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艳 何宏玲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报刊这种新的传播媒介在近代中国产生以后发展迅猛，以晚清上海为例，中文报刊初创起步后很快打破外文报刊占优势的格局，成为当时市民生活必备品。报刊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时事、经济、宗教等，而增添了许多文艺性、娱乐性的内容。传统文言小说也与这种新媒介结合进入传播领域，《点石斋画报》连载的《淞隐漫录》就是报刊传播中的典型代表。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以及国外女性形象，体现了作者先进的女性观，对当时中国社会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

（一）中国女性形象

鲁迅评价《淞隐漫录》等小说时说道：“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①的确，“烟花粉黛”占了《淞隐漫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小说集明显淡化了《聊斋志异》以来许多文言小说“花妖狐媚”的内容，而转向叙述寻常女子和烟花女子的生活和遭遇。作者笔下的这些女子大致被塑造成这样一些形象：

其一，她们有的才智过人，巾帼不让须眉。《淞隐漫录》通常这样描绘这些女子：“乃教以歌曲，性绝警慧，一二度即已抑扬入拍，声尤宛转动人，曲师自叹弗如也”；“丰姿窈窕，态度端妍。性尤颖悟，诗词而外，兼通经史”。如《徐慧仙》中女主人公才貌并全，“耻其夫之富而不文也，纳粟为上舍生，促往应试，潜易男装，代入矮屋中，三场毕，幸人无知者，榜出，竟列高第”。由此也被称为“女孝廉”。《冯香妍》中的香妍也是秀外慧中，经史过目不忘，远远胜于私塾中的那些书生。婚后代夫考试，颇为得意，名列前茅。她们还有着过于男子的胆略，《姚云纤》中云纤父母为贼寇所抓，于是她“孑身出入贼中求父母”，面对一大群敌人的追杀，英勇无畏的形象鲜明活泼。

其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又是勇于追求爱情、追求自由，敢于反抗的。《玉儿小传》中玉儿是个绳妓，因为色艺双绝被某相国公子看中，公子威逼利诱想得到她，但玉儿坚决不同意。后来玉儿与徐莲士互相爱慕，相国公子得知后十分恼怒，欲使诈强制得到玉儿被玉儿偷听到。玉儿在给公子表演绳技时，在众人面前大声指责相国公子及父母：“诸贵人幸听儿一言：儿所以含垢蒙耻，习此贱役，为养亲计耳。公子非儿耦，徒倚势凌逼人，至生我者忍徇奸谋，欲强劫儿身。儿何生为！”然后割喉自尽。玉儿不畏强权、不慕虚荣，为了追求自由爱情甘心赴死的精神，给人巨大的感染力。

其三，这些女子中还不乏一些深明大义，具有远见卓识的。如《四奇人合传》（卷五）中侠妓郑满仙，她不屑于富商大贾的金钱只一心付与李生，贼寇逼近时，满仙把自己的积蓄给李生，让他快点离开，“君素怀大志，当杀贼以报国。此时正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愿勿以儿女子为念。行矣李君，好自为之！城破，妾必不被辱。君能自保，妾虽死犹生也”！危急时刻，满仙能不顾儿女私情劝李生以杀贼报国为重，后来为了不连累李生，她纵身跳下城墙而死，这是很难得的深明大义，她身上已经闪现出爱国意识、民族意识。

其四，她们中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迫为妓，身份卑微，但却有着清高脱俗，自尊自重的品格。《夜来香》（卷六）阿香不自甘堕落，读经史、喜风雅，学琴曲、作小诗，“甚敬爱文士。每值秋试之期，上下江文士毕集，必于别墅设盛筵，招邀知名之士前来赴宴，赌酒评花，赋诗联句，殆无虚日。有贫者，则供其行李之乏困；或有录遗被斥者，则为言之当道，仍得入场获隽”。她们鲜明活泼的形象是以往文言小说中所不曾有过的，是王韬的独创。

当然，由于作者保守思想的限制，小说中也不乏一些受封建传统影响极深的贞女、烈女形象，她们固守伦常、捍卫贞洁，比如《甘姬小传》、《周贞女》等。与上述这些女子相比，显然缺乏人性的灵动和光彩。

（二）国外女性形象

早在《漫游随录》，王韬就对国外女子生活环境做了清晰的介绍，“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直，靡不切究穷研”②等等。欧洲之游带给了他先进的女性观，他又试图将这样的观念通过小说中相关人物的塑造传达给了读者，为封闭的国人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淞隐漫录》有一些以外国女子为原型的作品，作者着力表现她们与中国女性的不同，她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有着自由平等、自强自立的意识，有着自己的社交圈。作者由衷赞赏她们的活泼、自然、大胆、开放，这种情感在作品中溢于言表。这在王韬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表露：“西邦女子姿质明莹、肌光发细、远望之殆若神仙，其服饰仿佛霓裳羽衣，疑非人间所有。出现以轻绡障面，如秋云之笼月，胸乳间湘裙围绕，长可垂地，步曳革履，足不迫袜，自觉纤柔多姿，云鬓则青丝覆额，贯以玳瑁之簪，江南固多佳丽如此者，吾见亦罕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③

《花蹊女史小传》中的女史泷摄书画造诣极为深厚，是日本出名的才女。她具有开明的思想和胜于男子的领导才能，她在东京大兴女子教育，招收的女学生既有华人又有西洋人，一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见。她又有着鲜明的爱国意识，从简单的画上题字就可以看出来，“夫樱花为五大洲中所绝无，无之于彼，而特有之于我，宜若何贵重珍异焉。余今以樱花伍牡丹紫藤瞿麦蜀葵茑叶山茶，殊觉其芬芳婵妍而出乎诸品上也”。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象征着日本，对樱花的偏爱侧面表现女史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女史有着自己的办学思想，对弟子的考核有一系列的流程，与其说是考核不如说是大型的文艺汇演，从开始的祭神仪式到史籍讲解再到书法绘画表演，整个过程流畅自如，这样的考核方式既生动丰富具有娱乐性，又能较全面地体现弟子的真实水平。此外，女史又是极善于交际的，她邀请蒲子闇以及中国驻日使馆成员姚子梁参观她组织的考试，和他们都是密切的文字之交。女史身上所体现的完全是一个近代文明新女性形象，这是王韬极力赞赏的。文末作者借用善讽子评论传达了自己的欣赏敬佩之情：“天下之广，四海之大，须眉男子毕生无闻者，亦复何限，而女史以一巾帼，名达天阍，华族贵人，咸执弟子礼，西洋数万里外之人，亦知爱重其笔墨，令女就学焉，岂不盛哉！如女史者，可不谓旷世之奇女子乎哉！”《媚梨小传》所载的是一个英国女子传奇经历，媚梨具有追求自由的开放个性，她与约翰互相爱恋、私下幽会，不顾父母反对。为排解忧愁航海东行，大胆地与同船的一中国官员订下终身；她也有着开阔的视野、过人的勇气，“尤善测量，能令枪炮命中及远，无一虚发”。她与丈夫一起跟从兵舰去海上抵御边境骚乱，经她指挥击败了三艘贼船；她有着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入乡随俗，嫁到中国后学汉字、习汉语，穿中国服饰。这样一个集美丽、智慧、勇气于一身的女子的出现和当时欧洲妇女解放思潮密切相关的，与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可以给当时社会带来很多启发。

总之，无论是中国女性身上的敢爱敢恨、深明大义还是国外女子的胆识卓见、独特的组织和领导才能，都是王韬所欣赏的，这就是他先进的女性观，他认识到了女性解放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先进的女性观借助小说来传递，小说又借助新型的报刊来传播，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

《淞隐漫录》之所以偏重叙述普通人物尤其是各色女性形象主观上与王韬国外漫游经历、风流癖好有关，客观上则与报刊传播媒介以及晚清上海社会风气紧密相关。

主观方面，1867-1869年的欧洲之行以及1879-1884年的日本游历开拓了王韬视野。不仅国外的科学技术、城市建设给他带来了思考和震撼，国外的男女平等思想、女子教育等也给王韬带来很深的启发。他接触了不少国外女子，《漫游随录》中有作者与英国女子爱梨和周西鲁离的交友记载。这些女子的亲切大放、开放活泼都是《淞隐漫录》西方女性塑造的原型。此外，王韬风流成性，酷爱品花访妓，这些经历是小说中国女性塑造的基础。王韬日记中谈到自己三十多次的访妓记录，如“是日礼拜，赴五老峰听英人布道。下午，往访蒋剑人，一同赴虹桥左边勾栏访妓。接客者为沪上名花，来自扬州，稍可人意”④。其小说《二十四花史》、《申江十美》等其实都是他与友人“叆叇居士”、“二爱仙人”等饮酒狎妓生活的真实写照。显然，小说中各色女性形象要么是作者真实记录，要么是作者艺术化之后的典型。

客观而言，《淞隐漫录》之所以塑造了如此丰富的女子形象，与晚清上海社会风气以及这部小说的特殊刊载方式有关。《淞隐漫录》刊载于《点石斋画报》，开创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连载的新形式，它的成书过程是渐进的，是伴随着《点石斋画报》每月三期的进度陆续创作完成的。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文言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文言小说的传播已经进入到商品流通的范畴，商品生产和机械复制应用于小说，加上新型媒介和特殊的市场需求不可避免地使传统文言小说呈现出新的特征。“报刊一方面为小说提供了可供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又从这一‘环境’的特殊性出发，对小说提出了规范和要求。”⑤

因而，为了迎合消费者（读者）兴趣，文言小说的内容也必须符合当时社会风气。当时上海社会注重及时享乐且娼妓业畸形繁荣，早期《申报》为吸引读者刊登过许多校书小传以及妓女逸事。当时出入妓院的既有官员、士子，又有商人、小卒，总之绝大多数的读者对烟花粉黛类的故事是颇感兴趣的。王韬将自己与友人狎妓的经历写进小说正是对读者心理的迎合。

注释：

①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3.

②王韬.钟叔河主编.漫游随录［M］.陈尚凡等校点《走向世界丛书》一辑，长沙：岳麓书社.1985：107.

③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3.

④王韬.蘅华馆日记.转见于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66.

⑤方晓红.报刊小说的产生与特点［J］.新闻记者，1998（6）.

［1］方晓红.报刊小说的产生与特点［J］.新闻记者，1998（6）.

［2］张袁月.从报刊媒体影响看王韬的小说［J］.明清小说研究，2010（4）.

［3］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王韬.漫游随录［M］.钟叔河主编.陈尚凡等校点《走向世界丛书》一辑，长沙：岳麓书社，1985.

［5］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