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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增龄籍贯问题试探

2014-02-12郭万青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3期
关键词:南浔籍贯国语

郭万青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董增龄籍贯问题试探

郭万青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清人徐养原、王引之、汪远孙、章寿康等云董增龄为归安人,清人汪曰桢以及近代周庆云修纂《南浔镇志》只云董为归安廪生,近代学者范希增、王欣夫等以董增龄为乌程人。由于资料未足,这两种说法都各有理据,也都未为稳妥。

董增龄;籍贯;《国语》

董增龄是清代《国语》研究甚至是整个《国语》研究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主要生活时期应该为嘉庆、道光时期,具体生卒年代不详①。根据黄刊明道本,存世的《国语》研究著作中,韦昭(204-273)注解《国语》5 629条,此后研究细密无过韦昭者。韦昭之后千五百年,董增龄作《国语正义》,疏证《国语》1 425条,成为韦昭之后系统研究《国语》的人。就《国语》研究的整体性而言,清代的其他学者无法和董增龄相比。关于董增龄和他的《国语正义》,最早的评价当属王引之(1766-1834)《董增龄〈国语正义〉序》,其文云:

归安董文学增龄,博雅士也。所著《国语正义》援据该备,自先儒传注及近世通人之说,无弗征引。又于发明韦注之中时加是正,可谓语之详而释之精矣。向予为《经义述闻》一书,谨志家公之说,附以鄙见,其中亦有考证《国语》者。

他日写定,当以就正于董君。元注写本失载,兹《南浔志》中录出。

王引之的这篇序见收于刘盼遂(1896-1966)辑校《王伯申文集补编》,辑校本目录题为“董增龄《国语正义》序”,正文题名则为“国语正义叙”,刘氏在文末别一行云:“右文从章氏式训堂刊本录出。”②审章寿康(1850-1906)式训堂光绪庚辰(1880)刻《国语正义》,王引之序在董增龄自序之后,文字与刘盼遂辑校本稍异。刘辑本王序中之“著”“释”“予”“考”,章氏刊本作“箸”“择”“余”“攷”,又章氏刊本在“就正于董君”之后有“高邮王引之”五字题署,章刊小字注无“元注”二字,“兹”下有“于”字,“南浔”下有“镇”字。“著”与“箸”、“予”与“余”、“攷”与“考”古书中多混用无别,“释之精”与“语之详”相对举颇恰切,是章氏刊本“择”字误。古人书序,往往在文末署名,故章氏刊本有王氏署名者是。章寿康即刻印《国语正义》,则不当云“元注”,是“元注”二字当为刘盼遂所加。章氏刊本小注中“于”字甚是,不当删,刘氏辑本脱去“于”字,不辞。清人除乾隆五、六年间(1740、1741)陈可升撰《南浔续志》外,另有董肇镗乾隆五十一年(1786)编修《南浔镇志》、范来庚道光二十年(1840)编修《南浔镇志》十卷、汪曰桢(1812-1882)咸丰六年(1856)编修同治二年(1863)刊印之《南浔镇志》四十一卷,并无“南浔志”之称。且王引之生当嘉、道之间,其《经义述闻》初刊于嘉庆二年(1797),道光七年(1827)重刊。又周庆云(1864-1933)《南浔志》云王序作在道光二年(1822)(见下引周庆云《南浔镇志》之《著述二》),则唯范来庚、汪曰桢之《南浔镇志》方有引用王引之《国语正义》序的条件。而范、汪二氏所为之志皆名“南浔镇志”不名“南浔志”,是刘氏辑本误书。经查,王引之《国语正义序》见载于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四○《志余八》[2,p616],字作“著”“择”“余”“考”,无“高邮王引之”五字题署。则章氏刊本题署为章所加,或非王引之之旧。又徐养原(1758-1825)嘉庆二十年(1815)冬十一月既望为董增龄《论语雅言》所作序中亦称“归安董庆千氏”③,章寿康式训堂刻本《国语正义》在每一卷首别一行题“归安董增龄撰集”,汪远孙(1789-1835)《明道本国语考异》云:“《解》:厉公州蒲”云:“归安董氏增龄说。”[1,卷1,p15]亦标注董为归安人。又孙殿起(1894-1958)《贩书偶记》:“《国语正义》二十一卷,归安董增龄撰,光绪庚辰冬会稽章氏式训堂刊。”④查光绪七年(1881)刊《乌程县志》与光绪八年(1882)刊《归安县志》,并无董增龄记载。唯汪曰桢《南浔镇志》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周庆云(1864-1933)纂《南浔志》⑤有载。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一三《人物二》“董熜”后附云:

董氏族人以著述名者,嘉庆时有增龄,字庆千,号寿羣。归安廪生。善治《春秋》,尝疏《国语》韦昭注,兼善医学。'

又汪志卷三○《著述二》云:

董增龄见人物附传《规杜绎义》八卷写本存○自序、《论语雅言》二十卷写本存○自序、嘉庆乙亥德清徐养原序、己卯谷山蔡之定序、《国语正义》二十一卷写本存○阏逢阉茂自序、道光二年高邮王引之序、《金匮集解》二十二卷写本存○嘉庆十九年自跋、《江海明珠》二卷写本存。[2,p479]

周庆云《南浔志》卷二○《人物三》云:

董增龄,字庆千,号寿羣,归安廪生。汪志博雅士也。王引之《国语正义》序善治《春秋》,兼善医道,著述有《规杜绎义》、《论语雅言》、《金匮集解》、《江海明珠》、《国语正义》。汪志其《国语正义》援据该备,自先儒传注及近世通人之说,无弗征引。又于发明韦注之中,时加是正。可谓语之详而择之精矣。王序⑦

又周志卷四一《著述二》云:

董增龄见《人物传》《规杜绎义》八卷自序、《论语雅言》二十卷自序、嘉庆乙亥德清徐养原序、己卯谷山蔡之定序、《国语正义》二十一卷阏逢奄茂自序、道光二年王引之序、《金匮集解》二十二卷嘉庆十九年自跋、《江海明珠》二卷。[3,卷41,p10]

从汪、周二志对于董增龄记载的对比看,周志是在综合了汪志以及王引之序的基础上杂合而成。在汪曰桢的时代,董增龄的著作大约还都存世,而在周庆云修志时有些已经很难见到,故汪志注明“写本存”而周志只著录汪志中的序跋。把汪志和周志综合起来,这就是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董增龄的最为完整的資料。付庆芬亦据汪志约略云:“董氏族人以著述名者,还有嘉庆时增龄,字庆千,号寿羣。归安廪生。善治《春秋》,尝疏《国语》韦昭注,兼善医学。”[4]可见徐养原(浙江德清人)、王引之(江苏高邮人)、汪远孙(浙江钱塘人)、章寿康(浙江会稽人)、汪曰桢(浙江乌程南浔镇人)、周庆云(浙江乌程南浔镇人)包括当代的研究者皆言董增龄为“归安董增龄”“归安廪生”,前四者以董增龄籍贯为归安。后二者不明籍贯,祗云董氏食廪归安。

杨钟羲(1865-1940)《雪桥诗话续集》卷五云:“董增龄,字庆千,号寿羣,乌程廪生,着有《国语正义》。”[5]范希增(1899-1930)《书目答问补正》云:“《国语正义》二十一卷,乌程董增龄撰,光绪间会稽章寿康刻本。”[6]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1901-1966)《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对《国语正义》也有著录,文云:“《国语》二十一卷,八册,清乌程董增龄撰,光绪庚辰会稽章寿康式训堂刊本。……案增龄字庆千,诸生,与徐新田为中表,以学问相切磋。而遗书晚出,流传又不广,故论者罕及。……庆千又有《规杜释疑》、《论语雅言》二书,新田皆为作序,惜已失传。”⑧徐新田即徐养原,然徐养原明言董增龄为归安人,而范、王却以董增龄为乌程人,尤其王欣夫既知董增龄与徐养原之关系,则亦当见徐养原对于董增龄籍贯之说明,而古今前后不同如此。

审乾隆、光绪等朝所修《乌程县志》与同治朝所修《湖州府志》,皆把南浔隶在乌程县下,则有清一代南浔没有过划归归安县的记录。后世研究南浔的学者也说南浔“明清两代都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7]。周庆云《南浔镇志》卷一《疆域》云:“镇为乌程县地……唐无记载,宋时名震泽乡,亦隶乌程……宋理宗淳佑末年置镇设监……明洪武十四年置后潘村巡检司……清乾隆四年改为南浔司巡检……皆隶乌程县。”[3,卷1,p17,p21-22]汪曰桢《南浔镇志》亦云如此,又范来庚为《南浔镇志序》云:“南浔为乌程县之一镇,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乌程隶会稽郡,后虽代有沿革,而浔邑之属乌程未之有改。”[2,p497]审汪志《人物志二》各传主功名记录方式并不相同,大体有“荫监生”“府学生”“县学生”“附贡生”“廪贡生”“例贡生”“副贡”等,同时又有“归安拔贡”“归安廪生”“安吉岁贡”“归安学生”“归安学增生”等名目,如《人物志》云“董榖士,字书田,号农山,归安学生,亦有文名。”[2,p277]“冯步青,字觐颜,归安学生,西栅港蒋人,迁居浔南。”[2,p280]“纪月峯,字山书,号恂夫,归安学生,性乐为善。”[2,p284]“杨凤苞,字传九……归安廪生。”[2,p286]而《中文大辞典》云:“杨凤苞,清归安人,……见《清史列传》七十三、《国朝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二、《碑传集补》四十八。”[8]《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云:“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中文大辞典》所据《国朝耆献类征》为清人李桓(1827-1891)辑,李为湖南湘阴人。而汪志《人物》“邢典”条中云:“(邢典)与杨凤苞、施国祁并称南浔三先生。”[2,p287]“纪庆曾……归安学增生。”[2,p290]“登瀛姊子丁桂字景颜,号子香,归安学生,六岁而孤,长于登瀛家。”[2,p290]等等。所谓“府”“县”是对“湖州府”“乌程县”的省称,因南浔本就在湖州府与乌程县的治下,而对“归安”“安吉”则一律全名出之,名这些人的功名乃得自乌程之外。如南浔镇隶属归安则不必言“归安学生”而直云“县学生”矣。又云董氏后人董炳文“与归安茅屋善”,是以“南浔”与“归安”为两地。从汪志与周志记载以及其它相关志书的考查看,南浔一直以来都在乌程治下是无疑的。

既然南浔一直隶属于乌程县,而董增龄的记载又出现在《南浔镇志》之中,则董增龄也理当为乌程人,此当是范希增、王欣夫以董增龄为乌程人之所本。可徐、王等却偏偏说他是“归安董文学”“归安董庆千”,古人称人一般称人籍贯,若董为乌程籍则当云“乌程董文学”“乌程董庆千”。徐养原十三岁入京,父母卒后入阮元精舍,董增龄《国语正义》也颇引徐养原之说以申述《国语》韦注之义,说明董、徐之间多有往来。尤其徐养原还是董增龄的中表,就更应直接以董增龄籍贯称之。应该不至言误。

商衍鎏(1875-1963)云:“童生向本县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岁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出继者兼写本生三代,取具同考五人之五童互结,亦有无须取具结者,与本县认保廪生之保结,保其实无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之子孙,方准应考。”[9]可见清代考试之周密严格,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则董增龄既然是食归安之廪,当然是在归安应试,那么他就应该是归安人。

汪志所载人物中本有他处迁居南浔者者,如下:

陆嵩高,字肩吾,号敬堂,归安籍,乾隆丙戌进士[2,p276]。

此并见光绪《归安县志》卷三一《选举·进士》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下,注云:“己卯举人,云南富民知县。”又见光绪《归安县志》卷三二《选举·举人》“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下,注云:“字肩吾,丙戌进士。”

凌一凤字子威,本双林人……同父迁浔。[2,p279]

汪廷业,字立人,号笠人,旧籍歙县,后为浔人。[2,p280]

董志阶,字升吉,号素庵。伯父峥字云襄,归安学生;父嵘字鲁瞻,监生,自吴江八都同迁于浔。[2,p280]

王玉士本旌德人,业漆工居浔。[2,p280]

倪兰字畹公,先世由钱塘迁浔。[2,p280]

张鸣钧,字双南,号笠滨,其先吴江桥下人,父辑玉徙浔。[2,p281]

夏封泰,归安籍,雍正甲辰进士,直隶任邱知县。[2,p282]

“夏封泰”资料又见于汪志《选举·进士卷》,云:“雍正二年甲辰陈惠华榜,夏封泰,归安籍。”[2,p304]光绪《归安县志》虽未收录,然其事见诸史册。

谢洲字文若,父杰自余姚迁浔。[2,p284]

纪复亨,字符穉,号心斋,年曾孙,河南商丘县籍,乾隆辛酉顺天恩科进士……改隶本籍。[2,p285]

吴严,字怀峯……吴氏先世育于曹,自吴江八角亭迁浔。[2,p285]

温源起,字汇沧,号池客,又号蕙窗,先世自辑里迁浔。[2,p285]

张升吉……先世自震泽迁浔。[2,p285]

温一贞……其先由辑里迁浔。[2,p287]

张鉴……先世自乔溇迁浔。[2,p288]

沈登瀛,字金坡,号柳桥,府学生,归安籍,祖堪自震泽迁浔。[2,p290]

凡此皆由他处迁居南浔者,尤其陆嵩高、沈登瀛本归安籍人。汪志《选举志》中标明为归安籍的有夏封泰、董丰垣、陆嵩高、温文未、庞公照、董中宪、董浩、徐德元、纪士玉、范君僎、沈升峤、董王锡、董惇史、董荣青、董荣椿、温文禾、徐霖钧、邵湘、邵棠、丁殿金、孙旭,又《选举志·贡生》中在功名之前标明府县的有乌程、归安、安吉、吴江、桐乡、沧州、仁和,其中乌程27见,归安10见,这些无非说明一个是南浔镇人徙居他地应他地之试,一个是他地之人本得他地功名,后来徙居南浔,故《南浔镇志》亦收录之。

基于此,我们做如下推断:一、董增龄本归安人,食归安廪,后徙居南浔;二、董增龄本乌程南浔人,后徙居归安,应归安试,食归安廪;三、董增龄本乌程人,因为归安、乌程同城而治,故二县轮流招生,而董增龄应试时轮到归安招考,故应归安试,食归安廪;四、董增龄本乌程人,冒籍而入归安廪。

假如我们认同董增龄冒籍,也就是说徐养原、王引之所说之“归安”不是指董增龄籍贯而是其食廪之学籍。这个说法不能成立:首先,古人称呼人在姓名前加地名往往是郡望或籍贯,绝无以学籍称者。且徐养原与董增龄原是“中表”,就更不应不知董氏籍贯,除非怕董增龄触法而为之隐瞒。审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姓名前加地名称呼者,如“萧山王晚闻”⑨“信宜四李先生”(李远溪、李双江、李艮斋、李镜泉)、“元龢顾涧苹”⑩,此并以籍贯称之,且为古人称名之俗,不当于董增龄破例。其次,归安、乌程二县虽同城而治,二县廪生数亦皆有定额,况且从商衍鎏记述可知,清代对于考生冒籍之事惩罚甚严,董亦不当冒此大不韪,冒籍考取功名之后还能够食廪归安为后来的童生保结,就更说不过去。因此,董增龄冒籍的假设是无法成立的。

第三种假设和第二种假设同样存在着与第四种假设同样的一个问题,即如果乌程、归安两县因为同城而治轮流招考董增龄恰恰应归安试、抑或董增龄本乌程人而徙居归安的话,徐养原就更没有理由对董增龄的籍贯进行隐瞒、也没有理由把董增龄的徙居地当作原籍地,中国古人讲究慎终追远,那么徐养原就直接说“乌程董庆千”。可是事实却是徐养原、王引之等说董增龄是归安人。按照清代的惯例,入籍二十年方准考试,入籍不满二十年而在当地考试者,仍然以冒籍论处[10],那就再进一步假设,董增龄祖辈已经徙居归安,也应的是归安试,食归安廪,也就应该以徐养原、王引之诸人所记籍贯为归安⑪,而《南浔镇志》何以要记上一笔?另外光绪八年刊本(1882)《归安县志》却无董的任何记载,而同为归安籍在南浔之杨凤苞著述却计入《归安县志·艺文畧》[11,卷22,p22],按说董的著述五种,对于一县之方志而言绝不算少,但是直到汪曰桢编纂《南浔镇志》之时,董增龄的著作还是以写本行世,世间得见者必少;章寿康之刻《国语正义》已经到了光绪庚辰(1880)。其人既无闻于世,其书其事则亦未广为人知。杨凤苞在《南浔镇志》中独立一条,可见其在当时的名声地位,而董增龄则祗是附在“董熜”之末⑫,由此可见。

假如我们倾向于认为第一种假设成立,事实上我们也在文章中试图表达这样一种倾向了。但这种推断仍然有它的问题,即我们的这种推断是建立在徐养原、王引之、汪远孙、章寿康和汪曰桢、周庆云所说皆无错误的前提之下的。假如汪曰桢误将本属归安籍之董增龄误系在南浔,则不存在董增龄为乌程人的可能性,而范希增、王欣夫二位先生也因而致误。假如确如前面推断,徐养原、王引之等人所称“归安”并非是董增龄的祖籍或者籍贯,就是其食廪之地,那么也就不能成立。

即便是我们能够找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南浔镇志》里面凡“归安廪生”皆归安籍人,仍然不能十分肯定地讲董增龄就是归安人,因为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如董增龄个人的序跋题记等相关资料;反过来,我们照样无法十分肯定地说董增龄就是乌程人。还有就是关于祖籍、原籍、籍贯、出生地的界定问题,古人大约用得比较混乱随便,如徐珂编《清稗类钞》云:“吾国国籍法,至光绪末叶,始经政府制定颁行,其前则惟考试者始有籍贯也。有父子兄弟异其县籍者,甚伙,盖省城郡城辄有两首县,苏州附郭有三首县:曰长洲,曰元和,曰吴。父兄本已着籍甲县,其后,乙县之应试者较少,为之子若弟者,改就乙县,于是父子兄弟之县籍遂不同矣。而同、光间有胡氏者,曰燏棻,曰家桢,以同产兄弟而省籍各异,实为仅见。燏棻字芸楣,官至工部侍郎,其籍为安徽泗州。家桢字芸台,官至江苏盐法道,其籍为浙江萧山。胡本萧山土著,其父曾设帽肆,经粤寇之乱,肆闭父殁,芸楣乃游皖,辗转而得事李文忠公鸿章。时皖人势盛,遂寄籍泗州而应试焉。芸楣既显达,芸台遂得以保举捐纳起家,由盐大使而至盐法道,以不应试故,用本贯,遂仍为浙人。”亦足见其混乱。现代有些学者也还在论证籍贯的定位问题[12-15]˜,本身就说明了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董增龄的籍贯归属问题似还有待于历史材料的进一步发掘与分析。

因此,最为稳妥的说法就是:董增龄,徐养原、王引之、汪远孙、章寿康等云董为归安人,汪曰桢、周庆云《南浔镇志》收入董增龄个人资料及著述并云董为归安廪生,未明言籍贯;近代学者范希增、王欣夫以董增龄为乌程人。

[注释]

①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研究所收有光绪六年会稽章氏式训堂刊本《国语正义》12册,并根据董增龄为《国语正义》所作自序“今年踰四十。平日所闻于师友者。恐渐遗忘。是以就己撰集者。写录成编。奋螗蜋之臂。未克当车矢。精卫之诚。不忘填海。歳在阏逢阉茂。始具简编。时经五稔草创初成”文字,推断董增龄大约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前生,其《国语正义》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见http://kanji.zinbun.kyoto-u. ac.jp/db-machine/kansekitenkyo/FA019705/0095008_003 438.htm。

②刘盼遂:《王伯申文集补编上》,来熏阁书店民国二十五年(1936)印行《百鹤楼丛书》本《段王学五种》,本卷页19。又见《高邮王氏遗书》附录页28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徐养原:《论语雅言序》,见载于董增龄《论语雅言》卷首,清钞本,序页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辑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9册,第603页上。又徐养原曾入阮元浙江诂经精舍,王引之又是阮元的学生,故王应该和徐养原相识,王引之所见董增龄《国语正义》或亦得之徐养原处。

④ 孙殿起:《贩书偶记》卷五《古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邵懿辰(1810-1861)、邵章(1872-1953)之《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亦见录,唯未及董氏籍贯。

⑤ 关于董增龄的籍贯问题,笔者一直以来有疑问。后来以统计《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中乌程董氏多占比重作为董增龄为乌程人氏之依据。绍兴文理学院文学院俞志慧教授指出笔者这种方法的荒谬。后俞先生开会期间与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赵红娟教授谈起,蒙赵教授告知:董增龄系南浔人,《南浔镇志》有载,董姓是南浔望族,南浔在民国以前属乌程。并告知宜参阅周庆云撰本《南浔镇志》。俞先生即发短信告知笔者。今即以周庆云之《南浔志》为凭依。谨表谢意!

⑥ 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一三《人物二》页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辑印《续修四库全书》第717册,第283页上。汪志所收录之董熜父兄子弟则皆南浔人,而称董增龄为“族人”,亦因其同姓,未必有谱序也。

⑦ 周庆云:《南浔镇志》卷二○,本卷页6-7,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早稻田大学所藏本书书名“南浔志四十卷”,为吴昌硕题署,有“壬戌孟冬吴昌硕篆时年七十九”字样,书内封有“庚申八月开镌,壬戌十月刊成”二行,书前有刘锦藻壬戌季冬序、周氏自序,周氏自序云:“且刻且纂,又阅四年而杀青。”又书后有秀水陶葆廉癸亥孟冬书跋,则是书庚申(1920)始刊刻,壬戌(1922)初成,至癸亥(1923)还在续刻之中。故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著录为“出版者不明”、“出版地不明”,并加盖购书签章云:“昭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购求。”

⑧ 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74-875页。按:董增龄《论语雅言》并未失传,已见前引徐养原序,《规杜释疑》则未知。如按照汪曰桢记载,则董增龄的著作是以稿本存世,其稿本今尚存否还需进一步考察。

⑨ 王晚闻(1775-1826),名宗炎,字以除,号榖塍,浙江萧山人。《清史稿·艺文志》收有《晚闻居士遗集》九卷,当即王引之所云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09册收有清嘉庆元年(1796)王宗炎望贤家塾刻本任大椿《弁服释例八卷表一卷》。望贤家塾,亦当为清代家塾书坊之一,潘树广所编辑之《文献学大辞典》有载。

⑩ 元和顾涧苹即清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广圻(1770-1839),江苏元和(吴县)人。此并见王引之《萧山王晚闻先生文集序》、《信宜四李先生制义序》、《补刊顾涧苹校淮南子序》诸文,见载于《王文简公文集卷之三》,本卷页11、页12、页13,《高邮王氏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1页。

⑪ 如清代藏书家吴骞(1733-1813),祖籍休宁,然世人皆以“海昌吴兔床”“仁和吴兔床”称之。此处如董增龄祖籍乌程迁居归安的话,则也当以“归安董增龄”称之,即如此就不得称乌程人或者南浔人。

⑫ 在百度中输入“杨凤苞”,共有286篇检索,而输入“董增龄”,则只找到222篇检索。关于杨的大多是比较详细的个人资料信息;而关于董的,只是巴蜀书社影印《国语正义》的著录信息。二者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1] 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藏道光丙午(1846)振绮堂刊本.

[2] 汪曰桢.南浔镇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辑印《续修四库全书》第717册,2002.

[3] 周庆云.南浔镇志[Z].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刊本.

[4] 付庆芬.南浔董氏盛事轶事述论[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7(3):94.

[5]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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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宋春淑)

On Dong Zeng-ling’s Origin

GUO Wan-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China)

Some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said that Dong Zeng-ling was from Gui’an. Wang Yue-zhen and Zhou Qing-yun said that Dong was Lin sheng from Gui’an. But Modern scholars believe that he comes from Wu cheng. Because of inadequate information, both are reason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are questionable.

Dong Zeng-ling; origin; GuoYu

G256

A

1009-9115(2014)03-0030-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3.008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2YY009)

2013-06-24

郭万青(1975-),男,山东宁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法训诂暨先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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