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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候凤凰之美

2014-02-20 07:23:30 艺术品鉴 2014年1期

郁华

雷雨田,1963年出生,湖南凤凰人,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中国凤凰古城博物馆、陈宝箴世家、雷雨田艺术馆一院三馆馆长、创始人,其代表作《凤凰城一幅立体之博物画卷》、《报春图》、《夏荷》等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珍藏。其作品,近年来在台湾、德国、东南亚等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崭露头角,引起美术界和收藏家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在凤凰古城栖逸书屋见到雷雨田的时候,他正伏在四五平米大的画桌上挥毫泼墨,一幅《天下凤凰美》的水墨初见雏形,与墙上一幅浓墨重彩的《荷》两相辉映。他的画室是凤凰古城博物馆的一部分,因而也对外开放,不时有游人停在桌旁,观摩他作画,或随手翻看满屋摆放的作品。游人喧喧嚷嚷走马观花他也不恼,只安心作画,偶尔有懂行的搭讪,他便放下画笔,热情攀谈几句。不一会,一对来自北京的夫妇花3000元买下他的一幅小画,兴高采烈地走了。

初见雷雨田时,原以为他与其他借景区做生意的画匠并无二致,深谈下去才发现,原来这座凤凰古城博物馆三大文化载体是他私人创办的,他是一位有故事的艺术家、收藏家。

土生土长的凤凰子弟

雷雨田是土生土长的凤凰子弟,9岁开始学画,画凤凰的山山水水。他能在绘画的道路上坚定走下来,离不开沈从文、黄永玉等诸多凤凰同乡的艺术影响以及吴冠中、张仃、石昌明等多位大师的栽培。

时至今日,他都记得,1980年5月,沈从文、黄永玉一起回凤凰故乡,到他们学校探望孩子们。他们的艺术人生让雷雨田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艺术是让人向往、令人陶醉的东西,也让他心里想当画家的种子生根萌芽。

上世纪80年代初,吴冠中、吴山明等名画家到凤凰采风写生。一位和雷雨田一起学画的朋友的父亲是凤凰文化馆的馆长,便安排了雷雨田等几个青年,一边给画家们当向导,一边跟着学习画画。“那时消息很闭塞,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名气,只知道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都对他们很尊敬。”回忆起早年有幸能与大师接触,雷雨田至今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雷雨田印象中,吴冠中很淳朴,一身粗布衣裤,没有架子。他坐在虹桥边,一边画画,一边对自己的学生和当地青年讲解,“吴先生原先在清华教建筑,他画画讲究一种艺术形式美,他教导我们作画要懂得取舍,事无巨细就成了拍照,一定要画出一种意境。”这种简约的风格渗透在吴冠中的画里,也影响着雷雨田此后的艺术创作,以他擅长的荷花为例,多为大笔挥洒、线条简约、绚丽灿烂,留足了空间。

雷雨田的学艺时光,大多在凤凰度过,也曾有两年来到广州,并受教于关山月、石昌明先生。高考时,考广州美院差10分,让雷雨田与科班出身失之交臂。不愿放弃梦想,他成为广州美院的旁听生。经人引荐,他多次登门拜访关山月先生,讨教学问。

在广州,雷雨田与齐白石的弟子石昌明成为了忘年交。石昌明半聋半哑,有时无力表达,便用手在空中写字,雷雨田赶紧看字领会。石老脾气不好,雷雨田便扫地挑水,小心“伺候”着。终于,齐白石教给石昌明画虾的绝活,石昌明又传给了雷雨田。2003年,凤凰古城博物馆开馆,已近八旬的石昌明不辞辛苦坐着轮椅上火车,从广州赶到凤凰,向雷雨田祝贺,并作画《忘年之交一往情深》送给他。“当时担心他的健康,不想让他来,老先生生气,不让来就跟我绝交。”再次说起,雷雨田仍对石老前辈充满感激。

1995年,著名艺术家、国徽设计者张仃先生到凤凰开全国工艺美术研讨会。会议经费只管凤凰往返,张仃先生却还想到张家界写生,雷雨田知道后,准备了5000元,欣然陪同先生进山写生。在半个月时间里,张仃先生画了很多焦墨画,边画边讲,怎么用锋,怎么动笔,怎么用墨,怎么处理黑白关系,雷雨田受益匪浅。这一次写生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回京后,张仃先生手书“栖逸书屋”牌匾,邮寄给雷雨田,同时送一个铜墨盒,多次指导作画,并在2004年邀请他到北京参展。

雷雨田心里明白,若不是凤凰钟灵毓秀,自己不可能与这些大家结缘。他是沈从文、黄永玉的同乡,吴冠中、张仃、石昌明的门下弟子,大师们的艺术馈赠他欣然汲取,再转化成他对凤凰的浓情礼赞,揉进自己的画作里。

收藏有古风:只进不出,只买不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8岁的雷雨田成为枝柳线上一名铁路工人。带上书籍、画板,雷雨田离开了凤凰。虽然远离家乡,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绘画,工作之余仍然每天坚持作画、刻章。1986年,《人民铁道报》的记者到回龙火车站采风,发现这个偏僻的小站,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能写能画还能刻章”的艺术人,遂写了一篇《一名铁路新工与他锲而不舍的艺术》对他进行专题报道。

出了名,有领导惜才,雷雨田被调到了怀化。出行也方便了许多,上北京去看荣宝斋,到上海去看朵云轩,下广州去找石昌明讨教……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收藏道路和创作道路一同铺开。在雷雨田看来,收藏不仅是到民间、到拍卖场上去收好东西,当面看名家大师作画、或观赏大师作品,把他们的技艺收藏在眼底、心里也是一种收藏。

“每次到荣宝斋,我就买俩包子,一看看一天。”雷雨田说,“我当时买不起那些画,不能拿回去学习,我就用眼睛看,分析名画的技巧,怎么用笔,怎么留白等技法,把他们的技法融入到自己的画里。”

由不懂到懂,他的经验一点一点积累,四处看宝贝,使他炼就了一双慧眼。

逛装裱店是雷雨田的一大爱好,每去一个地方便搜罗好字好画。1987年,他陪夫人回四川老家探亲,一天,他走进一家装裱店,跟店家攀谈得知,前些天有人来装裱了一套清代名家上官周的作品——“四条屏”。他赶紧请店家联系画主,带画来瞧瞧。一展开画,他便认出这是真品。听画主讲述,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家里曾是四川大盐商,后来没落了,但画一直没舍得卖。文革时,家人把画心撕下来,卷起藏在竹管里,做成蚊帐杆,才保住了这四幅画。改革开放后,家人才敢把画取出来再装裱。经协商,雷雨田用3万元买下了这套上官周的“四条屏”艺术精品。

由于竹管生虫,画面有部分残损,这让雷雨田痛惜不已。买回来后,他对画作重新保养,精心呵护。说起保养藏品,雷雨田如数家珍:“每年六月,要拿出来晒晒,冬季春季要防潮,还要防虫;潘天寿老先生说,看名作时要戴手套、戴口罩,这是很有道理的,防手汗、防哈气毁坏画作呀,当然也不能抽烟,会熏坏。”在雷雨田看来,收藏不仅仅是藏着,更要会保养。所以,收藏也是抢救艺术!

不同于专注低买高卖的收藏者,雷雨田的收藏颇有古人之风,只进不出,只买不卖。“我的收藏其实还是为创作服务,收回来就是为了零距离学习大师技巧,舍不得卖。”在他看来,收藏是一种与历史、与名人对话的秘密通道。

如今,经常有上海的拍卖行请他过去做字画鉴定,1万元一天。哪些可以上拍、哪些是仿品,他的水平很受业内认可。“看得多了,就有了感觉,到后来,黄永玉、吴冠中、关山月、张仃等很多大师的画,打开一半,我就知道是真是假。”而得石昌明真传,看印章也是雷雨田做鉴定的一大法宝,“很多赝品,印章没有金石味儿,一看就知道是电脑刻的或人为套刻。”

做收藏,得研究

雷雨田作藝术、做收藏肯下功夫,每隔一段时间,他会选择一位感兴趣的书画家做专题研究,“仔细研究一个画家的风格、喜好、经历、生活方式,看画册、看原作、看论文,用三个月,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再到民间找,是真是假一目了然。”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雷雨田对张一尊先生做过专题研究。在现代艺术史上,曾有中国“画马四杰”的说法,张一尊即其一,而“北徐(徐悲鸿)南张”中的张,就是指张一尊。

书上记载,张一尊文革时多受磨难,有好几次,红卫兵突然到张老家里抄画,他没办法,只好把画好的马丢到草丛里。高度精神紧张给老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为了躲避红卫兵检查,张一尊画马非常快,运笔奔放。

张一尊的老家在湖南湘西吉首乾州,雷雨田联系了吉首的朋友,到乾州城里四处打听,最后还真找到了一幅,画了四匹马。但由于既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画主也并不确定这是否是张一尊的真迹,因而保存十分随意,差点毁掉。看过画后,雷雨田买下了这幅存疑的画作,“虽然说字画无款不如一文钱,但我很确定是真迹,就算真不是,这幅画很精彩,我拿来研究学习也很好。”

而对于这幅画的破旧,雷雨田也认为是真迹。他介绍,收藏界有很多猫腻儿,“倒代”就是其中一种。有很多字画商人,用酱油水、茶叶水把画做旧,冒充古物,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但经常骗倒不少初入行者。“作画的宣纸是荣宝斋一年前出售的,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画?装裱的棍子都是新的,怎么可能是传家之宝呢?再比如,解放前的宣纸的纹路和解放后的就不一样的,有很多鉴定诀窍。”

虽然自信,但为了求证张一尊作品真假,1991年冬,雷雨田到长沙,在湖南美协第二任主席陈白一和篆刻家李立的帮助下,几经辗转,走街串巷,终于找到了张一尊先生遗孀吴佩君女士。当看到雷雨田带来的画时,吴佩君女士落下眼泪。“张先生去世20多年了,没想到还有人这么痴迷他的艺术。”吴女士讲,这幅画的确是真迹,是先生文革期间所作,送给友人把玩,为了不连累朋友,不敢签名盖章。他们原先约好,以后再补上签章,没想到1972年先生溘然长逝,才留下遗憾。

雷雨田对张一尊艺术的感悟和执着的精神,让吴佩君女士很感动,她不仅给画写了旁证,还补盖了张一尊先生的印章,同时馈赠雷雨田另外一幅先生的小画作为留念。那一天,吴佩君女士把先生的两箱遗作统统搬出来,一幅一幅拿出来,供雷雨田观摩学习,成为一次十分珍贵的学习机会。

自20岁左右开始收藏,30多年过去了,雷雨田藏品丰富,在凤凰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就有100多件。除了书画作品,他还收藏了一系列流失在民间的文物,如镇馆之宝——140多年前同治皇帝钦赐的圣旨碑以及青铜铸造的文珠菩萨、以“土家滴水床”为代表的清代木雕珍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