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

学生们一向和我很亲，上课时常常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也不介意，总是尽量给他们解答。

有一天，一个胖胖的男生问我：“老师，你逃过难吗？”他问话时，20岁的笑脸上有着一种健康的红晕。

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黑夜里来到嘈杂混乱的码头，母亲给每个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里面写着孩子的名字。

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温暖的床上被唤醒，被大人们扯起来穿衣服，睡眼惺忪地被人抱上卡车。车上早已堆满行李，人只好挤在车厢的角落里，望着乳白色的楼房在晨雾中渐渐隐没，车道旁成簇的红花开得惊心。小小心灵第一次面对别离，没有开口向大人发问或恳求，好像已经知道恳求也不会有效果。泪水连串地滚落，悄悄地用围巾擦掉了。

父亲满屋子的书没有带出一本，母亲却带出来好几块有着美丽花边的长窗帘，那本是经过长期的战乱后，重新经营起一个新家时，年轻的主妇亲自去选购布料，亲自一针一线把它们做出来，再亲手把它们挂上去的。谁说那只是一些没用的物件呢？那本是身为女人的最美丽的一个希望啊。在流浪的日子结束以后，母亲把窗帘拿出来，洗好，又挂在离家万里的窗户上。在月夜里，微风吹过时，母亲常常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风轻轻拂起的花边。

这是我所知道的逃难，当然，还有多少人家有更悲伤更痛苦的命运，相比之下，我们一家反倒是极为幸运的了。父母牵着我们，跌跌撞撞地逃到香港，一家九口幸运地没有在战乱中离散。在这小岛上，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只是一心一意地等待，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等待着重返家乡。

父亲找到一个刚盖好的公寓，门前的凤凰木刚栽下去不久，新铺的红缸砖地面还灰扑扑的，上面都是些细碎的沙石。父亲买了家具回来，是很多可以折叠的金属椅子，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同样质料的方桌子，父亲很得意地说：“将来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走。”

香港公寓的屋门都有一扇小小的铁窗，铁窗有一块活动的木板，我记得我家的是菱形的。窗户开得很高，所以，假如父母不在家而有人来敲门，我们就需要搬个椅子爬上去，把那块木板推开，看看来的客人是谁。我们的客人很少，但是常常有人来敲门。父母在家时，会不断地应门；而在他们有事要出去的时候，便会拿一些一毛或者五分的硬币放在桌上，嘱咐我们，有人来要钱时就拿给人家。

我们这些小孩从来都不会搞错，什么人是来拜访我们的，什么人是来要钱的。因为来要钱的人虽然长得都不一样，却都有着相同的表情——很严肃、很无奈的表情。他们不像乞丐的样子，不哭、不笑、不出声，敲完了门以后，就安静地站在那里，等我们打开小窗，伸出一只小手，他们就会从我们手中接过那一毛钱或者是两个斗零（五分），然后转身慢慢走下楼去，从不道一声谢。

一天之内，总会有七八个人，有时甚至十一二个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拿了钱，然后走下楼去。我们知道，绝不会有人一天之内来两次；而且也知道，在一个礼拜之内，同一个人也不会天天来。

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可是，我猜他们拿了钱以后是去街上的店里买面包皮吃的。我见过那种面包皮，是为了做三明治而切下的整齐的边，或者是隔了几天没卖出去的陈面包。给老板一毛钱，可以买上一大包。

有时候，在公寓左边那个修女办的医院也会发放这种面包皮，那些人常常在去过医院以后，绕到我们家来。我们家在三楼，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嚼着面包皮一面低头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们从不会两个人一起来，总是隔一阵子出现一个孤单的人，隔一阵子传来几下敲门的声音。我和妹妹会争着挤上椅子，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打开那扇小窗，对着那年轻却憔悴的面孔，伸出我们的小手。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夏季过去，我进了后山上的那所小学。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放了学我喜欢在凤凰木底下消磨时间。弟弟跟在我们身后跑来跑去，胖胖的小腿老会绊跤。

“姥姥，怎么现在没人来跟我们要钱了呢？”有一天妹妹忽然想起来，问外婆。外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就牵着弟弟走开了，不想理会我们的问题。

后来还是姐姐说出实情：家里日渐拮据，一家九口的担子越来越重，父母再也余不出钱来放在桌子上。有一天那些人来敲门时，父亲亲自打开了屋门，然后一次次地向他们解释，表示没有能力再继续帮助下去了。奇怪的是，那些不曾说过“谢谢”的人，在那时反而都向父亲深深地一鞠躬后才转身离去。其他的人好像也陆续知道了我家情况，两三天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我们家敲门。

姐姐还说：“爸爸不让我们告诉你们这3个小的，说你们还小，不要太早知道人间的辛苦。可是，我觉得你们也该多体谅一下爸爸妈妈，别再整天叫着买这个买那个的了……”

姐姐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睛说这些话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从那天开始长大的。

我始终没回答我学生那个问题。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愿；而是我想像我的父母所希望的那样，不要太早让学生知道人间的辛苦。等将来告诉他们后，要他们永远都不忘！

编辑 魏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