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 平 图／全景视拓

出走的农民和归来的新农人

文／安 平 图／全景视拓

37岁的李云天已不记得自己家里的那几亩地了。“好像加起来也就四五亩吧，租出去，一亩一年也就300多块钱。”他有些含糊。

他离家已10余年，两年前带着全家在南方安顿了下来。农村老家的房子早已卖掉。自家的地租给谁、租金多少，全交由老家一位年长的亲戚代为处理。

李云天的老家在辽北农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子里年轻一些的农民开始外出，大多去韩国打工，并形成潮流。李云天也跟了去，在韩国待了七八年，积攒了一笔钱后回国。

因为喜欢南方的好空气、好环境，他举家南下，和朋友在一个沿海三线城市办了一所培训学校，他负责后勤。学校做得不错，他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满意。

对他来说，农民的身份、3000多公里外的那几亩地和每年那1000多块钱的土地租金，已变得模糊不清。

从李云天的家乡往南125公里处，是辽宁省清原县。三年前，来自北京的媒体人刘达北上，在这里找到了让他的人生走向变得清晰的所在。他种出了上好的粮食，从此乐此不疲。他的理想是“做中国的现代农民”。

和刘达有着相同理想的人很多，在辽宁、四川、湖南、山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新农人。

当两亿农民离开农村，与土地变得遥远和生疏时，新农人们则开始尝试以不同的形式与土地建立关系，建构新的充满生机的农业生态。在研究新农人多年的华慧芳看来，新农人介入农业，有几种方式：一是有知识、有理念的“农二代”返乡；二是大学生村官，他们是新农村中的新元素；三是跨界做农业，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各种内涵的价值）；四是农业企业；五是退休后寻找新的养老方式；还有一种，是投资农业的。

“新农人的出现，既是对谁来种地的回答，也是对怎样种地的探索。”毕慧芳对新农人的前景充满信心。

做农业真做不出个啥

“我自己经常被称为新农人。”农二代唐亮好像对自己头上的这个标签还不太习惯。

2011年，从西南大学毕业的唐亮，辞去了在重庆的工作，到北京跟着“小毛驴”的创始人石嫣学习社区支持农业。一年后，他回到家乡—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牛角村，准备践行可持续农耕和可持续生活。

“从事可持续生态农耕，既有益于环境、保育一方水土，又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食材。再有，还能让生产者自身拥有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何乐而不为？”

但他的返乡，对于父母和村里人来说，完全匪夷所思。“除了我，村子里基本没有年轻人种地的。农业收入太低，年轻人务农会被认为脑袋有问题。”

对于他所倡导的可持续生态农耕，村民们也不理解：“我们也知道这些农药、除草剂对身体不好，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不用这些，庄稼就保不住，没有产量，还得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本来种地就没得啥子收入，这么一折腾，更是要命。”

还有村民担忧：“按照你这种方式种出来了，也没有市场渠道卖出去。人家（菜贩子/农村经纪人）会说你这庄稼品相不好。”

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沉默的。唐亮感到压力很大。所幸的是，最终他获得了支持，办起了“爱佳源”农场。他种上了生姜、辣椒、花生、红薯、玉米、黄豆，也养鸡、养猪。他给自己的农场定位为“小而美”。

去年秋天，这些农作物陆续开始产出。红辣椒做成了辣椒酱，小猪、鸡娃子都“快乐地成长着”，这样的景象，打破了大家“不用农药化肥种不出东西来的”惯性思维，但压力依然存在。“要种地就得有规模，几百上千亩，全机械化操作，才能有收入。你这一点地，能干啥呢？”村民们还是不看好。

他们不厌其烦地举着实例：“好多包地（租地）的人都弄得倾家荡产的。你看这旁边的鱼塘，换了多少个老板了？租金太贵，又卖不出好价钱。那山上还有个谁谁谁，承包了多少地？政府还帮着宣传，现在怎么样了？光地租就承受不起了。”

唐亮心里明白，笑笑，接着干。

与唐亮相比，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太后庙村村长助理王宁的新农人之路，是另一种形式的曲折。他称之为“因缘”。

王宁是新疆农业大学的研究生。2007年3月，他被查出患了轻微脂肪肝，3个月后，病情发展成重度脂肪肝。细查原因，竟然是中毒。

王宁学的专业是草业科学，要经常做各种有毒的化学试剂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的实验。这些化学试剂都有一定的毒性，而实验室的通风条件并不好。

之前，和王宁同届的食品工程学院的一个同学，“可能是接触到食品化工方面的添加剂或者化学药品，6个月后就因原发性肝癌和肾衰竭去世了”。

王宁开始对所谓的科学研究感到厌恶：“我们竟然用有毒、有害的物质来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王宁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好友黄志友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场工作，他对王宁说：“你赶快来我的农场吃好东西。”王宁和妻子于是到了北京，在农场待了10个月。

在北京期间，王宁到同仁堂找一位80多岁的老中医看病。老中医告诉他：“你这身体最好食疗。”自此，王宁在“小毛驴”边吃好东西，边实践探索如何以健康的生态农业方式生产食物。没多久，他的病不知不觉地好了。

其间，王宁参加了一些与可持续农业相关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同仁，又去香港参观了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大埔运头塘共同购买市场、自在生活公司等。他被深深地鼓舞了：“我找到我今生的道路了。”

2009年4月，王宁和妻子回到了家乡—嵩山脚下。他租了约5亩地，用自然农业的方式，种下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根达菜等各种蔬菜。他给自己的农场取名为“归朴农园”。

这个名字来自老子的《道德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生态种植+CSA模式也有失败的

唐亮和王宁选择的都是CSA模式。所谓CSA，即搭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直接联系的纽带，把城市社区居民和农场里的农民直接对接起来。

对于自己的耕作过程，唐亮一般会通过微博、微信、博客等实时展现出来。“农场的宝贝们不是冰冷的产品，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与自然合作生产出来的食材，知道这些食材来自哪里，谁在种植，它们是如何生长的。”

这些网络工具加上淘宝，成为唐亮最主要的营销手段。另外，他也会通过农夫市集现场销售自己的产品。还有的朋友会直接到农场来购买。

王宁的产品一直向广东、郑州地区的客户配送。今年他改种了花生、玉米、芝麻，共有30亩地。“种蔬菜太辛苦，损耗大，投诉多，效益不好，非常难操作。”他说。

有机认证是很多新农人面临的一个困惑。对唐亮和王宁来说，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现在是不会考虑认证的。一方面认证的费用高，况且我这种多品种种植，总面积又不大，认证费用就更高了。再者，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即使认证了，也不能解决目前的信任问题。”唐亮称。

在他看来，CSA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认证机制。“目前消费者可能更多信任的是我这个人。我的农场是随时对外开放的，不论是不是行家，大家都能看到或者直接参与到农场的生产过程中来；还有，是不是好食材，消费者也会吃得出来。”

“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给你送了一份菜，他们说是自己种的，没有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你还会要求他们去进行什么有机认证吗？”唐亮说，“只有信任了，才会共同承担风险。”

王宁的情况大致相同。他说：“我们的产品走的是参与式认证。我们不进入常规市场，也不会去进行有机认证。消费者、大学生经常来参与劳动，他们的经常到来形成了参与式认证。”

新农人还在摸爬滚打

如今，唐亮的实践已进行了一年多时间。“谈不上收益，还是投入阶段。”王宁今年刚刚开始做新产品，“前几年能保本就算成功了。”

“大多数新农人的发展状况并不好，很多都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唐亮说，“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压力。”

“整体上，新农人还在摸爬滚打。”王宁称，他转而又说，“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包括食物应该是很不错的。比如我现在是所有同学朋友中吃得最安全的，粮食、油都可以自给。”

人才和资金对唐亮和王宁来说，是当下农场面临的最大困难。“最棘手的是，如何让参与农场的其他人更好地理解生态农业和CSA。而最吃力的是，面积扩大后市场应该如何拓展？”唐亮说。

对王宁而言，他最缺的人才，是“厚道、老实、认真的人”。“我们身边有太多精明的人，而农业和生态农业需要的是认真、厚道、朴实的人。”

曾有投资人找过王宁和唐亮，他们都拒绝了。“家人都在老家，希望通过努力让他们都吃到安全的食品。”王宁说，“在大城市未必能成功，在小城市未必会失败。”

而唐亮的理由则是：不想让人家吃亏，因为农业的回报周期很漫长。

“新农人能否坚持下去，需要有国家政策的配套支持，否则只能成为个案。”唐亮称，“目前中国的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10%，而农业从业人口却是50%。换句话说，10%的国民收入要养活50%的农业从业者，这就从宏观上注定了农村的衰败、农民的贫穷。这个比例的平衡需要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来调控。再有，在技术、资金、市场的开放方面，别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

现实让人无奈。“你做得越大，政府越是有兴趣，越是扶持，而中小农场则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唐亮说，“土地经营权的不稳定，对新农人来说也是大问题。”

毕慧芳认为，新农人真正的发展之路，应该是在小而美、专而精的基础上发展。“新农人必须自己成熟起来。”她说，“当然，政府方面应给予新农人更多培训，给予创业资金扶持也很必要。新农人联合会将帮助新农人整合资源，共同发展。”

“农业、乡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业生力军的出现。”唐亮看好新农人的发展。而王宁则有些悲观：“新农人在局部或者小范围内会成为一种趋势，再大的范围内不会。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随波逐流。”

在王宁看来，目前谈论农业、想做新农人的人不少，“真正能做的不多，做了之后能坚持下来的更少”。

毕慧芳则持肯定态度：“新农人肯定会成为一种趋势。新农人自己的成熟和发展、社会发展对生态安全食品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新三农’的发展，都给新农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6月下旬赴美的经历支撑了毕慧芳的这一信心：“在美国，看到有机超市Whole Foods（全食超市）的良性发展，也给了我很多信心。生态农业的发展一定是趋势，因此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人也会成为一种趋势。为了适应这种趋势，新农人必须努力学习实践，尽快成熟起来。”

“这个事情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社会企业，不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才对。它最后不是农业，而是社会服务业。”王宁表示。

事实上，在开办“归朴农园”的同时，王宁已开始探索这条社会服务之路。

2010年9月，王宁和妻子冯润霞创办了登封市首家民间公益图书馆—沃土归朴耕读图书室。

“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从今天开始，关心食物与健康，关心农民与土地吧！”王宁在《绿色嵩颍青年耕读合作社倡议书》中如是写道。

“做农业需要稳、慢。安土敦仁，修身毓慧，经世济民，耕读传家。这是一种非常慢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修行。任何追求快速赚钱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尤其是从农业里。”

在一次返乡青年工作坊的讨论中，有人问过王宁，为什么要返乡，要在家乡做CSA？他给出了三个理由：“一是生活在这个地球家园上，我们是有责任的；二是好玩，有意思；三是不返乡很容易，返乡很难，这么有挑战的事情，大家可以多尝试。”

（元 知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