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斌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卡尔维诺评价 《日瓦戈医生》的成败

聂斌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卡尔维诺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中认定帕斯捷尔纳克在该作品中表现了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否定，失之武断，有待商榷；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另一种对这部小说颇有说服力的解读方式，即将拉拉看作小说的主人公，独特而具有说服力。

卡尔维诺 《日瓦戈医生》 革命

《日瓦戈医生》在上个世纪所激起的喧嚣与烟尘已然落幕，毁谤者与矫饰者的声音也已哑然，只是偶尔出现在今人的只言片语中，提醒一段特殊历史的旁观者们当日曾有多少思想的角逐与心灵的搏斗。不过几十年过去，历史的面目竟天翻地覆，而时间确也如同筛子，带走过客，最终留下了经典与真知灼见。

以卡尔维诺的“经典”标准来看，《日》无疑是一部不朽之作。《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一开篇便高度肯定《日》的超越性意义：“我们期待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文学’，而是明白无误和总体而全面地讨论生命，能够把特殊性置于与普遍性的直接关系中，能够在它对过去的描写中也包含未来。”①随后，卡尔维诺又强调了《日》作为苏联小说的典型性：帕斯捷尔纳克植根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传统的同时，独辟蹊径，既重新考虑传统，又远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路线；但又不可否认地将《日》的诗学力量倾注于当下—即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所以“《日》是、也不是当今一部十九世纪小说”②。接着卡尔维诺指出帕斯捷尔纳克运用的长篇小说技巧所赋予他的绝对的自由和“印象式的叙述类型”的不完美之处，并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历史观作了一番总结。随后卡尔维诺花了较长的篇幅讨论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拒绝，并从“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这一文学脉络来考察他对于暴力的态度。之后作者对《日》中的几位主人公作了深入分析，提出将拉拉看作小说的主人公，她的一生是一则关于俄罗斯的寓言，这一创造性的观点为阐释《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最后，卡尔维诺高度肯定了《日》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现实主义包含着一种决定性的抒情倾向，“这是多年来首次有人自主地发展这样的视域，而非遵从官方意识形态—这本身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的”③。

《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出入古今、旁征博引，他精心勾勒着文学的价值维度，坚决捍卫文学的精英主义。但是在智慧的火花闪耀的同时，其个别思想的矛盾与局限也显而易见。笔者以为，卡尔维诺评价《日》的失败之处在于武断认定帕斯捷尔纳克在该作品中表现了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否定，成功之处则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另一种对于这部小说颇有说服力的解读方式，即将拉拉看作小说的主人公。下面即主要就这两方面作具体分析。

一、关于革命

在《日》这部小说中，“革命”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正是由于这部小说被视作“对十月革命怀有敌意”，之后作品与作者均命运坎坷，他们面前一边是不能领受的荣耀，一边是曲解、诬陷、妒忌、迫害；而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这样一篇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由题目便可见之）的评论中，卡尔维诺也持此种看法，即帕斯捷尔纳克在《日》中否定俄国革命，拒绝苏联共产主义。笔者认为，这正是《帕》一文中有待商榷的部分。

这部作品显然还是专注于个人命运的探讨，其特殊性在于，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对革命前俄国的怀恋、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等等情绪，从文中确实不难以察觉，然而这些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人与环境、人与命运的冲突是永恒的主题，尤其对于一位思想深刻且从未停止思考的知识分子而言。（当然，卡尔维诺的评论并未否定这一点，他也承认《日》聚焦于人类命运的超越性意义，但这却被置于对特定历史的否定这一前提之下。）日瓦戈医生注定在任何时代都无以适从，铺天盖地的革命洪流与剧变中的时代风云只是迫使他睁开双眼注目令其惊恐的现实世界，这是他在之前平静而优越的生活中所未曾深切感受过的：残酷是一切的真相。因此，这一个疯狂而不幸的年代是一片作为背景的广阔原野，医生独自在其中漫游，那些琐碎的见闻与巧合的人物则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任何精神上的风吹草动都被一一审视。正如医生初时面对革命风卷残云时欣喜若狂的呼喊不可磨灭，之后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感也只能孤立地存在，而不能以此对前者作任何程度的否定，因为对于置身于这段历史的人而言，否定革命比肯定革命更为困难。显然，帕斯捷尔纳克也并未轻易地对这段既定现实下任何单方面的结论，而是集中着眼于这其中人的命运。革命，恰是作为局外人的卡尔维诺无法妄议的。

说到底，帕斯捷尔纳克在《日》中所做的是一场精神审判。说是精神审判，乃是因为《日》所批判的并非特定的一个政党、一种制度，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主义，也是一场社会变革，从更广范围来看，它也是人类精神历史的一桩事件。因此，这个审判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审判：人性的自由、人格的纯粹、人道的尊严、完美的精神世界等等，人道主义在此作为标尺散发着经久不衰的光芒。《日》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作为一个案例，由此超越了阶级性、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时代而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日》以史诗般的宏伟气势将人类变革时代的一腔热血所繁衍的人性被撕裂的悲剧一一呈现：战争中如细菌般滋生的暴力，人卑微如草芥，时代剧变下理想与现实极度分裂所引发的精神困境，梅留泽耶沃澄明的夜晚，瓦雷金诺星空下的雪原……

然而只看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不够的，他在《日》中灌注的对俄罗斯母亲的赤诚之爱决不能忽略。帕氏对未来表示了颇为克制的信心：弥漫在空气中的“自由的征兆”、心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两位朋友戈尔冬和杜多罗夫替医生等到了自由与平静的希望而获得了内心的慰藉，医生仓皇而卑微的死则有如先知走向祭坛，这是唯一的结局。卡尔维诺则对此表示了否定：“写我们的时代，带有一点乐观主义的夸耀，但他是勉强粘上去的，其语调有点甜腻腻，几乎不像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或仿佛作者要向我们表明，他写这页时，一只手被反绑着”。④这里卡尔维诺似乎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维度而将问题作了简单化的处理。面对未来，难道必须宣判祖国的死刑才能保持其作品的批判力度？不，正是由于爱之深所以才选择痛苦的沉默，被宣判死刑的也许可以是帕氏未明言的政治前景，但绝不会是他的祖国和这之下为先辈思想照耀的人。另一反面，从小说情节来看，此时已处于20世纪5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则主要于1948—1956年间创作该部作品，相比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开始的解冻无疑使政治空气松动了许多，对于经历了数十年的革命、内战与政治风暴冲击的人们，此时产生乐观情绪实在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且注定走向终结的只能是政权，而绝不会是国家，笔者以为卡尔维诺的矛盾态度即在于此：既然作品本就超越了政治维度，结局又何必纠缠于政治。

二、关于人物

卡尔维诺在《帕》一文中明确表示：“我最不同意《日》的东西，就是它被当成日瓦戈医生的故事。”⑤他认为那种信仰表白的叙述形式使得日瓦戈医生成为 “某一哲学或诗学的代言人”，因而削弱了这个人物形象的感染力。相反，他将另一个人物拉拉视作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科马罗夫斯基、安季波夫、日瓦戈同她的关系则象征着三种势力对于俄罗斯母亲的争夺。在卡尔维诺看来，这一焦点的转移掩盖了《日》中一些“不平衡和离题”的瑕疵，而使它被置于“文学和历史重要性”的强光中。卡尔维诺对拉拉的看法十分独特而具有某种说服力，之后许多学者也经常引用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卡尔维诺将拉拉置于《日》的中心地位是《帕》这篇评论最为引人注目之处。

如卡尔维诺所说：“正因为拉拉从科马罗夫斯基那里尝尽生活的痛苦，……她才比安季波夫和日瓦戈这两个分别奉行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天真理想主义者更通情达理；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她才比他们更重要，她才比他们更代表生命。”⑥可以说，拉拉的悲剧由科马罗夫斯基一手造成。少女时代的拉拉遭遇了父亲去世的家庭变故，她的母亲是一个软弱、神经质、毫无主见且只关心自己的女人，科马罗夫斯基利用孤儿寡母的仓皇处境，控制着母亲，同时一步步将毒手伸向拉拉。十六岁的拉拉懵懂地意识到科马罗夫斯基与母亲不体面的关系，同时为他对自己的诱惑困惑不已，小说中隐晦但细致地描绘了拉拉为科马罗夫斯基操纵的痛苦心理，她试图抵御、无力反抗，然后和他纠缠不清。她深深认识到生活的残酷：“到处都是诡计和模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便断了，但要想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强者。”⑦尽管遭遇如此令人发指的不幸，拉拉却还是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她依旧美丽、善良，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所到之处都为她的光芒照耀，最为重要的，是她依然保持着生活的信心，能够在狂热的年代里坚持那种聚焦于个人的、平淡的因而也最能代表生命本质的安然，这也是日瓦戈深爱她的原因。她的不幸、坚忍、通情达理与从未丧失过的爱的能力使她一生都在映证着生命的可敬。然而拉拉之后的人生还是受到了这一段耻辱的影响，那便是她与安季波夫的婚姻悲剧。

卡尔维诺提出《日》的叙述是“印象式”的，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 “拒绝向我们明确解释他笔下人物的行为的合理性”，如冬妮娅那模糊的轮廓，医生同父异母的哥哥叶夫格拉夫数次从天而降和他神秘的身份，还有许多次要人物经常性的巧遇等等，读者想必都曾注意过，但将安季波夫也归入这个行列似乎不妥。在笔者看来，安季波夫的选择和他的命运都是再明白不过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没有任何疑问。卡尔维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拉拉与安季波夫和谐的夫妻关系为什么突然破裂了，而他除了奔赴前线别无其他出路？”⑧这个原因正是安季波夫变成信仰暴力的革命者的原因。新婚之夜拉拉对往事的袒露将他彻底从单纯的爱情中惊醒，他惊觉多年来心中圣洁的爱人竟然不是完美的，竟然惨遭亵渎与伤害，并且其中混杂着上流社会舞会上的面具、烟酒、裙摆、脂粉和旧世界的一切肮脏丑恶，他感受到了屈辱，这便是革命的动力。他是出于爱，所以疏远了妻子，所以抛弃家庭奔赴前线，所以成为一架果断而坚定的革命机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复仇，向造成他理想破灭与人格耻辱的旧世界复仇。而他的命运也并非难以预料，他为旧时代所毁灭，也不见容于自己奋力为之拼搏的新政权，他的毁灭是暴力的失败。

因而，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科马罗夫斯基、安季波夫、日瓦戈同拉拉的关系象征着三种势力—中产阶级的卑鄙、暴力革命、非暴力革命对她的争夺。科马罗夫斯基是粗俗低劣和肆无忌惮的实用主义者，安季波夫与日瓦戈则同属理想主义者。信奉暴力的理想主义者安季波夫以暴力的方式被处死，诗意的医生则从那辆充满寓意的电车上跌落，理想主义者也被现实抛弃，科马罗夫斯基的结局则令人生疑，他比上述二者更容易生存。而俄罗斯母亲—我们的拉拉却那样仓皇地消失在莫斯科街头，某个集中营成为她最后的归宿，但她一生的苦难自此铸就她的永生，她是完美的爱人，完美的俄罗斯母亲。

卡尔维诺提出的拉拉与俄罗斯母亲的联系这一见解十分具有创造性，这既吻合个人对于拉拉这一人物的阅读体验，丰富的意义阐释空间又更加证明《日》这部作品的伟大；而将评价的失败之处归于卡尔维诺对于帕斯捷尔纳克之于革命态度的理解，源于他在文中表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思想矛盾。总之，成与败其实是很难划清界限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野，而是相伴相生、互作阐释。

注释：

①黄灿然，李桂蜜译.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06.

②同上书，第209页.

③同上书，第277页.

④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18，注1.

⑤同上书，第223页.

⑥同上书，第226页.

⑦鲍·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日瓦戈医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47.

⑧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12.

［1］汪介之.《日瓦戈医生》的历史书写和价值维度.当代外国文学，2010，（4）.

［2］张纪.叙事要素的重构与叙事话语的转型——以《日瓦戈医生》为例.学习与探索，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