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奥威尔日记》

乔治·奥威尔 著

彼得·戴维森 编

宋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6月

奥威尔曾在评论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文章中宣称：“自传只有在揭示丑陋真相时才是可信的。那些对自己评价良好的人很可能是在撒谎，因为所有生命倘若从内部洞悉，都呈现为一系列的失败。”

奥威尔如此激烈地反对自传，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除了最为知名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外，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传性。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穷困潦倒，而且他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陷入新闻报道之中。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也让我们理解为何穷困了半辈子，当《动物农庄》开始大卖之后，他偏偏选择了远离都市，隐居在一个小岛之上写作《一九八四》。

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日记是窥探一个作家私生活的最好方式。但对奥威尔而言，他的日记对私人记事寥寥无几，更多是提供写作的素材和时代的记录。所以这部由戴维森编选的《奥威尔日记》记录最多的是一个小人物的贫困与大时代的政治。

日记具有强烈的秘密性和私人性，它描述的东西大多数不适合公开，涉及到作家的私生活只是一方面，更多时候充满了个人的偏见性书写，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而且作家日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出于作家本人之手，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属性。但在奥威尔的日记中，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代写。

当他在1939年9月离开沃林顿后，他的妻子帮他代写了家庭日记；1947～1948年的冬天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妹妹代他记录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如天气以及在巴恩尔农场周围开展的农务。除了这些比较公开的时代记录，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很少在日记中提及关于自己的写作和作品的评价。对他而言，写作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奥威尔的人生经历很奇特，大多数作家一生都渴望通过写作进入上层社会，但奥威尔从开始就有意识地步入最下层的生活。他出生于印度，得了一笔奖学金之后便到伊顿公学读书，之后在缅甸警局工作了5年，接着跟随一群流浪者在巴黎和伦敦过了一段落魄的生活，他也曾和威根的矿工住在一起，感染过肺结核，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被射伤。他写过3部报告文学和4部小说，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却没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度无所适从，精神沮丧。那是他一生最为穷困潦倒的事情，由于身体欠佳，既不能参军，也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对战争尽点心力的工作。

战后他终于靠《动物农庄》的畅销过上了稍微好的生活，他偏偏又选择了远离尘嚣的都市，去一个小岛上写作《一九八四》。这些悲惨的、痛苦的、纠结的经历都体现在这些日记中。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生活，总在贫困线之下，忍耐饥饿、严寒、羞辱和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似乎乐此不疲。

美国的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分析说奥威尔一生有一种自虐的心理需求，越是远离人类痛苦的场景，自责的感受就愈加强烈，对他而言，面对社会不公或政治专制时保持沉默是可耻的行为，是与邪恶同流合污的举动。为了缓解这种社会的原罪，奥威尔在缅甸辞去职务，加入了巴黎和伦敦被压迫的穷人队伍中，他同这些人一起反抗暴君。奥威尔的一生仿佛都可以解读成“为崇高事业而产生的受虐冲动，证明他为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而产生了自我惩罚的需求”。

奥威尔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超出了任何一个作家，这种责任感与他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随时都会反省自己是否对现实关注的程度不够，总是担心个体在大时代中的绝望感可能会影响他对政治局势的清醒判断力。

当苏联与英国签订协定加入反法西斯的战争时，奥威尔敏锐地意识到了在英国突然有很多人都开始欢呼苏联这个依靠斯大林的残暴统治的极权国家。1941年7月的日记中，他写道：“现在我们所有人居然都成了亲斯大林分子—再没有能比这一事实更能揭示我们这个时代道德与情感的浅薄了。这个令人作呕的谋杀犯暂时站在了我们这边，因此大清洗等等罪行都一夜之间被人遗忘了。”

这种对政治清醒的认知也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中。比如在《一九八四》常见的评论中，我们经常听说，这是对极权主义未来的强烈批判。但是这则日记让我们明白，《一九八四》反映的不是我们未来的社会，而是对现存世界的真实而具体的刻画。奥威尔不仅仅是对自身体验的一种提炼，而且是对残酷的现实世界的清醒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