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华

雷雨田，1963年出生，湖南凤凰人，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中国凤凰古城博物馆、陈宝箴世家、雷雨田艺术馆一院三馆馆长、创始人，其代表作《凤凰城一幅立体之博物画卷》、《报春图》、《夏荷》等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珍藏。其作品，近年来在台湾、德国、东南亚等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崭露头角，引起美术界和收藏家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在凤凰古城栖逸书屋见到雷雨田的时候，他正伏在四五平米大的画桌上挥毫泼墨，一幅《天下凤凰美》的水墨初见雏形，与墙上一幅浓墨重彩的《荷》两相辉映。他的画室是凤凰古城博物馆的一部分，因而也对外开放，不时有游人停在桌旁，观摩他作画，或随手翻看满屋摆放的作品。游人喧喧嚷嚷走马观花他也不恼，只安心作画，偶尔有懂行的搭讪，他便放下画笔，热情攀谈几句。不一会，一对来自北京的夫妇花3000元买下他的一幅小画，兴高采烈地走了。

初见雷雨田时，原以为他与其他借景区做生意的画匠并无二致，深谈下去才发现，原来这座凤凰古城博物馆三大文化载体是他私人创办的，他是一位有故事的艺术家、收藏家。

土生土长的凤凰子弟

雷雨田是土生土长的凤凰子弟，9岁开始学画，画凤凰的山山水水。他能在绘画的道路上坚定走下来，离不开沈从文、黄永玉等诸多凤凰同乡的艺术影响以及吴冠中、张仃、石昌明等多位大师的栽培。

时至今日，他都记得，1980年5月，沈从文、黄永玉一起回凤凰故乡，到他们学校探望孩子们。他们的艺术人生让雷雨田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艺术是让人向往、令人陶醉的东西，也让他心里想当画家的种子生根萌芽。

上世纪80年代初，吴冠中、吴山明等名画家到凤凰采风写生。一位和雷雨田一起学画的朋友的父亲是凤凰文化馆的馆长，便安排了雷雨田等几个青年，一边给画家们当向导，一边跟着学习画画。“那时消息很闭塞，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名气，只知道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都对他们很尊敬。”回忆起早年有幸能与大师接触，雷雨田至今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雷雨田印象中，吴冠中很淳朴，一身粗布衣裤，没有架子。他坐在虹桥边，一边画画，一边对自己的学生和当地青年讲解，“吴先生原先在清华教建筑，他画画讲究一种艺术形式美，他教导我们作画要懂得取舍，事无巨细就成了拍照，一定要画出一种意境。”这种简约的风格渗透在吴冠中的画里，也影响着雷雨田此后的艺术创作，以他擅长的荷花为例，多为大笔挥洒、线条简约、绚丽灿烂，留足了空间。

雷雨田的学艺时光，大多在凤凰度过，也曾有两年来到广州，并受教于关山月、石昌明先生。高考时，考广州美院差10分，让雷雨田与科班出身失之交臂。不愿放弃梦想，他成为广州美院的旁听生。经人引荐，他多次登门拜访关山月先生，讨教学问。

在广州，雷雨田与齐白石的弟子石昌明成为了忘年交。石昌明半聋半哑，有时无力表达，便用手在空中写字，雷雨田赶紧看字领会。石老脾气不好，雷雨田便扫地挑水，小心“伺候”着。终于，齐白石教给石昌明画虾的绝活，石昌明又传给了雷雨田。2003年，凤凰古城博物馆开馆，已近八旬的石昌明不辞辛苦坐着轮椅上火车，从广州赶到凤凰，向雷雨田祝贺，并作画《忘年之交一往情深》送给他。“当时担心他的健康，不想让他来，老先生生气，不让来就跟我绝交。”再次说起，雷雨田仍对石老前辈充满感激。

1995年，著名艺术家、国徽设计者张仃先生到凤凰开全国工艺美术研讨会。会议经费只管凤凰往返，张仃先生却还想到张家界写生，雷雨田知道后，准备了5000元，欣然陪同先生进山写生。在半个月时间里，张仃先生画了很多焦墨画，边画边讲，怎么用锋，怎么动笔，怎么用墨，怎么处理黑白关系，雷雨田受益匪浅。这一次写生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回京后，张仃先生手书“栖逸书屋”牌匾，邮寄给雷雨田，同时送一个铜墨盒，多次指导作画，并在2004年邀请他到北京参展。

雷雨田心里明白，若不是凤凰钟灵毓秀，自己不可能与这些大家结缘。他是沈从文、黄永玉的同乡，吴冠中、张仃、石昌明的门下弟子，大师们的艺术馈赠他欣然汲取，再转化成他对凤凰的浓情礼赞，揉进自己的画作里。

收藏有古风：只进不出，只买不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8岁的雷雨田成为枝柳线上一名铁路工人。带上书籍、画板，雷雨田离开了凤凰。虽然远离家乡，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绘画，工作之余仍然每天坚持作画、刻章。1986年，《人民铁道报》的记者到回龙火车站采风，发现这个偏僻的小站，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能写能画还能刻章”的艺术人，遂写了一篇《一名铁路新工与他锲而不舍的艺术》对他进行专题报道。

出了名，有领导惜才，雷雨田被调到了怀化。出行也方便了许多，上北京去看荣宝斋，到上海去看朵云轩，下广州去找石昌明讨教……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收藏道路和创作道路一同铺开。在雷雨田看来，收藏不仅是到民间、到拍卖场上去收好东西，当面看名家大师作画、或观赏大师作品，把他们的技艺收藏在眼底、心里也是一种收藏。

“每次到荣宝斋，我就买俩包子，一看看一天。”雷雨田说，“我当时买不起那些画，不能拿回去学习，我就用眼睛看，分析名画的技巧，怎么用笔，怎么留白等技法，把他们的技法融入到自己的画里。”

由不懂到懂，他的经验一点一点积累，四处看宝贝，使他炼就了一双慧眼。

逛装裱店是雷雨田的一大爱好，每去一个地方便搜罗好字好画。1987年，他陪夫人回四川老家探亲，一天，他走进一家装裱店，跟店家攀谈得知，前些天有人来装裱了一套清代名家上官周的作品——“四条屏”。他赶紧请店家联系画主，带画来瞧瞧。一展开画，他便认出这是真品。听画主讲述，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家里曾是四川大盐商，后来没落了，但画一直没舍得卖。文革时，家人把画心撕下来，卷起藏在竹管里，做成蚊帐杆，才保住了这四幅画。改革开放后，家人才敢把画取出来再装裱。经协商，雷雨田用3万元买下了这套上官周的“四条屏”艺术精品。

由于竹管生虫，画面有部分残损，这让雷雨田痛惜不已。买回来后，他对画作重新保养，精心呵护。说起保养藏品，雷雨田如数家珍：“每年六月，要拿出来晒晒，冬季春季要防潮，还要防虫；潘天寿老先生说，看名作时要戴手套、戴口罩，这是很有道理的，防手汗、防哈气毁坏画作呀，当然也不能抽烟，会熏坏。”在雷雨田看来，收藏不仅仅是藏着，更要会保养。所以，收藏也是抢救艺术！

不同于专注低买高卖的收藏者，雷雨田的收藏颇有古人之风，只进不出，只买不卖。“我的收藏其实还是为创作服务，收回来就是为了零距离学习大师技巧，舍不得卖。”在他看来，收藏是一种与历史、与名人对话的秘密通道。

如今，经常有上海的拍卖行请他过去做字画鉴定，1万元一天。哪些可以上拍、哪些是仿品，他的水平很受业内认可。“看得多了，就有了感觉，到后来，黄永玉、吴冠中、关山月、张仃等很多大师的画，打开一半，我就知道是真是假。”而得石昌明真传，看印章也是雷雨田做鉴定的一大法宝，“很多赝品，印章没有金石味儿，一看就知道是电脑刻的或人为套刻。”

做收藏，得研究

雷雨田作藝术、做收藏肯下功夫，每隔一段时间，他会选择一位感兴趣的书画家做专题研究，“仔细研究一个画家的风格、喜好、经历、生活方式，看画册、看原作、看论文，用三个月，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再到民间找，是真是假一目了然。”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雷雨田对张一尊先生做过专题研究。在现代艺术史上，曾有中国“画马四杰”的说法，张一尊即其一，而“北徐（徐悲鸿）南张”中的张，就是指张一尊。

书上记载，张一尊文革时多受磨难，有好几次，红卫兵突然到张老家里抄画，他没办法，只好把画好的马丢到草丛里。高度精神紧张给老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为了躲避红卫兵检查，张一尊画马非常快，运笔奔放。

张一尊的老家在湖南湘西吉首乾州，雷雨田联系了吉首的朋友，到乾州城里四处打听，最后还真找到了一幅，画了四匹马。但由于既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画主也并不确定这是否是张一尊的真迹，因而保存十分随意，差点毁掉。看过画后，雷雨田买下了这幅存疑的画作，“虽然说字画无款不如一文钱，但我很确定是真迹，就算真不是，这幅画很精彩，我拿来研究学习也很好。”

而对于这幅画的破旧，雷雨田也认为是真迹。他介绍，收藏界有很多猫腻儿，“倒代”就是其中一种。有很多字画商人，用酱油水、茶叶水把画做旧，冒充古物，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但经常骗倒不少初入行者。“作画的宣纸是荣宝斋一年前出售的，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画？装裱的棍子都是新的，怎么可能是传家之宝呢？再比如，解放前的宣纸的纹路和解放后的就不一样的，有很多鉴定诀窍。”

虽然自信，但为了求证张一尊作品真假，1991年冬，雷雨田到长沙，在湖南美协第二任主席陈白一和篆刻家李立的帮助下，几经辗转，走街串巷，终于找到了张一尊先生遗孀吴佩君女士。当看到雷雨田带来的画时，吴佩君女士落下眼泪。“张先生去世20多年了，没想到还有人这么痴迷他的艺术。”吴女士讲，这幅画的确是真迹，是先生文革期间所作，送给友人把玩，为了不连累朋友，不敢签名盖章。他们原先约好，以后再补上签章，没想到1972年先生溘然长逝，才留下遗憾。

雷雨田对张一尊艺术的感悟和执着的精神，让吴佩君女士很感动，她不仅给画写了旁证，还补盖了张一尊先生的印章，同时馈赠雷雨田另外一幅先生的小画作为留念。那一天，吴佩君女士把先生的两箱遗作统统搬出来，一幅一幅拿出来，供雷雨田观摩学习，成为一次十分珍贵的学习机会。

自20岁左右开始收藏，30多年过去了，雷雨田藏品丰富，在凤凰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就有100多件。除了书画作品，他还收藏了一系列流失在民间的文物，如镇馆之宝——140多年前同治皇帝钦赐的圣旨碑以及青铜铸造的文珠菩萨、以“土家滴水床”为代表的清代木雕珍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