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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书“开元通宝”币文

2014-02-20 07:23:30 《艺术品鉴》 2014年1期

汪运渠

开元通宝,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钱径2. 4厘米,重3.6克,币文为欧阳询所书。《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回环读之,其意亦通。”在这里,唐人所说的“隶”,指的是真书;而“八分”,指的是汉文帝、汉景帝之后带有波、挑的汉隶。在现在众多的钱币学著作及文本中,皆言开元通宝币文为隶书。其实开元通宝币文是篆、隶、楷三体杂糅的一种书体。欧阳询所书开元通宝币文与北朝后期及隋朝书法复古所形成的篆、隶、楷三体杂糅的书体是一脉相承的。

北朝是一个“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的时代,战乱不断,悲笳动月,人民颠沛流离,“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中原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在这种血火纷飞的深重灾难中,社会、文化生活极度紊乱,传统的文化艺术精华遗弃将尽,此即所谓“佛狸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 鲜卑族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安抚民心,在文化上不得不向“郁郁乎文哉”的南方文化学习。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典型;取消鲜卑姓,改为汉姓;禁穿鲜卑服饰,易为汉服饰;禁说鲜卑话,通行汉语;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提倡佛教等等,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后开凿的。这样实施的结果,就是汉化。整个北朝从十六国到北周,将近三百年,汉化是一个或明或晦、或强或弱的趋势。在书法上所显现的趋势,就是向传统回归,这就是所谓的北朝后期书法复古现象。

北朝后期的书法复古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习尚篆、隶风气盛行,日常书写亦夹杂古文字、篆、隶。由于文化断裂,北魏时期篆、隶几乎被遗忘,据全国出土的碑志、造像及其它资料统计,北魏楷、行草书占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篆书仅在碑额、墓志盖上见到,占百分之六,隶仅见于个别墓志,其它资料几乎没有出现。在北魏《魏故元氏薛夫人墓铭》志盖,《晖福寺碑》碑额、《高贞碑》碑额、《于景墓志》志盖、《崔默宣墓志》碑铭上的篆字,已非秦、汉篆书之貌,有的照猫画虎描摹篆书字形,已毫无用笔法度可言(如附《高贞碑》碑额)有的用笔起落转折处已如北魏楷书,篆书的中锋用笔被完全打破,且以装饰笔画出毫挑锋,这是用楷、隶的笔法所写成的,这是北朝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所写的篆书,以雄强、伟岸、夸张带有异族风格的怪异面目出现,且字形多不准确。(见《崔默宣墓志》碑铭)故太武帝感叹文字“传习多失真”。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篆、隶与北魏时期相比,写法上没有大的变化,数量上则大大超过北魏。据全国出土的碑志、造像及其它资料统计北齐、北周时的篆隶作品,大约占全部资料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写篆、隶者遽然增多,但由于对篆隶的生疏,将一些字表现为部分为篆书结构、部分隶书结构或部分楷书结构,进而在结体上形成了一种篆、隶、楷三体杂糅的字体,与楷、隶杂陈一碑。由于字形变异、俚俗改作及书写时有讹误,导致字体失真难以辨认。

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北朝统治者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北齐规定:“朝会后,诸郡守劳讫遣陈事宜,有谬误及书迹滥劣必令饮墨水一升。”周文帝则认为,欲扭转文坛、书坛靡丽之风,必须复古,命赵文深等刊定六体。《北史·赵文深传》曰:“文帝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赵文深所书《华岳颂碑》,期间好些字即为篆、隶、楷三体杂糅,可见他是地道的复古派。在东魏到北周期间,篆、隶、楷三体杂糅这种字体出现在众多的墓志中,如西魏《杜照贤造像记》,东魏《李仲琁修孔子庙碑》,北齐《法懃禅师墓志》、《鲁思明造像》、《赫连子悦志》,北周的《匡喆刻经颂》以及赵文深所书的《华岳颂碑》等等。其字虽为三体杂糅,但方法各不相同,如北齐《法懃禅师墓志》,将真、篆、隶的结体与点画融合在一起,但隶书的特征明显一些;《匡喆刻经颂》的体势、笔法介于隶、真之间,而间以篆笔;北周《华岳颂碑》在真书的基础上,融进了许多隶书点画与少许篆书的结体。北齐、北周的几十年间,《华岳颂碑》、《韩永造佛龛碑》、《孟阿如造像记》这一类作品,它们较之稍早的《杜照贤造像记》,篆、隶、真三体杂糅及笔法的运用,略微贯通了些,笔画也较前厚重、老到。

隋代善书者甚多,其实全从南北朝而来。以任隋职、或卒于隋者为限,其见称于唐人著述者有智永、智果、房彦谦、卢绰,史陵、释述、释特、卢道虔等等。这些隋书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朝旧人,故至隋代,依然延续北朝末年书法复古风气,隋碑志中仍出现了一批兼容篆、隶、楷三体杂糅字体与隶、楷字体杂陈一碑的作品,如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梁邕墓志》、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曹植碑》,这些墓碑总体上是魏楷,个别字是篆书与隶书,有一些字的部分糅进了篆书、隶书结体;隋开皇九年(公元590年)的《杨真及妻王氏墓志》以及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杨德墓志》,总体上是隶书,但一些字用篆书作偏旁部首,一些字糅进了真书用笔,各种字形同置一碑。在这一类型的作品中,有的糅合得好一些,而有一些就犯了孙过庭所说:“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的毛病。这类作品虽然在中国书法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地域也不大(以邺都为中心向东至鲁中、南地区),但其体格、风神是难得的。

在唐初年,虽南北统一,但在文化上却承袭了南朝的华丽绮靡、伤于纤弱的遗风,故代表南方书风的“二王”盛极一时,北方文化的刚劲质朴并不受欢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都是“二王”书风的忠实继承者,但未形成明显的唐楷面目。欧阳询虽然也是“二王”书风的继承者,但欧阳询三十三岁随江总由南朝入隋(公元589年),到唐灭隋时欧阳询六十二岁,在隋共三十年,主要受北派书风熏陶,而隋代书法主要继承北齐、北周的书法传统。隋代的书法遗产中,碑志、造像、造塔记和写经等资料极其丰富,在这些遗产中,除下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的《龙藏寺碑》、《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卢文构墓志》、《信行禅師铭塔碑》、《陈常墓志》、《贺若谊碑》、《尼那提墓志》、《元智墓志》等“平画宽结”类型及下开欧阳询成就“欧书”的《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铭》、《扈志碑》等“斜画紧接”类型以外,隋书中还有一大批延续北朝末年书法复古风气、含有篆、隶、楷三体杂糅书体杂陈一碑的作品,这类作品除上述列举的隋墓志外,还有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的《高紧墓志》、《田光山夫人李氏墓志》以及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的《弘昂墓志》等等。这类作品,亦是欧阳询取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张怀瓘《书断》说欧阳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欧阳询所精八体之中,今能见者有隶、行、楷。欧阳询隶书《宗圣观记》(现存陕西周至县楼观台,见附图《宗圣观记》),虽为元代翻刻,但依然能窥其用笔仿佛。欧之隶书体方,笔则方圆并用,近于《熹平石经》,其成就可以说是超越北朝,追步汉魏。欧阳询所书的开元通宝币文,继承北朝末年及隋朝兼容篆、隶、楷三体杂糅这一书体,一改唐初流行书风的纤细而为笔画浑圆、粗细较为匀停,用笔方圆相兼,行笔畅中有涩、飞动中寓沉稳、筋骨内含,结体宽博疏朗,字势端庄雄伟,篆、隶和楷书的点画和结体特征都被中和,浑然一体,将篆、隶、真三体杂糅这一书体的书写推到了高峰。在欧阳询的传世书作中,还没有发现此种面目的作品。从开元通宝币文上,可以看出欧阳询集古精华的功力和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唐代铸币改变了秦汉以来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惯例,实行“通宝”制,每十枚重一两,开后世两以下十进制衡法先河,即我国衡法开始改为两、钱、分、厘进位制计算。每枚铜钱重一钱,又称一文,故称一文钱。从此,我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在我国,唐开元这种十进位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初期。在国际上,开元通宝这种“通宝”制、欧书币文的书体及币文布局,影响波及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币制与币文。直到1945年,越南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停止使用方孔圆钱,“通宝”称谓才在世界上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