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

▶ 从增量的增长到存量的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05月12日）

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快，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慢。除了它们有很多海外投资收益外，与它们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性和财富转化程度高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只有那些有效的、有价值的、能顺利流通的产出，才能转化积存为社会的真正财富。只有那些能被善待和精心维护的东西，升值的空间才能更大。

在中国GDP总量高速成长数十年、即将称冠于世时，是到了仔细思考经济的成长方式、财富转化效果、社会和谐度、国民幸福感、环境友好性、公共服务满意度等的时候了。要从关注GDP这一增量、流量的增长，更多转向促进财富存量（包括国民财富、环境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否则，离“世界第一”越近，我们内心可能越紧张。

▶ 杨小军：不能击穿平等这个法治的底线

（《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05月13日）

民企与国企发生纠纷时，法律界人士在处理案件时，无论怎么做，都很难从法律条文上找到国企违法的直接依据。在制度、文件和政策留下了足够空间的情况下，民企跟国企打交道，其所具备的法律地位显然是难以平等的。无论是在国资部门、政府机关还是国有企业，行使自由裁量权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位者行使自由裁量权需做到约束和规范，否则就有可能构成滥用权力。从法律上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要有理有据、有标准，并且保持前后决策的一致性。股份转让纠纷案中，相关行政部门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

▶ 清晰分类，事业单位改革才公平

（《华夏时报》2014年05月29日）

事业单位应该如何改？简而言之，能用市场解决的就划给市场，不能由市场解决的由政府承担。在这一思路上，人事管理制度的思路自然也就清晰了：改革中“老人”的历史负担一笔买断，这也算是改革的成本；此后能用市场解决的，全面推向市场，如各类电视台、出版社、医院、高等教育等；不能用市场解决的，仍然采用市场化经营机制，其收支缺口由政府负担，显性化政府责任。而事业单位收支的缺口弥补，更多应该采用补需方，大量采用教育券、医疗保险补贴等机制，让学生、患者及其他消费者来选择补贴最终流向哪里，以刺激事业单位的竞争。在这种思路下，政府无需为事业单位去考虑如何招聘、如何奖惩，消费者会用含有财政补贴的“消费券”帮助事业单位重塑人事制度。

▶ 机会均等才能消除工资被增长感

（《京华时报》2014年05月29日）

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不能再采取计划经济手段。实践早已证明，那只会对社会活力和生产力形成普遍抑制。事实上，尽管在低薪水行业和低薪水岗位的员工对工资收入差距啧有烦言，但幸福感和安全感不仅来自工资收入的增长，更来自能否突破板结化的束缚，获取平等的上升机会。具备这样的环境，即使当下工资收入水平低，也总有希望在召唤。就此而言，从这份统计数据中，最应该读出来的，不是静态地平均不同地区、行业、岗位的工资收入，而是能够提供不同地区、行业、岗位发展的均等机会。机会均等，意味着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应通过调节倾斜性政策缩小差异，意味着不同行业内的竞争者之间能展开公平竞争，意味着不同岗位的从业者，都可以根据自身努力和贡献获得更多回报。

▶ 中国经济要在房价下跌中浴火重生

（《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05月30日）

房价上涨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一定正面意义，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获得了较快发展，为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了条件。但它的负面意义更为突出，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房价上涨使开发商和投资者获利甚丰，而工薪阶层却要为购房承担更大的成本。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增长模式。因此，这种增长模式必须被抛弃，中国经济需要再次转换增长动力。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日本就没能完成这个过程。但中国人口更多、幅员更辽阔、主权更完整，条件更为有利，完全有可能实现转型。房价下跌是一个契机，中国经济要借此机会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