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耀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 泰州 225300）

“汉官威仪”见真章
——从明代孔雀纹补服说起

潘 耀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 泰州 225300）

朱元璋建明，恢复汉仪，在服饰上体现为推行汉服,泰州地区便出土了不少保存较好的明代中下层人士服饰。本文就明嘉靖年间工部右侍郎徐蕃出土的孔雀纹补服为例，管窥“汉官威仪”。

明代 “汉服” 徐蕃 孔雀纹补服

当历史的镜头从元朝转向明朝时，标志着汉族人已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失去的政权。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朱元璋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认为元代服饰皆胡服，“无复中国衣冠之旧”［1］P321。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废弃了元朝的服制，“悉命复衣冠如唐制”，重新恢复了汉制。“易冠服”几乎成了每一个创业继统之君安邦定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2］P128，其文化意蕴正在于此。服饰不仅仅具有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在封建社会还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西汉时的贾谊又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6］P53的意义，因此这个原则一直根深蒂固萦结于历代帝王的思想之中。

明朝的大臣们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参考了周、汉、唐、宋的服饰形式，并根据汉人的习俗加以修改，将服饰制度作了重新规定。先后试用了近三十年，才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确立了明代服饰的基本款式。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明代服饰要恢复与体现汉官威仪——即中国汉民族的古制、封建的等级与尊卑贵贱。因为服饰最能体现“辨贵贱，明等威”［3］P13-22。明代服饰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集历代华夏服饰之大成，尚古而不守旧，长于创新流变。“壬子，诏衣冠为唐制”［4］P44。明代服饰最终形成了敦厚繁丽的风格，成为“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

明代文武官员的冠服分朝服、祭服、公服和常服四种。对于各种服饰的样式与尺寸，衣料、帽顶、绣样、色彩，乃至鞋履都作了严格的制度规定。也就是说，明代文武官员的服饰是完全受制度与规章的严格约束，是不得违制和僭越的。明王朝的统治者恰恰是通过各种官员不同的服饰，显示官序中的高下，又由此进而使封建制度更加程序化、合法化和格式化。在被统治者心目中更显神秘和威慑感，达到“君权神授”的效应。

朱元璋虽草根出身，学问不大，但颇具创新意识。他在服饰上除了恢复汉制右衽制式，衣领从宋代的对领变成圆领外，居然还别出心裁地在官服上大做文章，发明了补服。所谓补服或补子，又称“胸背”或“背胸”，就是在官员前胸和后背的官服上缀上一块一尺见方，五颜六色的方形图案，如同打上一块补丁。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以示类别并以此来区分各级官员的官阶大小。这就是他发明的补服，是明代服饰中最有特色的装饰。

补子是当时明朝官员们官阶的象征，和今天军警肩上和胸前佩戴的各种军衔、警衔的性质一样，有各种规定，官阶不同，官服上补子的图案也就不同。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5］这些不同的鸟纹兽纹，都被设计于方形框架之内。朝廷文武官员不论级别，都必须按规定在官袍的胸前和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用禽，武官用兽。明《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八载：“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像其猛鸷也。 ”［7］P839

人们通过补子上的花纹图案就能知道官阶的高低。补子四四方方，缝在官服的胸前与背后，可以随着官位的升降而拆卸或更换。人们只要一看见缀在衣服上的补服就知道此官的级别。也许朱元璋本想给那些要求进取的官员一点激励，却给那些想要光宗耀祖的官员们提供了炫耀身份的极好机会。当然朱元璋也不会亏待自己，他是真龙天子，只有用龙纹装饰自己，方显君权神授的至高无上。如此一来从皇帝到大臣，从满身龙纹到遍体飞禽走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自恢复汉制以来，明朝的官服确实比汉唐官吏们的着装气派得多，也更加显示出泱泱大国汉族官员们的威仪。乃至于后来的清朝也沿袭和继承了明朝的补服制度，朱元璋确实是破天荒地开创了补服的新纪元。

泰州地处长江下游，虽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距离京城路途遥远，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大官。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使泰州老百姓有幸目睹了一位明代中央官员的风采。当闪光灯“喀嚓”“喀嚓”闪个不停时，胶片上记录下了一位明代长者的安详面容，他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朝廷大员——工部右侍郎徐蕃。“徐蕃，官居三品，泰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武宗嗣位，复先朝所汰诸冗费，蕃等力争，不纳。后起江西参议，从都御史陈金讨平东乡寇。嘉靖时，累官工部右侍郎。”［3］P4976

1980年10月底，泰州东郊鲍坝菜园五队的孟姓农民在翻建房屋打地基时，有幸请出了这位沉睡了近五百年的古人。当厚重的棺盖被撬开后，人们惊呆了。一位身着补服的长者呈现在眼前，须发完好，皮肤还有弹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后来连研究保存毛泽东遗体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防腐专家也亲自参与了徐蕃遗体的解剖工作。人们在惊叹之余总是猜想能亲眼目睹这位朝廷高官的随葬宝物，令人遗憾的是，除了随葬的衣服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根据历史记载，他是个清官，在任期间没有压榨百姓，聚敛钱财。《明一统志》载“蕃性简直刚毅，居官淸介，虽馈赠不轻受焉。”他更是个谏官，为人刚正不阿。正德二年，徐蕃等多位大臣联名弹劾给事中太监高凤，让他尝到了“逮系诏狱、廷杖除名”的滋味。被逮到京师下了大牢，受廷杖差点被打死，官也罢了。直到正德五年，高凤的后台司礼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受刘瑾打击罢免的这些官吏才得以全部复出。徐蕃被升迁为江西参议，到嘉靖时，徐蕃官至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徐蕃后来因为眼病提前引退，于嘉靖九年去世。同时佐证的还有清道光《泰州志》载：“徐蕃，字宣之，号北屏，弘治六年进士，初为南京吏部给事中，以（因为）论刘瑾（专权太监），逮，杖几死，放为民。刘瑾被诛，又起，为江西参议、浙江提学副使。抑浮靡，崇理学，累仕为都御史，后官至工部右侍郎……”［8］P245正因为他是个清官，所以丧事一切从简。只有身着的绣孔雀纹补服表明了他是朝廷的高官。然而就是他和他的妻子随葬的这些衣服却成了泰州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也成了全国明代服饰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件绣孔雀纹补服被定为一级文物，成为国宝（图1）。

图1

驼黄色暗花缎底绣孔雀纹补服，盘领、右衽、宽袖，衣长141.5厘米，两袖通长242厘米，袖宽48.5厘米。衣服里料为驼黄色折枝菊主纹饰直径纱的花绸，面料为驼黄色八宝四合云纹暗花缎，五枚二飞经缎纹地，上织四合如意云主纹饰。前胸和后背各缀一块边长39厘米见方的孔雀补子（图2）。补子是用平纹绢作底，补子上绣两只上下对飞的孔雀，间饰如意云纹饰。刺绣运用了苏绣的齐针、接针、套针、铺针、缠针、正戗针、反戗针和刻鳞针等多种针法，更为可贵的是利用了三种不同的绣线，分别绣出了花纹的不同部位，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再以劈绒线绣出深浅不同的云纹，以衣线（双股合捻）绣出孔雀的翅膀，以铁梗线（以细铁丝为芯，外缠丝线）绣出孔雀各个部位的轮廓。突出了孔雀和云朵的立体感，使图案栩栩如生，孔雀有如展翅于祥云之上。

纷至沓来的专家学者打破了昔日博物馆的宁静，除了研究古尸防腐技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古人类专家外，更多的是研究服饰和丝织工艺及组织结构的国家顶级人物。故宫博物院、南京云锦研究所、苏州刺绣研究所、苏州丝绸博物馆、上海艺术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学者都曾慕名前来访问。他们一致认为我馆收藏的这批出土明代服饰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故宫博物院服饰专家李英华研究员更加看重绣孔雀纹补服，她认为这件补服保存相当完好，从纹饰、织造工艺、服装式样上来看是标准的明代官员礼服，符合明代的礼制，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而且墓志和地方文献都有准确的年代记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它代表了明代织绣技术的最高水平，所以把它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可厚非。因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八宝花缎绣孔雀纹补服，有关该服饰的文章和照片曾发表于《文物》、《收藏家》等专业杂志上。《人民画报》在刊载“中国历代服饰”时，就是选用徐蕃身穿的这件官服。1991年9月该补服曾作为特邀展品在上海美术馆参加了 《中国五千年服饰展》，成了明代服饰展品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1］明实录·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1962.

［2］［清］叶梦珠撰.来新下点校.阅世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清］夏燮撰.沈仲九校点.明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汉］贾谊撰.阎振益，钟下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明］邱濬撰.林冠群，周济大校注.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8］［清］王有庆.道光泰州志［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