，十八年在鲁阳设荆州，其后罢荆州，在鲁阳设南中郎将府，作为洛阳南门户牖。永安二年(529年)又以鲁阳为广州治城。东西魏分立后，东魏移广州治于襄城县。西魏占领鲁阳后，又在此设广州，并改鲁阳县为鲁山县。隋开皇年间，仍以鲁山为广州治所。

鲁山，地处洛阳通往南阳盆地及江汉地区的要道。县南有鲁阳关，这里北屏河洛，南襟荆楚，战国时期就是诸强争霸的焦点。魏武侯十六年(公元前371年)，魏伐楚，“取鲁阳”。《史记正义》曰:“今汝州鲁山县也。”赵惠文王九年(公元前290年)，赵国与齐国联合攻打韩国，“至鲁关下”。《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盖在南阳鲁阳关。”汉代曾在此设鲁阳关，《新唐书·地理志》载:“鲁山，有汉故关。”《太平寰宇记》亦载:“汉故关曰鲁阳，其关设官。”

鲁阳关地位之重要，在于其控扼洛阳通往宛邓江汉的要道——三鵶道。三鵶道地处今鲁山、南召二县之间，自古被称为中原通往襄宛江汉的“出奇之道”。其路程，由鲁山沿瀼河河谷南行，越伏牛山分水岭，再沿白河支流口子河河谷南行，可进入南阳盆地。所谓“三鵶”，从南向北:第一鵶，从南召县皇路店(唐向城县)北，有山名百重山(即今九里山)，山北即第一鵶;第二鵶，由第一鵶北行约六十里，有松岭(又名分水岭)，岭北麓为第二鵶，古时在此设鲁阳关，在今南召、鲁山二县界上;第三鵶，由鲁阳关北行约五十里为第三鵶，北周在此置三鵶镇以防御北齐。三鵶道是河洛通往宛邓江汉的捷径，而且山道陡险深峭，“左右连山插汉，秀木干云”［3］卷三十一，2596，堪称天设奇险。

西晋末年以后，中国陷入南北分立的形势，鲁山作为中原通往江汉的要塞，一再成为北方势力与南方势力反复争夺的焦点，所谓“争逐之日，汝北、鲁阳，朝秦夕楚”［2］卷五十一，2435。南北方势力都希望通过占领鲁山，对敌方形成控扼之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前燕建熙六年(365年)，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攻取洛阳，以慕容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兗、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7］卷一一一，2849。此后，前秦灭前燕，仍以荆州刺史镇鲁阳，作为镇控南方的重镇。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国苻坚发数路大军围攻襄阳，其中以征虏将军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7］卷一一三，2899，与苻丕、慕容暐、苟苌、杨安、慕容垂、姚苌、苟池、毛当、王显等数路大军合围襄阳，并最终破城。

义熙十二年(415年)，刘宋以东、中、西三路北伐，其中以雍州刺史(侨置襄阳)、随王刘诞为西路。刘诞以建威将军柳元景为统帅，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赀谷(今卢氏南)，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广威将军田义仁入鲁阳”，震动关、洛”［8］卷七十七，1982。

由于南北分立时期，鲁山地处南北势力争锋的焦点。占据此地，具有防御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因而各方势力都希望通过控制伏牛山东麓地区，对敌方形成控扼之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而且，鲁山又地处伏牛山东麓，控扼洛阳南门管钥。因而，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以鲁阳为镇守洛阳南路的重镇。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在鲁阳置镇。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洛阳以南设(北)荆州，以鲁阳为州城。其后，又置南中郎将府于鲁阳，经营鲁阳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军政中枢。

北魏定都洛阳后，为加强洛阳畿辅地区的防御，在洛阳四边设四中郎将府，各领兵马，以拱卫京师。南中郎将府即置于鲁阳，控防洛阳通往襄汉的鲁阳关。孝明帝时，任城王元澄曾建议以四中郎将兼领所在荥阳、鲁阳、恒农、河内四郡太守，“郎将领兵，兼总民职”，通过“军郡相依”，“表里俱济”，加强京师洛阳四面的防卫力量［9］卷十九中，475。由于“议者不同”，元澄的建议未能实行。但北魏时，确有以中郎将带洛阳四边诸郡太守者，周一良先生也认为:“元澄以中郎将带郡太守之策固终见于实行矣。”［10］387-390其中，陆清都曾为“南中郎将，带鲁阳太守”［9］卷四十，916。

由于当时南北分立，而鲁阳地处洛阳南大门，接近南朝边境，“地接荆蛮，面临淮沔，镇卫尤重”［11］304-305，确乎保障洛阳东南安全的重镇。

二、隋代汝州的兴起

隋大业元年，炀帝营建东京洛阳，同时对洛阳畿辅地区的城市和政区体系进行调整，汝州(承休城)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中心城市。伏牛山东麓地区的州郡治城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确定了汝州(承休城)此后长期作为伏牛山东麓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承休，本为汝原县，因为周承休城在县境内，大业初，隋炀帝取汉武帝封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的典故，改汝原县为承休县。汝原县本来只是一座县城，隋开皇四年(583年)才升格为伊州治所，仅领汝原、梁、伏流(陆浑)、新城4县。大业二年，隋炀帝营建东京洛阳之际，将伏牛山东麓地区的政区整合为汝州一个州级政区(大业三年改汝州为襄城郡)，以承休为治城，承休(汝州城)一跃而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中心城市。

汝州取代鲁山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中心城市，主要原因在于隋统一以后，行政管理取代军事驻防成为设置区域中心城市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鲁山作为战略要地，地处险要，但交通道路艰险，作为行政中心，不利于行政管理和物资集散的需要。而汝州城与鲁山相比，更适合和平环境下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需要。

一是汝州城地处洛阳通往东南方向的交通枢纽，与洛阳之间的联系更为方便。

由洛阳通往南方，主要有三条通道:伊阙道、大谷道、轘辕道。张衡《东京赋》云:“大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12］卷三，53曹植《洛神赋》云:“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即大谷)。”《水经注·伊水注》云:“《周书》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下文又云:“涂，道也，准《周书》南望之文，或言宜为轘辕、大谷、伊阙。”这说明古人说洛阳南向道路，多以伊阙、大谷、轘辕三道并称。由洛阳向南，由伊阙道出伊阙，经新城县(今河南省伊川县)可达汝州;由大谷道出大谷(太谷)关，经颍阳县(今河南省登封市颍阳镇，汉纶氏县)可达汝州;由轘辕道过轘辕关，经登封县(汉嵩高县)也可达汝州。汝州可谓总控洛阳通往南方的伊阙、大谷、轘辕三条道路的要冲。

轘辕关

轘辕关位于今河南省偃师市东南30公里府店镇境内的轘辕山上，是嵩山太室山和少室山之间的豁口。杜预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云:“轘辕关在缑氏县(今偃师市缑氏镇)东南。”薛综注张衡《东京赋》云:“轘辕坂十二曲，道将去复还，故曰轘辕。”

从春秋开始，轘辕道就是洛阳东南的要道。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军伐郑，在滑地与去洛阳经商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弦高一面犒劳秦军，一面派人赶回郑国报信。秦军统帅百里孟明视认为郑国已有防备，灭了滑国就撤军了。滑国位于在今府店镇滑城河村附近，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对滑国故城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和发掘，证实了其地望。从滑国东南即是轘辕山，由此越过嵩山，就可到达郑国(今河南省新郑市)。秦军由洛阳往郑国，弦高由郑国来洛阳，恰在轘辕道上的滑国相遇，说明这时轘辕道已是洛阳通往东南方的要道了。此后，晋平公六年(公元前552年)，晋栾盈出奔楚国，“过于周”，周王“使候出诸轘辕”［13］762。战国时，张仪论天下形势，称:“下三川之兵，塞轘辕、缑氏之口。”［14］卷三，32两汉时期，轘辕道也是洛阳南下的重要通道。秦末，刘邦在洛阳东作战不利，遂折锋向南，“出轘辕”，转战宛城、武关进入关中。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行幸缑氏”，越轘辕，“亲登嵩高”，又“东巡海上”。［15］卷六，190汉光武帝建武九年(33 年)，光武帝“幸缑氏，登轘辕”［6］卷二，55。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奉汉献帝迁都许(今河南省许昌市)，“车驾出轘辕而东”［16］卷一，13。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年)，杜预、王濬率军平东吴，贾充认为东吴难以平定，正在前线的杜预“闻充奏乞罢兵，驰表固争，使至轘辕而吴已降。”［17］卷八十一，2567晋怀帝永嘉二年(308 年)王弥等起兵反晋，自许昌“入自轘辕，败官军于伊北，京师大震。”［17］卷八十六，2737三年，刘渊遣刘聪、王弥、刘曜等攻洛阳，不克，刘聪、刘曜回平阳，王弥“南出轘辕”［17］卷八十七，2746，袭掠颍川。

大谷关

大谷，又名通谷，其地在今河南省偃师市寇店镇水泉村南，位于嵩山支脉万安山间，谷纵深15千米，深谷两侧，沟壑纵横，山峰削立，杂木丛生。薛综注张衡《东京赋》云:“大谷在辅氏北，洛阳西(应为南)也。《洛阳记》曰:‘大谷，洛城南五十里，旧名通谷。’”《大清一统志》河南府卷山川目引旧志:大谷口即今水泉口。又关隘目“大谷关”条引旧志:“今为水泉关，两岸陡绝，山径崎岖，可以戍守。”曹植《赠白马王彪》记大谷道难行之状云:“大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达绝无轨，改辄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东汉末灵帝中平元年，因黄巾军起义，于洛阳周边置八关都尉，大谷为其一。此后，关东诸侯讨伐董卓，孙坚“进军大谷，拒洛九十里。”［16］卷四十六，1097随后进军洛阳。

伊阙关

伊阙，就是今洛阳市区南5千米的龙门，这里伊水北流，两岸龙门山(西山，属熊耳山脉)和香山(东山，属嵩山山脉)隔河相对，状如门阙，故称伊阙。伊阙地势险要，自古就是洛阳盆地南面的门户。吴起与魏武侯论三代都邑形胜，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即以伊阙代指洛阳南面山川险要之地。［5］卷六十五，2166

春秋时，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借助晋军平定王子朝之乱。《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晋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杜预注云:“阙塞，洛阳西南伊阙口也。”［13］1162战国时，秦昭襄王十三年，白起率秦军与韩魏联军战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周赧王“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秦王使将军摎攻西周”［17］卷五，185，周亡。

轘辕、大谷、伊阙三关相较，从先秦至两汉，轘辕关一直是洛阳东南的重要通道，而伊阙与大谷，则有此消彼长之势。伊阙在战国至西汉间屡见于史册，而大谷关东汉前并未见于史籍。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议谋反之事，曾设想“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则“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5］卷一一八，3089只提到轘辕、伊阙，而未及大谷。而东汉末，关东诸侯讨董卓，曹操谋划曰:“诸君能听吾计，……塞轘辕、大谷，全制其险。”［17］卷五十九，1915，就把大谷与轘辕并列，而略去伊阙。盖战国时，东周国都王城，在洛河与涧河交汇处，从伊阙南下较为便捷;而东汉定都洛阳，在东周王城之东，兴建洛阳城，而大谷当其正南，故见重于当世。曹植《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都提及其经由大谷进出京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大谷为官宦行旅行经之要道。

二是承休地当洛阳的东南门户，对外界交通更为便利。

作为都畿地区的州郡城市，汝州对于东都洛阳而言是洛阳通往南方道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对于其州郡而言，汝州则是伏牛山东麓的东南门户，处于州郡区域的门户位置。洛阳向南方，通往江淮、江汉地区的交通道路，均以汝州为节点。由汝州向东南，经许州、蔡州可达江淮;向西南，经方城道或三鵶道可通南阳、江汉。

1．通往江汉方向

由汝州通往江汉地区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方城隘口通往南阳盆地的方城道;一是前面所提及的由鲁阳关通往南阳盆地的三鵶道。二者一正一奇，互为补充。

中原与江汉之间，有伏牛山、桐柏山相阻，但伏牛山东延至方城县与叶县之间，与桐柏山脉相接之处，突然沉陷，形成了一条东西宽约三十里、南北长达百余里，较为平坦的天然隘道，形成中原与江汉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因通过方城山，故称方城道，又因连接叶县、宛城，又称宛叶道。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由洛阳东，下宛城，入武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取荆州;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魏孝文帝由洛阳，取宛城，至樊城;唐至德元载(756)，南阳太守鲁炅进兵叶北，御安禄山;等，皆取此道。

与宛叶道相比，鲁山、南召间的三鵶路则是中原通往襄、宛的“出奇之道”，由鲁山沿瀼河河谷南行，越伏牛山分水岭，再沿白河支流口子河河谷南进，可进入南阳盆地。与方城道相比，三鵶道地势险峻，但较为捷直，因而历代行军作战，多取三鵶道。如东汉初平三年(192年)孙坚讨董卓;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征虏将军石越攻襄阳;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魏孝文帝南伐皆取三鵶道。

2．通往江淮方向

由汝州沿汝水向东南经郏城县(今河南省郏县)、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即进入广袤低平的黄淮平原。又东经许州、蔡州(豫州，唐宝应元年，避代宗李豫名讳改蔡州，今河南汝南)可达江淮地区。

郏县、襄城一带，位居伏牛山东麓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洛阳通往黄淮平原交通线上最后一处有险可守的战略要地。东西魏对峙时期，西魏都督河南诸军事王思政屯兵襄城，后来想把行台治所安排在颍川(今河南长葛)，为此致书崔猷咨询此事，崔猷回信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18］卷三十二，1175隋代，也曾在郏城县设置关官，作为洛阳东南方向的管钥。

图1 隋唐时期汝州的交通形势

以鲁山作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军政中心，是适应战争形势的特殊举措，以充分利用鲁山控扼险要的地理优势。战略进攻时则整师以出，无兵不赴急之忧，战略防守时，则壁垒森严，取易守难攻势。隋统一之后，鲁山作为军政中心，地处山区，不利于联系区域内其他城镇。州城迁往交通便捷的汝州，更适宜行政管理和物资集散的需要。

三、中晚唐时期汝州与洛阳的关系

隋唐时期，汝州是洛阳东南方向的重镇，尤其在中唐以后，更被称为“股肱之郡”［19］卷三七六，3819。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北有河朔，南有淮西，洛阳直接暴露在藩镇势力的威胁之下。唐王朝为保障东都洛阳的安全，设置东都畿观察使或都防御使，其管区主要是河南府和其东南的汝州。东都畿都防御使的设置，一则在于保卫洛阳城及其近畿的安全，二则在于构建洛阳防御体系的东南侧翼。东都畿都观察使或都防御使管辖区域，时有变更，或管辖郑、汝、怀、陕诸州，或管辖汝、唐、邓诸州，但汝州常在其辖区范围之内。

汝州置于东都畿管区之内，其目的在于加强洛阳东南方向的防御。洛阳四面山河形势，北拒黄河，有河阳天险;东控虎牢，西连函谷，都是孔道。只有南面通道较多，如张衡《东京赋》描写洛阳四周形势:“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盖指洛阳周围六条通道:函谷、旋门、孟津、大谷、伊阙、轘辕，其中大谷道、伊阙道、轘辕道都在洛阳南面;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在洛阳周围置八关: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其中大谷、伊阙、轘辕、广成四关都在洛阳南面。而且洛阳南面诸关中，大谷、伊阙、轘辕三关又都在洛阳近郊，一旦攻破，就成兵临城下之势。而洛阳东南的汝州，总控伊阙、大谷、轘辕三关，因而置汝州于东都畿管内，以担当“东都藩蔽”，“东南保障”［2］卷五十一，2436。

至德元载(756年)，唐王朝置东都畿观察处置使，领河南府和陕、怀、郑、汝诸州(当时东都畿管区尚被安禄山叛军控制)。安史之乱平定后，即于广德二年(764年)，罢东都畿观察使。至大历十四年(779年)，复置东都畿观察使，管河南府和汝州。建中二年(781年)，“置河阳三城节度使。以东都畿观察使兼之，领怀、郑、汝、陕四州，寻置使，增领东畿五县及卫州。”［20］卷六十四，1772建中四年，李希烈叛乱，又改东都畿观察使为东都、汝州节度使。贞元元年(785年)，又改东都、汝州节度使为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增领唐、邓二州(贞元三年，唐、邓二州又划归山南东道节度使)。元和三年至九年，曾在汝州别置防御使。元和九年，将河阳三城节度使移治汝州，“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河阳、怀、汝节度使，徙理汝州”［17］卷二三九，7706。让汝州与河阳、怀州担当洛阳东北、东南的防御缓冲区。元和十三年(818年)又复置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以东都留守兼任，汝州仍隶属东畿都防御使。自此至唐末，汝州一直长期隶属于东都畿防御使管区。兴启三年(887年)，改称佑国军节度使。兴化三年(900年)，复置东都畿观察防御使。其间只有长庆元年至二年，东都畿罢领汝州;乾宁元年(894年)至光化三年(900年)，汝州改隶忠武军节度使。

大历十四年(779年)三月，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被其族子李希烈所逐，单骑逃奔长安。六月，朝廷复置东都畿观察使，管河南府和汝州。之所以复置东都畿观察使，在于李忠臣被逐，淮西已渐成隐患。淮西镇所据蔡州，距离洛阳东南仅有六百二十里，可谓肘腋之患。置东都畿观察使，领河南府和汝州，其目的在于加强东都东南方向的防御力量。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为防范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成德李惟岳叛乱，朝廷置河阳三城节度使，由兵部尚书、东都留守路嗣恭兼任河阳三城节度使、东都畿观察使，领怀、郑、汝、陕四州，不久又增领东畿五县及卫州。把防御重点放在洛阳北面。不料顾此失彼，由于汝州疏于防范，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藩镇李希烈派遣部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威逼洛阳，一时“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朝廷大惊，改东都畿观察使为东都、汝州节度使。“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馀人讨希烈，又诏诸道共讨之”［17］卷二二八，7341。哥舒曜率兵攻克汝州，李希烈军退保许州(今河南许昌)。双方相持于襄城一带，才使东都之危得以缓解。

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其牙将陈仙奇所杀，淮西归顺。不久，陈仙奇又被部将吴少诚所杀，淮西又与朝廷离心。元和九年，彰义节度使(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自为留后。而此时魏博镇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洛阳北方之威胁稍解。朝廷即将河阳三城节度使移治汝州，河阳节度使乌重胤改任河阳、怀、汝节度使，兼汝州刺史，并将节度使治所迁治汝州。其目的一则安抚魏博田弘正，二则防范淮西吴元济。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攻克汝州。一时间，“洛邑震惊，都城纷扰，旧相护几筵回避，群官挈妻子奔逃，工商失业以无依，黎庶舍家而竟出。”唐僖宗闻奏，“弥切惊忧，心如纳隍，手若驭索”，“罢重阳内宴，以示焦怛之怀”，并下《宣抚东都官吏敕》，以安抚洛阳人心［21］564。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攻入汝州，兵临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见大势已去，遂率文武百官开门投降。黄巢于十一月十七日，率部入洛阳城。

在唐后期藩镇格局的动荡局势下，汝州一直是保障洛阳东南安全的重镇。诚如元和九年，乌重胤出任河阳节度、汝州刺史时，柳宗元所云:“进临汝上，控制东方，隐然长城，朝野倚赖。”［22］297

四、结语

隋唐时期的汝州兼具都畿地区门户位置和州郡区域中心位置的双重优势，既便于与东都洛阳的联系，又便于与州郡范围内各级城市的联系，更适合于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的需要，因而成为伏牛山东麓地区的中心城市。隋唐时期汝州作为伏牛山东麓地区中心城市地位的确定，适合区域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时期，保持了1300多年的稳定性。

［1］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孙子兵法》注译组．孙子兵法新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3］郦道元．水经注疏［M］．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刘东亚．阳翟故城的调查［J］．中原文物，1991(2)．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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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周一良．六部尉与四中郎将［A］．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魏故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卫大将军河州刺史宁国伯乞伏君墓志［A］．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2］张衡．东京赋［A］．萧统编，李善注．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