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会敏［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作 者：高会敏，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王蒙20世纪50年代小说单纯、流畅、明快的叙述风格相比，其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则呈现出驳杂繁复似洪水决堤般的叙述特点，这似乎与其积累的丰厚人生经验和长期受压制之后的创作心态有很大关系。所谓“杂色”是借王蒙一短篇小说的题目而来的，不仅指他的长篇小说在叙述人称、视点、顺序方面的多样化，而且指小说中对人物与事件的驳杂处理。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填平王蒙二十余年无法创作在心头留下的空白与遗憾。

一、“杂色”化的叙述模式

1.叙述人称、视角的“杂色”化 王蒙的长篇小说主要以第三人称为主，但作者常常有意识插入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述，不停地变换叙述视角，使多人称、多视角的“杂色”形态出现于同一文本中，形成立体复合式的叙述特点。

以《活动变人形》为例，小说开篇以“我”的所见所思开篇引出“这根弦”——尘封五十年的往事，似乎要告诉读者文本即将以倒叙开始，小说为第一人称叙述。但在第八段之后就开始以第三人称倪藻的视角叙述他于1980年出国访问时的见闻。

自第二章至第十七章，小说几乎全是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多重视角，各章以不同人物引领叙述。如第二章是以静珍为叙述主角来展开情节，并用静珍与周姜氏两个名称同指一人，显出“杂色”倾向。静珍这一名称与读者没距离感，而周姜氏则把静珍还原到民国以前对已婚女性的特有称谓上，拉开了读者与角色的距离。两个称谓的来回转换，暗示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有我与无我、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紧张与矛盾，既照应了“这根弦”所饱含的历史与沧桑，又折射出静珍身上旧时代女性的悲哀。

第三章叙述聚焦转为静宜。第四、五章主要以小说主人公倪吾诚的第三人称来回顾所经历的往事。第六章转为倪藻、第七章转到静宜，第八章围绕“热乎”，第九章在叙述倪吾诚、静宜矛盾激化，小高潮过去之后，第十章将叙述聚焦转向倪藻的同时，不但叙述人直接与读者对话，连小说“作者”也开始出现在文本中参与叙事，作为第三人称的倪藻也在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角间来回跳跃。

这种叙述上颇无章法的“杂色”形态，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在驾驭情节、话语时的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另一方面，从人称的跳跃与叙述人不可遏制地跳出来，能感受到作者在历经沧桑后充盈激荡的情感和真诚面对读者的态度。在这种“杂色”化的人称叙述中，也可以发现“变”中的“一”，其实，倪藻(第三人称) 与“我”(第一人称) 、叙述人与“作者”，又何尝不都是现实中的作者(王蒙) 本人的影子？

2.叙述顺序的“杂色”形态 《活动变人形》融顺序、倒叙、插叙、补叙于一炉，反复穿插叙事，时空交错的频率非常高，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对十七年小说叙述格局的颠覆。

小说第一章立于80年这个时间点上由倪藻开始回顾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一章——二十三章) ，并在倒叙中又进一步安插倒叙(由倪吾诚回忆起前辈家族的往事) ，把时间推到二三十年代。在整个二十三章的叙述中，时间不断跳跃由40年代跳到80年，再由80年代的人回顾五六十年代的事，插叙“右派”劳动改选的一些情节(第十章) ，然后再转入40年代的叙述。在续集中，时间由40年代又回到小说开始的80年代，交代了倪吾诚的离世(预叙) ，接着又叙述了倪吾诚五六十年代、70年代的经历。在整部小说中，时间顺序呈“现在——过去——现在”的往复运动。

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说：“故事中的安排与素材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差别我们称之为时间顺序偏离或错时……顺序安排上的偏离与某些常规相应，就不会特别醒目，然而偏离的错综复杂，就会使人们尽最大努力以追踪故事。为了不失去线索，必须关注顺序安排，这种努力也促使人们仔细考虑其他成分与方面。对付顺序安排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常规，它也是引起某些东西注意的一种方法，以便强调以及产生美学和心理学效应，展示事件的种种解释，显示预期与实现之间的微妙差别，以及其他诸多方面。”而这种打乱时空、情节连贯性的羁绊，天马行空的随意穿插叙述的叙述模式，既是对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说单一叙述模式的终结，又似乎是当下风行一时的穿越剧的滥觞。

3.叙述文体的“杂色”形态 王蒙曾说：“小说首先是小说，但它也可以吸收包含诗、戏剧、散文、杂文、相声、政论的因素。”这也深深体现在其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形成了其小说叙述的“杂色”形态，即驳杂、多变、反常规。他把诗词、日记、书信、构思小说引入到小说的叙述当中，形成叙述文体上的百花齐放。

如《踌躇的季节》第七章除开头与结尾外，其余均以日记体组织全章。把歌词引入小说叙述中是王蒙小说的一大特色。或许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王蒙的长篇小说中描写自然景物的文字比较少，而大段的政论性对白、独白却非常多。把众多的歌词引入小说中，无形中起到调节气氛、舒缓节奏的功能，给读者带来了轻松愉悦的感觉，这多体现在《季节》系列的小说中。

一般小说中都会涉及引入诗词及作诗的情节，而王蒙在《青狐》与众不同地在小说文本中引入作小说，看、听小说的情节，使小说的叙述模式有了反常规的叙述范例，似乎具有了某种元小说的性质。读者不但随青狐体会了她在听到自己小说时的奇特感受，还感受到青狐写小说时的复杂心境。青狐创作小说的过程实际上是内心情感得以宣泄的过程，不但给读者以别样的感受，也与小说的情节进展融为一体。

二、文本叙述背后的“杂色”思想

王蒙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个事件多种版本的情况，如《暗杀》第五章中的“抓奸”事件，对此事件的描述一共有四个版本，除了当事人没有改变之外，其他的改动花样百出。叙述视角的不断换位、一个事件的多个版本，形成了小说叙述的驳杂形态。《狂欢的季节》第一章，写到曲风明与章婉婉的恩怨，作者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章要嫁曲，曲突然不干了；另有一个版本是章婉婉首先撕毁了婚约。在第十章，对于犁原被判处死刑后不久就被释放一事，就原因有三种说法：一是某老领导为他说了话；二是毛不让杀；三是江青听说后指出公检法那批走资派要杀人灭口，当公检法改判犁原无期时，江又指出这是为保护文艺黑线免遭革命群众批斗，无奈只有释放。

于是，叙述人借刘小玲的多个死因总结道：“事件写在纸上，就有真真假假，有有无无，对对错错，苦苦哀哀，疯疯傻傻……记录、延伸、夸张、变异，加上匠人的技巧与神经质的白日梦，并且有时空的混乱跳跃与幻觉现实的自由流通……于是，真正的即原本的刘小玲等的遭遇反倒退到后边退到雾中去了。”一件事多个版本的描述，或许能使它更接近真相，但与作者内心深处的“杂色”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这不仅是作者对一切道听途说的深深怀疑，更是面对“假作真时真亦假”时代的荒唐与混乱的清醒。

王蒙思想体现的驳杂状态，不仅使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常陷入彷徨中，也使得叙述人常常陷入矛盾中：小到李门对戒不戒烟和的纠结心态，大到各色人等对那个年代政治斗争的惶惑与彷徨。

在《王蒙自传3·九命七羊》中，作者说到郑仿那批人“一半是变态，一半是失态，一半是坚强，一半是孱弱，一半是成熟与脚印，一半是哭哭笑笑，哭笑不得！”《季节》系列中的钱文在“文革”中既“不敢革命，也不敢不革命，不敢积极也不敢消极，不敢瞎忙活也不敢大休息”。而这何尝不是作者的切身体会，如果说经历奠定思想，那思想在其作品中的反映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矛盾与困惑中走出来后的作者，在《台湾之行2》中说道：“我很欣赏吴亮先生讲的‘从迷茫开始，到更深刻的迷茫’……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像探囊取物、顺手牵来者，概不可信。”不能不说作者钟情于复杂是有道理的，而这种“杂色”化实例在王蒙小说中俯拾皆是。所以他在《你为什么写作》中说：“我还在写，为了……也为了让那些评论者永远瞠乎其后，发出互相矛盾的断语：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50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是乡愿。是尖酸刻薄……”

唐清涛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及二者的同一性问题》一文中引用西方人的话，“不会有脱离语言的思维，思维，思想不先于它的表达，思维在没有语言的支撑下也不可能进行”；“语言是观念或思想得以显现的工具，语言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由此可见，小说作者思想上的“杂色”与其小说叙述话语上的“杂色”不但关系密切，互为里表，更互为因果，也即作者思想上的“杂色”奠定了小说文本的“杂色”思想，也造就了小说叙述上的“杂色”形态。

[1] 王蒙.活动变人形[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王蒙.《季节》系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王蒙.暗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王蒙.青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 王蒙.你为什么写作[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 [荷]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 王蒙.王蒙自传3·九命七羊[M] .电子版.

[8] 唐清涛.思维与言语的关系及二者的同一性问题[J] .厦门大学学报，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