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波

任何一种文化都来源于历史的积淀，体育文化也不例外。红色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更是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中国救亡图存的热潮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新中国建立的三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体育实践活动和体育理论研究，与其他领域一样，同样包含对体育本质的诠释和体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属性，从而形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红色体育文化。

1 红色体育文化的内涵

红色体育因“红色”而独具特色，其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政权存在期间的体育，包括时间和空间层面。时间指从“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斗争力量的萌芽直至1949年革命成功的三十年间；空间上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体育、革命根据地体育和长征途中的体育。

由于是战争时期的体育，红色体育呈现出了鲜明而独特的形态。在人民求解放、政治需变革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的领导者把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改变作为当时体育的主要任务，并把强身健体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理念。毛泽东在五卅赤色运动会上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称这届运动会举办的目的是为了“检阅自己的力量,向敌人作总示威”。只有全民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唤醒人们增强体质和振奋精神的意识，调动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所以，红色体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革命根据地及广大解放区领导宣传、组织，由广大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所留下的特殊体育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具有为革命战争服务的鲜明特点。

2 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意义

红色体育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广大民众为参与对象的体育形式。然而，任何一种体育文化都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并为其服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国家和民族及自身存亡斗争的过程。“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一段时期内的主要工作和核心任务。一切工作都服务于这一目标，体育也不例外。毛泽东曾经教育儿童团员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长大才能更好地为革命出力”；并为《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这些都体现了红色体育为革命服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

2.1 将体育的基本人权归还给工农大众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体育是“养生之道也”，是“人类自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1]可见，他认为体育的本质在于增强人的体质，完善人的身体，追求健康、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和基本权利。然而，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加上社会不平等，广大工农大众根本没有参与体育的权利。

因此，针对当时的实际，苏区红色政权的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强调:新教育和红色体育要以工农为主、工农享有优先权，但是根据地教育、体育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应不按成份差别，“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42年，《解放日报》社在“九一”扩大运动会中报道说:中国过去所通行的运动方法通常是锦标式的，没有注意去提倡集体的和大众化的体育。建议主持体育运动的工作者此后要多创造出更具大众化，更适合边区环境与经济条件的集体的与个人的运动，现在尤其应更多提倡集体运动。只有大众的、普及的体育，才能使广大工农阶级成为体育参与的主体，人民群众追求健康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才能得以保障。这也正是红色体育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2.2 为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培育了先锋战士

除了诠释体育之本质与内涵、归还人民群众体育参与的基本权利外，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迫切的民族救亡要求下，红色体育同时还被赋予了为谋求国家生存和人民解放服务的任务。在国家和民族存亡受到威胁的时候，红色体育为培育优秀的革命战士奠定了体质基础，凝聚了精神力量。

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兽性主义”体育思想，强调意志、体魄、自信、自立、自治等能力的训练。他认为人性兽性同时发展是一个民族兴衰的关键所在。他主张要用兽性主义教育来改造国民性,以提高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从而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陈独秀的体育卫国思想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论述，均说明早期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体育对于救国救民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关于体育的论述与宣传，对于提高国民对体育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为发展体育运动，培养强健体魄和饱满精神的革命志士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时期，谋求民族解放和自身生存发展成为共产党人的核心任务，包括体育在内的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一主要目标服务。红色体育文化通过组织体育竞赛这一形式，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文化和价值认同教育，把工农大众引导和团结到“救亡图存以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来，为党的政治工作服务。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提出了“体育军事化”的口号。特别强调“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3]1932年秋,《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是做战争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强身健体,锻炼在革命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4]。在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把体育训练和竞赛与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运动模式，为提高将士作战能力、增强军队凝聚力、培养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红色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宣传和组织的红色体育运动，使工农阶级和广大民众实现了享受体育、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为培养富有坚强意志的革命志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当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体育的发展无容置疑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红色体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弘扬红色体育文化有其新的时代价值。

3.1 培育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自信心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使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实际上，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红色体育文化便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艰难历程，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智慧。革命领袖们对体育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在特殊历史时期领导和培育的军队体育、革命根据地体育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战地官兵和革命区民众的文体生活，所形成的红色体育文化成为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主流文化，为争取民族独立与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通过体育竞赛等联谊活动促进了国共两党军队的交流，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维护了民族团结与民族大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红色体育文化所蕴含的优秀品质与精神，成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动力和源泉，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与文化合力，更体现了共产党人优秀的文化内涵与卓越的政治智慧。时至今日，它仍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当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将为今后树立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自信心继续发挥作用。

3.2 为中国公民的“体育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连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体育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为工农组织的先锋队和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他们用苏区及根据地的红色体育彰显了“体育参与”作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并用实际行动尽可能地保障了人民的这一基本权利的实现。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党中央专门作出加强体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这是对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体育文化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今，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众的体育权利写进了宪法及相关法律，使中国公民的体育权从应然权利进入到法定权利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的文化生活需求有了物质基础保障，体育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将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2009年《全民健身条列》颁布实施，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在保护和保障人民体育权利过程中的践行性。作为民族强盛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体育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是我国现阶段小康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内容。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当今的“全民健身”与红色体育文化中的“民众体育”是一脉相承的。

3.3 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在民主革命时期，很多教育家就提出要普及体育，但主要是指学校体育，忽视了工农大众。共产党人意识到体育普及的主要对象应是工农大众，同时应结合体育教育化、体育军事化，于是提出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方针。1940年，贺龙在颁布的《体育训令》中指出：“体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选拔出优等选手再去指导普及”。红色体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方针，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民众体育的蓬勃发展和苏区体育军事化进程，且把体育的教育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增强军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今天，2010年9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体育强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群众体育的发展一直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性短板”，体育强国应是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协调的发展；在群众体育的基础上实现竞技体育的突破、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这与“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体育文化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解放日报》曾指出“组织体育运动工作要创造出更大众化、更适合边区环境和经济条件的运动。尤其是应该更多地提倡体育运动，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开展适合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体育活动”。现阶段，我国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如果不能解决好农村和农民的体育问题，全民健身的落实将会成为一句空话，体育强国将会失去根基。但如果纯粹按照城市的模式来建设、发展和推广农村体育，以城乡同构来落实全民健身，就会严重脱离实际、事倍功半。所以，只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解决好城乡体育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使群众体育真正成为全民体育，才能为我国建设体育强国奠定基础。

3.4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革命战争对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的需求，成为战争时期发展体育的强劲动力。五卅体育运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提高军事技术”与“体育军事化” 口号，特别强调“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5]他们在体育运动中，发扬战场上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在比赛中团结友爱、奋力拼搏，表现出强烈的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革命志士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利用自然环境和现有资源进行体育运动。战士们把小山头锄平作为运动场，用树枝搭建篮架，用棉布制作篮球，用竹条编成篮筐，用木头制作单杠、跳马等，充分体现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和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各种体育活动的开展培养了战士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进取精神。

在艰苦的战争中，贺龙率领的一二零师成立了战斗篮球队，还利用战斗间歇组织官兵开展各种体育活动。这样不仅增强了战士体质，而且振奋了战斗意志。1938年5月1日，战斗篮球队还邀请国民党骑兵队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友好的比赛氛围加深了两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为建立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以体育活动为媒介来化解和打破政治僵局的范例，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乒乓外交”提供了借鉴，体现了共产党人卓越的政治智慧。在进行自身体育发展及与友军组织友谊比赛的同时，部队还帮助当地群众建立赤卫队、先锋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并使之参与体育锻炼，让红色体育真正成为群众性体育活动。这样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娱生活，也进一步增强了军民感情。

红色体育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民族品格。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今天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强大推动力量。

4 结语

红色体育及其文化思想，以其对体育本质的研究和关注启发和唤醒了工农大众体育参与的意识，使之明白体育是一项实现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健康和幸福等基本人权的生命活动，对群众参与体育、认识体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体育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红色体育完成了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光荣使命，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体育文化遗产；在“以人为本”的新时代的体育理念中，红色体育文化对体育本质的研究和关注重新得到了重视。它不仅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的体育强国之路提供了经验。从这个层面上看，红色体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2] 何叙.新文化时期陈独秀体育文化思想寻脉[J].体育文化导刊,2006(10):81～84.

[3] 曾飙.中央苏区体育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4] 毛泽东.第二次闽浙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化工作决议案”[R].1934.

[5] 刘显,熊晓正.红色体育文化思想的历史与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2):29～34.

[6]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

[7] 党挺,虞重干.近60年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评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7):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