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娟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转型最深刻、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与其说是《战国策》一展纵横家谋略的风姿，倒不如说是战国历史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不容小觑，继《左传》开女性形象塑造先河之后，《战国策》不仅成功地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将她们从幕后拉至台前，在特定的时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人物塑造和描写技巧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点。在《战国策》中，作者笔下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个个性鲜明、具有立体感的女性形象。

一、女性形象丰富，人物个性多样

在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般形象和典型形象之分。典型形象又叫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他们是作家以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反映着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这些人物形象来自现实生活，又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带普遍性。《战国策》中涉及到的女性只有三十多个，虽着墨不多，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兼备，都可称得上典型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类：太后形象、后妃宠姬形象、平民形象。[1]

（一）太后形象

集权利和地位于一身的太后形象，是《战国策》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中的最高人物组群，这一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对权利意识有着强烈追求的太后，以“赵太后”最为突出。《齐策四·赵威后见齐使》一章，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2]（P408）威后的问话按照收成、民、君这样的逻辑推下来，结果招来了使者的不悦。威后不紧不慢道出自己的原由：“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2]（P409）后又询问爱民之臣、孝顺之女、不臣之人等如今的情况，她认为农业收成和百姓的疾苦应该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因此爱民、养民之人应该受到重用，不关心人民及社稷之臣则该杀。赵威后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独具风骚的民本思想，也刻画了一个具有卓越眼光的女性执政者形象。赵威后这一坦诚、明快的性格背景在《触龙说赵太后》中得到了说明。“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用事”即掌握政权，战国时代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执政必然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指责，同时作为女性的她也扮演着母亲这一角色，于是出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的场景。在战国这样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政治特权无法长久保证其地位，“封之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无济于一世及后世，唯有建功立业、积极进取才是长远之计。考虑到长安君的发展前途，于是恼羞成怒、态度强硬的赵太后听取触龙的进言，应允长安君为质于齐，与当初“老妇必唾其面”和“盛气而揖之”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赵威后善解人意、虚心听取建议的性格特点。这两则材料就将赵威后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性格特征饱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也使我们目睹了一位关心民生的女性政治家的风采。

其次，荒淫无耻、具有强烈占有欲的系列，可以从《秦策二·秦宣太后爱魏丑夫》章找到例证。秦宣太后宠爱魏丑夫，于是在其病重之际，拟诏“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秦宣太后宠爱其情夫，于是下诏待她死后要让魏丑夫为她殉葬，以便死后还可以长久地呆在一起。魏丑夫闻讯后非常担心，幸有庸芮出面游说太后，才打消了她以魏丑夫殉葬的念头。这一事情听来令人咋舌，秦宣太后不避群臣的反应，以“命令”的口吻对魏丑夫的命运进行宣判，大胆地发出爱情宣言：即使在弥留之际也要用权利锁住自己的爱情。如此赤裸裸的专断、荒淫和放荡，也使其在历史上备受指责。当然，她内心这种隐秘的渴望受到理性的压制并没有付诸行动，但她冲破女性作为男性政治附庸的阻碍，直率地表露自己内心想法的举动是自然而然、胆大直白的，也是女性潜意识里对爱情观的一种表达。

（二）后妃宠姬形象

人性历来都具有两面性，有宽容善良的女性，也就不乏凶残奸诈的女性。在女性话语权失落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主导生活的权利，处于社会高层的女性也不例外。正如《齐策三·齐王夫人死》章“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2]（P357）这一细节将女子的地位和命运与精美的耳饰联系起来，不禁让我们感叹其命运的可悲。于是，女人们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节节攀升的愿望成为后妃宠姬的共性。楚怀王夫人“郑袖”则是这一系列浓墨重彩的典型代表。

《楚怀王拘张仪》章张仪被楚怀王囚禁，欲处以死刑，靳尚为其出面求情，以危词来游说最为怀王宠爱的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大惊问其原因，靳尚告之秦王一心想营救张仪，必以能歌善舞的宫女来贿赂怀王。大王若为声色所惑，必然贪心弃旧，而夫人的地位则将日益卑贱。郑袖听闻后，危机感油然而生，曰“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并接受靳尚的建议马上去劝说怀王释放张仪，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侵害。此篇中郑袖尚且没有害人之心，《魏王遗楚王美人》篇中郑袖的动作则变本加厉。魏王送给楚王美人，郑袖觉知自己在楚王面前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为美人设下圈套，步步为营，靠自己的计谋上演了女人之间的宫心计，使得楚王厌倦美人，并对美人施以劓刑，以此获得最终的胜利。《张仪之楚贫》章中同样上演了“争宠”的一幕，张仪到楚国后囊空如洗，于是计谋到楚怀王那里为自己赚取盘缠，来消解门客的埋怨。他以为楚怀王寻求美人为由讨得楚王的欢心，却招来南后和郑袖的争风吃醋，两人听说此事后十分惊恐，纷纷向张仪贿赂银两以保全自己的地位。这样的明争暗斗不自觉地成为自身软肋，以致使张仪抓住两人的弱点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千余金。《魏王遗楚王美人》章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2]（P569）女人以容貌取悦夫君，而嫉妒则是女人的天性。这一句足以揭示出后妃宠姬性格特征的来源。这种性格特征的养成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女性社会地位决定的，也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平民形象

除了贵族女性形象之外，《战国策》也不忽视对一般平民百姓的描写，使得“小人物”的生活场景得以展现出来，为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注入了朴实自然、贴近生活的气息。

《卫人迎新妇》章卫国有个人迎娶新媳妇，新媳妇一上车就问：“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当车夫回答说“借的”时，于是就吩咐要“拊骖马，无笞服”。至夫家门口，又说：“灭灶，将失火”，这是要求家人灭掉灶膛里的火，小心火灾。入室见臼，又曰：“徙之牗下，妨往来者”，又要求把臼搬到窗外去，别妨碍行人走路。卫人新妇这一系列的行为表现，脱离了新妇应有的娇羞姿态，做得处处无不小心谨慎。在我们看来，这三句话本来都是很要紧的话，因为说的不是时候，却招来了别人的耻笑，一个直爽、不免又有些鲁莽的新妇形象立刻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发笑。

当然，平民女性中也有刚烈女子的形象，《韩策一·韩隗相韩》章记载聂政为向严遂报恩去刺杀韩隗，前后共杀死了几十人，随后用剑划破脸皮，挖出眼珠，割腹挑肠而死去。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摆在街市上，以千金悬购他的姓名，过了很久也没人知道他究竟是谁。聂政的姐姐听说这事后说：“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后来，她去了韩国看着尸体说：“英勇啊！豪气壮烈！你的行为胜过孟贲，夏育，盖过成荆了！如今死了却没有留下姓名，父母已不在人世，又没有其他兄弟，你这样做都是为了不牵连我啊！”于是抱着聂政的尸体失声痛哭：“此吾弟轵邑深井里聂政也”。聂政的姐姐为的是不忍心埋没弟弟的名声，说完便在聂政的尸体旁自杀而死。三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赞叹道：“不单聂政勇敢，就是他姐姐也是个刚烈的女子。”因此聂政之所以名垂后世就是因为他姐姐不避宰割之害以显扬他的名声。聂政之姐以自己的死捍卫了弟弟的名声，成就了聂政的美名，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的刚烈女子。

此外还有忠信女子的典型，《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苏秦回答燕王“忠信又有什么可责怪”时举的例子。一个在远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别人私通，眼看丈夫马上要回来了，那妻子便让女仆捧着准备好的毒酒送给他丈夫。女仆左右矛盾，送上去就会毒死男主人，说出实情又怕女主人生气，于是假装跌倒，泼掉了毒酒，却遭到了男主人的一顿毒打。女仆对上救了主人，对下保住了女主人，即使冒着挨打的危险也要信守忠信，对于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子来说，又是多么得难能可贵！

选取主人公及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进行人物刻画，是《战国策》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在作者笔下，一个个女性形象血肉饱满、呼之欲出，成为历史上的典型。

二、描写技法纯熟，形象塑造鲜明

《左传》作为一部记录战乱动荡时代历史的著作，帝王将相、隐士贤者自然是活跃其中的主角，但也不时闪动着一些女性的身影。她们有的德容兼备，有的深谋远虑，有的宽容大度，有的侍宠谋私，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可以说，这在史传文学中《左传》是首开女性形象塑造先河。到了《战国策》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不管是在叙述技巧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集中描写

所谓“累积型”人物形象，主要是指有关人物事迹的描述分散在各年的记事中。对于某一个人物来说，必须将连续出现在若干年记事中的有关内容集中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多是“累积型”的，女性形象的描写也不例外。其中骊姬的形象最具有典型意义，她象征了无数野心膨胀、祸国殃民的弄权女性。《左传·庄公十八年》首先对其身世、行为进行了简单交代，有关她的重点描写则出现在《僖公四年》，献公痴迷于骊姬的美貌，进而听从骊姬的谗言，多次欲废除太子申生。于是，骊姬通过“夜哭”等方式制造太子调戏自己的桃色陷阱，成功使太子失宠。太子失宠后，还不肯罢休，通过在太子送给献公的祭肉内下毒的做法，逼迫耿介忠厚的太子自杀身亡，拥立奚齐成为太子。全篇以‘谋’字总起，并贯穿始终，集中描写骊姬为达到目的而费尽心思地制造矛盾，表现出了其工于心计、阴险毒辣的个性特征。

虽然《左传》对其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但纵观全书如此集中描写女性的篇章惟此一处。到《战国策》中则出现了以女性为中心，以一个故事情节来对女性进行刻画的篇章。《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中的“郑袖”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悦之”，文章在开头交代了故事的起因，为排挤美人，郑袖开始一步步的实施计谋。她通过“衣服玩好”“宫室卧具”等讨好美人，以此取得怀王的信任，以致怀王也发出了“爱之甚于王”的感慨。接着又对美人进行攻略，因谓美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自鼻”。美人在不知其意的情况下，按照她的“吩咐”去做，以为这样必得楚王的厚爱，不料此举却招致楚王的疑问。郑袖欲言又止、故作姿态，在楚王的再三追问下，才道出其中原委，说美人恶楚王体臭。楚王信以为真，圣颜大怒，故曰：“悍哉。令劓之，无使匿命”。至此，美人白白死去，郑袖阴谋得逞。郑袖为达到目的绞尽脑汁，不惜牺牲别人性命的举动令人汗颜，更将一个工于心计、阴险狠毒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全篇叙述了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郑袖无疑就是故事的主角。故事讲完，郑袖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也就自然而出，这较之《左传》更为集中、又鲜明生动地构成叙事完整的故事情节，刻画出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二）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又称外貌描写，即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包括人物的容貌、服饰、打扮等，它的作用不只在于勾画出这个人物的外部特征，更为了通过“形”来传“神”。

中国文学创作中《诗经》第一次将女性作为文学审美对象纳入文学创作范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3]至今都是人们传颂的佳句。屈原《九歌》中也刻画了四位女神的形象：云中君、少司命、湘夫人、山鬼，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女性作为单独的描写对象，并且是通篇进行描述的作品。诗人除刻画其美丽的仪态容饰外，还将这打动人心的美女典型形态赋予了“山鬼”，塑造了山鬼“被薜荔兮戴女萝，既汗涕兮又宜笑”，让人无限遐想而求之不得的淑女形象。《左传》对女性容貌的描写是比较笼统的，《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4]（P1724）《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4]（P1740）《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4]（P2022）一个“美”字留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引人无限遐想，但具体怎样的容貌才算美则无法感知。

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藏而不露，《战国策》开始揭开女性容貌的神秘面纱。《战国策》中对女性肖像的描写多为直接描写。《楚策三·张仪之楚贫》章中张仪向楚怀王描述假想中的北方美人的形象“彼郑、周之女，粉白黛黑”，说她肌肤胜雪，眉黛如漆。作品中对于美的描写，具体到皮肤和眉毛，使美的关注点有了依托，更为直观具体。《中山策》中，司马喜向赵王描述阴姬的美貌“若乃其眉毛准頞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国之后，非诸侯之姬也”，说阴姬的容貌姿色超出一般的美女，她的眉毛、鼻子、脸蛋、额角、头型、天庭真是帝王之后，绝不是诸侯的嫔妃。通过简单具体的肖像描写便勾画出了阴姬的容貌特征，棱角分明，立体感突出。

（三）侧面描写

侧面描写又叫间接描写，是从侧面烘托人物形象，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或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即间接地对描写对象进行刻画描绘。

《左传》善于用简练的语言记述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也善于用写实的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鲜明地表现出人物的面貌和性格。其中对“武姜”的描写可以说明这一点。郑武公的妻子武姜生庄公和共叔段，只因庄公寤生，使姜氏受到惊吓，便厌恶庄公，疼爱共叔段，并多次为他请求太子一位。待庄公即位，又替共叔段请求险要的城邑制地，她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连郑国大夫祭仲也发出“姜氏何厌之有”的感慨。共叔段在姜氏的怂恿下修筑城墙、整缮武器准备袭击郑国。姜氏此时也表现得特别积极，“夫人将启之”。待一切就绪后，姜氏便凭借自己的身份为共叔段做内应，协助共叔段一举消灭郑国，母子二人届时将执掌政权、飞黄腾达，最后却不料落了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姜氏可谓是整个事件的主谋，从“恶庄公，爱共叔段”，到“请制地”，再到“夫人将启之”，姜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其“偏心眼，有野心”的性格特征。在行文中，作者毫不避讳，又处处显示出了姜氏心思缜密、不甘屈服的内心特点。

《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纵横家之辞，往往是通过完整丰富的情节和铺张扬厉的语辞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有关女性形象的描写就采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侧面描写或间接描写是中国文学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之一，它的巧妙运用往往比正面描写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中山策》中对阴姬的描写“臣来至境，人都邑，观人民歌俗，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无所不通，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也，不知者特以为神，力言不能及也”，与《楚策三·张仪之楚贫》章对北方女子“立于瞿间，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处都是借别人之口通过夸张的手法，直接写周围人的反应，间接写出美人之美，溢于言表，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引人思索。

总之，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发展史上，《战国策》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它在《左传》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吸取和发展，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所改观，并日臻成熟。这就给后代的史传文与议论文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显示出多方面的历史价值。

三、女性地位提升，传统观念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主要是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和看法。在战国时代的父系社会，女性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的玩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女性几乎是最可悲的，她们必须独自忍受命运和社会的折磨，正如莎士比亚说的“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春秋战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女人始终是政治的附庸，女性被禁锢了思想还要接受男性的指责。郑庄公那“偏心眼”的母亲武姜，险些断送了郑国的政权；晋献公的妻子骊姬被认为是肇乱国家的祸首；还有被人们认为纵欲无度的夏姬、文姜。所有这一类女性形象都成为“红颜祸水”的代名词。在历代正史中，虽然有《列女传》记载一些女性的事迹，但无非是表扬那些符合于封建礼教的贤妻良母和守节殉夫的青年妇女，鼓励妇女们更好地成为男子的驯服工具。“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使得女性必须经受长期的控制、压迫和痛苦。

在《战国策》中，女性人物的刻画，形象鲜明，魅力无穷，许多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人们的心中成为不朽的形象，可见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女性形象的成功刻画，直接得力于作者高水平的艺术造诣，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战国时代的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无数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战国策》中那些神态活现、个性突出的历史人物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战国时代人们的解放程度。以政治家的风度和气质执掌政权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赵太后，能对形势的变化作出犀利的分析，能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决定；为追求真爱大胆表露心迹的秦宣太后，在她的潜意识里有着对性爱的强烈追求和对命运的不屈从，她不顾世俗的芥蒂和自己的身份地位，毅然地发出对爱情的呼唤；还有不费一兵一卒而驱逐美人的郑袖，在这一场女人之间的斗争中，她勇于站出来，周旋于楚王和美人之间，靠自己的计谋填补了嫉妒之心，较之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看出，《战国策》中的女性不再是被动的角色，而成为主动出击为自己获取利益的战者。作为被男权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她们不甘于这种命运的摆布，强烈地追求着自己渴求的东西，试图颠覆这种男性主导的生存框架，虽然最终并没有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但她们无疑是反抗命运的先驱。《战国策》全面地反映出她们在黑暗社会中的不幸遭遇，以及为冲破封建思想桎梏所做的努力，因此在行文中，也不免流露出对她们的智慧和谋略的由衷赞美，这与对待女性的传统观点是有很大不同的。

《战国策》是一部史书，折射出战国时代的波橘云诡，是了解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战国策》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和叙事技巧的变化多端，使其极具小说色彩。其中，女性形象的描写开创了许多先河，不仅展示了各类人物形象所从属的社会本性和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还善于运用多种手法表现人物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战国时代女性争斗的场面，热烈而激荡，体现了我国史传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日臻成熟，从而成为后世小说的滥觞，是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

[1]彭亚萍.试论战国策中的女性形象[J].大众文艺，2011，（1）：164.

[2]刘向.战国策[M].何建章（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165.

[4]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