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诠释学的任务就是探索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条件问题，理解的条件是以人的历史性为基础的。我们现在的视域是在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同传统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使命下掀起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他们将探索的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异质文化的视域融合为此提供了文化土壤。

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前理解

伽达默尔认为，人的认识只能从前理解开始。何谓前理解?与先见、偏见本质一致，前理解是理解者进行理解前的存在状态，它肯定了理解与认识具有时间性，是历史在未来中的展开。这种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而传统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这样，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理解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所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不可避免受到因自身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理论水平等传统文化内蕴的影响，这种前理解使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理论资源，以此使马克思主义更易为中国大众所认同和接受。

1．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贯通了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解放无产阶级的学说，生产力高度发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而中国传统文化里自古就蕴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描绘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也描绘了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世外桃源。北宋的王安石、明清的王夫之均有关于平均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论述。发展到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构思出大同社会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孙中山提倡“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可见大同理想以其“天下为公”的社会构想自古便活跃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这与马克思为人们指明的理想社会在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有趋同之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很快得到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理认同。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均以大同社会理想为依归。陈独秀在1917 年《答陶孟和》中便提出，将来世界必将趋于大同社会。李大钊在讴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也号召人们应以世界大同为目标一步步向前奋斗。毛泽东在1917 年8 月《致黎锦熙的信》中就表达了“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宏愿。1919 年底毛泽东则将新社会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1］。可见，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大同理想有了一条正确的实现路径，由此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并使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2． 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人学立场契合了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价值诉求

始终关注人类命运，重视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标志。“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足点。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思想转变。这一人学取向思想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着丰饶的土壤。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指出民为邦本。同样，道、墨、法诸家无不倡导以民为贵。如老子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韩非子认为，“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传统的重民思想作为巩固君主地位的手段，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高度，但重民、富民的思想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遗产却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传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蕴。

马克思主义呼吁无产阶级革命要达到专政，实现民主，认为实现解放就是要把人和世界的关系返还给人自己，这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里的重民精髓如出一辙。如李大钊早年便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2］。陈独秀也曾倡导“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3］。毛泽东在1919 年7 月《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平民主义就是“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4］，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入世救民的目标。另外，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也与传统文化里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式的社会结构形式，追求集体主义原则和社会价值的文化特点产生了一定的共鸣，这些共通之处直接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3． 以暴力革命求解放的斗争方式与当时社会救亡图存的主题需求一呼即应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并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这一点契合了中国崇实重实践的文化根源。孔子强调“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荀子要求人们“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东汉的班固在《汉书》里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改革家魏源也提出“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历代思想家倡经世，重教化，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经世致用思想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思想又赋予了中国人民勇于斗争、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从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五四时期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决定先进的中国人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陈独秀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精髓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及必要性。李大钊认为，阶级斗争学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犹如一条主线，历史的唯物论者“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5］。李达认为，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是改造中国社会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手段。蔡和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认识到只有通过武力斗争求得自身解放，才能保证社会全体民众的幸福，他们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引进，以及对人民力量的充分肯定，完全契合了当时四分五裂、呼唤革命的历史环境。

毛泽东早年深受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熏染，加上湖湘地域文化特有的战斗精神，使他成为阶级斗争理论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1921 年1 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6］1939 年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就是“造反有理”。

笔者撷取了社会理想、人学立场、现实主题三方面来管窥两种异质文化融贯互动中的全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时期分裂的混乱时世里看到了大同理想的曙光;人学立场的趋同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阶级斗争则提供了有效的革命手段，这三点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得到传播，并最终成为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既是时世选择的应然，更是历史选择的必然。另外，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视域融合的文化心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启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视域

在哲学解释学里伽达默尔将“前理解”存在状态的内容统称为“偏见”和“先见”，肯定了“先见”作为理解基础的合法性，并区分了合法和盲目的两种“先见”。前者来自个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是历史给予个人的一种认知可能性，后者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后天而来的见解，往往会妨碍正确理解的产生，应积极加以去除或改变。这两种先见在现实中往往融合在一起，影响着个人的认知活动。唯有在理解过程中让“先见”显露，不断修正或去除“先见”，视域融合才能更好地敞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免产生各种“先见”，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认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镜鉴，这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而在传播过程中的理论准备不足也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或者直接产生用马克思主义比附传统文化的曲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的探索中，逐步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某些落后、僵化和腐朽，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修正和去除盲目“先见”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重构的开始。

1．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初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五四时期国家面临四分五裂的危局，当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着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向西方寻求答案时，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潮先后遭遇了失败，他们发现照搬照抄西方的学说并不适用于中国，认识到无论何种学说都应力求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化”的概念也由此被提出。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视域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下了文化心理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最终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把握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这一选择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结果。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早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具体策略进行了探索，并阐发了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如李大钊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7］恽代英在1920 年底给刘仁静写信也提到“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毛泽东在1920 年就提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8］可以说，这种认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结合的新视域。因为革命形势的严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使得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思考。直到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提出批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要使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科学和我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及文化相结合。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合乎国情的理论创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思想

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东西文化、新旧思潮的论战中，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如李大钊就对传统文化的僵化提出了批评，认为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既是要“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9］，“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0］。同时他也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文化的意向，即“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11］。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通过一系列文章论证了封建礼教与道德和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主张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平等和人权。但同时他又指出反对孔教是因为它不能适合现代潮流，肯定“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12］。瞿秋白也认为，新文化的基础应当联合东方与西方异质又相辅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将打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也将得以复兴。可见他们所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中西古今文化之长的创新之路。这种文化观为近代以来日渐陷入困境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新视域，使得传统文化在新的语境中活化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优秀传统文化也在历史中得到继承和流动。

三、视域融合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实质是跨越自己个体的有限视域，力图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境界与沟通。在这个境界中，意义被拓展，理解主体的文化视域也得以提升。

他进一步提出，视域融合的逻辑是问答逻辑。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总问题”概念。他认为：“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本身是一个答复，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问题……而是时代向思想提出的客观问题。”［13］可见，“问题式”是与真实历史环境和社会境遇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也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结合统一的中介。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即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如何理解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将决定他采取相应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历史的理解和创造必然是历史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过程，历史与现实的视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两者的张力也会暂时地在理解和由理解产生的意义中消除。这种融合也同时改变着历史和现代视野的创造活动。因此，与同质文化的视域融合凭借同一文化传统的传承关系而形成的文化连续性不同的是，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除了因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带来的语言上的融合外，实践上的“效果历史”更至关重要，贯穿于其中的就是“问题式”的思维逻辑，即是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问题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就是对事物或过程的理论把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是双向互动、具有创造性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两者交融的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于把握了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问题视域”，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和寻求独立富强之路的现实让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的共性并不仅仅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更重要的是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因为只有在文化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之间才有融合并超越传统、实现文化转型和提升的可能。其理论成果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高度“视域融合”的产物。因为两者的相互融合，探索出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如今中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成果已为世人瞩目，但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交织不尽，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不仅会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可能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这种问题视域所提供的新的历史境遇，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过程中直面各种现实问题，两者的“视域融合”才能产生积极的“善果”，进入效果历史。

纵观历史，中国文化传统本是一个吸纳了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充满活力、多元化的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实体。传统及传统文化不仅是对过去的传承，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同样是与现代化视域融合的过程，传统之于现代化的意义在两者的“对话”“融合”中显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不断地相互修正与补充，互通互融，变得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同时，文化双向互动交融的过程亦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可以促进传统的自我更新与适应，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因此，运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来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视域”，以开放多元的态度，促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才能在互通共融创造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强国的效果历史。

［1］［4］［8］《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10、271、428 页。

［2］［10］《李大钊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67、429 页。

［3］［12］《陈独秀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08、182 页。

［5］［7］［9］《李大钊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51、190 页。

［6］《毛泽东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 页。

［11］《李大钊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11 -312 页。

［1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 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