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镇之+冯若谷

【摘 要】学界内外均对“走转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背后代表的传媒改革充满关注。当今社会政治环境和传媒生态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则提出了构建新的媒介话语体系，将国内媒介话语的“人民性”与国际媒介话语的“公共性”结合起来的目标。在这一传媒改革的过程中，媒介从业人员需与时俱进，将自己的社会角色与新闻实践、传媒变革统一起来。

【关键词】媒介话语 传媒新生态 传媒改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不到3万字的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45次，“群众”一词出现38次，成为报告突出的两个关键词。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坚持党和人民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性，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方向。

自2011年8月起，中央各大媒体开展深入基层的新闻采写活动。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标志性的“群众性”新闻传播活动，也是新闻工作者将视角定位于民众的现实生活实践的传媒改革。

当前，学界对“走转改”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理论探析，大多集中于新闻价值和媒介职能，认为它们是提升真实性、接近性等传统新闻价值观的有效举措，是传媒反映现实、服务民众等职能的生动体现。然而，“走转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的名称来自于党建话语，并非新闻传播的专业话语或者职业话语，①如何使其产生新意，而不被视为传统政治和文化实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景翻版？本文尝试对这些活动发生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传媒生态略作分析，以期为中国传媒改革的进路提供参考。

一、重构：媒介话语体系需不断更新

在新闻传播行业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媒介话语带来的深刻变化引人注目，例如：“给力”“微XX”“X奴”“晒XX”等许多群众话语和网络热门词汇不仅为主流媒体所用，而且被收录于《新华字典》。在来自基层的优秀新闻报道中，编辑和记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以生产和生活中的普通人和普通事作为采写对象，并不刻意回避敏感话题和现实困境，人文情怀明显提升，宣传口吻隐而不见，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而且，这种话语风格的转变并非只是语言上的探索和创新，也是媒介话语的重建。

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雷蒙德·威廉姆斯曾指出：“领导权……必须不断地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②以不断适应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变化。执政者可以通过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发挥功用，实现维系社会制度的目标。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承担了大部分话语建构的任务。话语本身及话语的领导权需要不断更新，那么，作为社会话语主要构成部分的媒介话语也必然需要随之变化。“走转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反映的背景，正是媒介话语的转型，乃至整个社会语境的变迁。

媒介话语本该体现海纳百川、丰富活泼的特征。在媒介传播中，对异质话语的过度敏感可能扼杀媒介话语的多样可能性。因此，保持适度敏感、确定合理底线、广泛吸纳社会话语，重构新时代的主流话语，才能保持社会意识的蓬勃活力。

如今，深入实际的新闻工作者大量取用民间话语、网络用语，恰是对于主流媒介话语的丰富。正如音乐中的“复调”模式，在各自话语复杂交往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党政话语之外，适当容纳不同视角和民间话语，有助于提升媒介话语的丰富性，有助于培养媒体处理异质性话语的能力。③这样，不仅保证了话语体系对于现实世界的鲜活反映，最终实现媒介话语乃至整个社会主导话语的更新和变革，也能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执政党的话语领导权。

媒介话语表达方式的重新设计需要修辞水平的持续提高。重构主流话语需要具有吸引力的叙事风格，“走转改”提供的往往是各种粗糙的“原材料”，其中有不少精华值得进一步发掘。例如：通过描述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朴素梦想，表达崇尚劳动光荣、奉献高尚的社会理想，摒弃利己主义和过度消费等流行病，这些活动和表现如何升华为更精彩的话语，还需要媒介更精练的修辞。因此，中国的媒介话语的建构实践有相当开阔的空间。

二、驱动：媒介工作者的社会角色需与时俱进

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简化思维的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并不直接对权力结构产生唯一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在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之间，信息文化传播领域内复杂的话语斗争和动态平衡构成了权力运作不断更新的背景。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以数字化和电子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介改变了当代中国的传播生态。因此，对信息社会和传媒新生态复杂性的准确判定，也是主流媒体必须面对的课题。

传媒新生态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主流媒体的文化实践。有研究者曾乐观地认为，一些新兴的新闻生产活动将新闻报道的目标和对象回归于普通的劳动者，可以纠正新闻行业商业化、娱乐化、消费化的偏向；同时，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到平等协商的新型舆论方式，转变了原有的舆论引导模式。④然而，网络信息和舆论的芜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努力。

研究者发现，中国新闻改革的主要线索，始终是“在宣传新闻主义核心观指导下，专业新闻主义和商业新闻主义的观念和做法被不断批判性地接收和吸纳”⑤的过程，三者在复杂多变的中国改革背景中彼此借鉴、互相影响，在具体实践中互为参照。其中，网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网络媒介巨量化、扁平化的技术优势及其迅速传播的舆论声场，使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中的著名研究者莫斯可曾将传媒人与产业工人相提并论，发现其在工业化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巨大压力⑥。在空前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新闻改革中，传媒人需要真正有效的动力。

在背景开阔、元素混杂的新闻环境中，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间的拼接组合，便是新闻工作者实践的内容。网络信息庞杂丰富，网络言论良莠不齐，中国的传媒人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传媒人享有更多面对改革的矛盾、变化和动力本源的机会；也有更大的使命与责任，在复杂的社会人文生态中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者，通过话语的营造建构，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突围：传媒话语模式需与国际“接轨”

将“人民”“群众”“民众”“老百姓”“劳动者”“生活”“基层”“一线”等作为关键词，将普通人和普通事件置于新闻报道的核心位置，俯下身姿，以亲身参与、体验、思考的方式来实现行为、作风和文风的转变，这种贴近社会实践、变革新闻生产的方式并非全新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传媒行业的指导思想一直将“人民群众”的信念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核心价值。从1948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到新中国成立时期重新命名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流媒体始终将“人民”话语放在突出位置。“人民的支持”是执政党获得信赖的意识形态表达，维系着执政党在社会话语特别是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地位；执政党和主流媒体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信息文化传播活动的主要价值追求一以贯之。

“人民性”是执政党在革命时期动员、宣传、鼓舞群众，取得一次次胜利的成功法宝，已经积淀、提炼成较为成熟的话语模式。社会舆论对于“人民性”话语的确认程度，即是对执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合法地位的确认程度。因此，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中，对“人民性”及相关话语的调用，必然会加强媒介话语对主导性权力运作结构的支撑作用。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特有的话语模式需要与国际接轨，方能获得普遍的认可，成为确立中国国际地位、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公共性”就是这样的国际话语方式。⑦“公共性”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对传媒功能根本性的话语表达，指的是实现信息民主、消除商业主义的国家制度设计。“人民性”和“公共性”有很多共同的指向：关怀“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反映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致力于社会共识的建构，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文化的复兴，从事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处理文化提高与知识普及之间的矛盾关系，侧重公众表达权利和公共利益取向，提升公共文化的水准，等等。如果将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成功经验的“公共性”价值系统同我国媒介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性”价值系统进行脉络贯通，将有利于中国与世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互动。藉此，中国传媒及其“人民性”思想资源将突破重围，走向世界，获得广泛的认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均有公共性的意涵。这一观点充分证明“人民性”与“公共性”相通，也为当下的传媒改革提供了最新的理论支撑。

在“走转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媒介多层次、多维度改革的综合需求。这些文化实践包含着各种可能。媒介话语不断更新和修正的需要是时代的驱动；日趋复杂的传媒环境要求主流媒体在喧嚣的传播生态中做出富有智慧的取舍选择；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理论系统需要从已经被革命和建设实践验证的“人民性”价值系统和世界范围内具有共识的“公共性”理论资源实现脉络贯通，以完成媒介话语、新闻生产方式乃至整个文化实践方式的变革。在新一轮的传媒变革中，传媒人应承担起更多创造者与突破者的角色。

（作者郭镇之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冯若谷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本文编辑：刘逸帆）

注 释

①陈力丹 《继承传统 创新走转改》，载《中国广播》2012年第9期，第17页。

②转引自Terry Eagleton：Ideology，London：Verso 1999，p.115.

③戈士国 《合理性与合法性：意识形态的现代走向——兼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当代重建》，载《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3期，第36页。

④朱剑虹 《新闻传播学背景的“走转改”活动及其长效机制》，载《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54页。

⑤陈力丹 孙江波 《201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第6页。

⑥【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 《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36页。

⑦郭镇之 《中国的人民广播和世界的公共广播——数字时代中国公共频道的展望》，载《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6期，第6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