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成

（西安航空学院思政部，陕西西安710077）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解读

王国成

（西安航空学院思政部，陕西西安710077）

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很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反思，根本的一点就是如何重新审视和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对反思当代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人与自然

随着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以及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受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尽管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能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本质的内容作为研究重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由于原著资料较为丰富，目前这一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进而学者们又开始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探讨如何构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问题，即如何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以揭示其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远影响，这一研究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2008年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学者编写出版《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引发了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热潮，一系列研究成果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全球的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工业文明一方面给整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一个残破不堪的地球。当这些问题集中出现时，人们又自然地去叩问马克思，以期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启示，反映了人们已逐渐趋于理性，更愿意从文化角度来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生态学思想，特别是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蕴含了丰富的自然生态观。恩格斯通过《自然辩证法》一书，集中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思想，它们成为当代新生态观的直接理论渊源。当我们今天重温和研究这些原著时，会得到很多有益启示。但在目前的研究中，有些学者直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举措联系在一起，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给人以可以直接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来解决具体生态环境问题的感觉，偏离原著的初衷。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意义，首先应该从社会历史观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找寻，进而再落实到具体举措，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合乎社会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辩证哲学的角度作了科学回答。

（一）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

从自然界的整个发展历程看，大致经历了从无生物到生物，再到植物和动物，最后出现了人类这几个阶段，人类是300万年前才出现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而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1］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之间从开始就结成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二）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是“生活在自然界中”［4］的。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血、肉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5］这些思想，对于人类重新审视和定位自己，承担起对自然界的责任和义务，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三）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成长发展的基础

“人首先依赖于自然界。”［6］劳动者进行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劳动资料与生活资料都是由自然界提供的，可以说，没有自然界，劳动者就无法生存、无法创造。应该看到，自然界对人类的作用或者说价值是多方面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罗尔斯顿1992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作学术演讲时，将其归结为支持生命的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娱乐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自然史和文化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性格培养价值、治疗价值、辩证价值、自然界稳定和开放的价值、尊重生命的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等13种作用或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是对于人类的价值，而且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自然万物的价值。这些思想理应成为人类对自身进行反思的一面镜子，引导我们逐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

二、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们明确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对于这一点，应该着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人类所处的环境，并非完全是自然界进化发展的结果，人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各项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改变了动植物的位置，甚至改变了它们本身，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栖息地的面貌、气候，从而“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8］这个改变过程也是辩证的，如果人类正确地认识并有效地运用自然规律，就能够美化自然以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只顾索取，只顾及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子孙后代，势必造成环境破坏。

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具有自然属性，但本质属性应该是社会属性，正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劳动中实现的，这显然要在相应的自然环境中才能进行，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从生物进化角度看，人也是随着地球大环境的变迁而逐步发展到今天的，只要宇宙中还有人类的环境空间，那人类的进化也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简言之，人是由环境创造的，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着创造与被创造对立统一关系，并且有着不可互换的先后顺序，环境创造人在先，人创造环境在后，这也和之前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观点相符合。

三、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应树立全球整体意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同时，全球也已进入“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的时代［9］。全球的生态危机问题已经是目前全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它高度概括了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同一性，已经远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同学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虽然各有千秋，但毫无例外的都在强调同一个思路，即人类可以征服、支配自然，各种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率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破坏自然，而自然界也早已开始疯狂地报复人类，但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因此警醒，他们一方面开始掠夺他国资源，另一方面则把其对环境的破坏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到别国，最终造成了目前的全球生态危机。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他们便从全球、全人类的高度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条件，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精髓所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地去面对它，这不但要从全面的、整体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人类一切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应该抛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差异，开展合作对话交流，在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上逐步形成统一的价值理念，遵循共同的“环境价值准则”，才能拯救人类自身，保持全球的发展。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两者相统一的实现形式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前瞻性的眼光指出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思想。“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畜牧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10］当人类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遭到了自然频繁的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极端对立的情形。“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1］马克思通过资本家毁林的例子，指出由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而破坏了二者间的和谐。由此可见，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实现和谐相处，保持一致性，才能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二）从实践和社会历史角度考察人与自然关系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一个理论根基，只有在实践中，人类才能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把人的需要和自然规律相结合，从而取得预期效果［12］。基于此，我们应把实践的观点作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出发点，自觉做到主客体的统一。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以自然界为劳动对象的，在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结成了主客体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实质上就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通过劳动（即实践活动），人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使自然的面貌发生变化，以符合人类的需要。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时，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方式制约及影响。人类只有在对自然界和自然规律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上文提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才是人与自然发展的正常模式。“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同时，由于十分注重历史分析法，马克思从历史的现实基础角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这样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出出去了，因而造成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4］在此基础上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起来，并进而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把自然界看做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认为生态环境的变化，根本上看应该是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结果。“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以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5］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资本主义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调和，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另一方面却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并且越来越不可调和。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都以赚钱为目的，资本家们追求的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譬如在分析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进程的时候，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进程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7］这里指的就是环境的破坏，如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草地退化、森林破坏等。

（三）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实现形式

如前所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密不可分，探究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的根源，应该从社会角度，即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当前，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带来生态环境的好转，相反在一定时期内还呈现出“二律背反”的怪圈。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的高度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途径，即应首先对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进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只有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其初级阶段）替代资本主义后，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社会主义以“和谐”作为其本质属性，只有在社会主义里，“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18］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是根治生态失衡的灵丹妙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自然、社会之间就必然和谐，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可以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进而扭转环境恶化问题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保证。就目前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甚至在一定时期这些问题还会尖锐激化，但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随着认识的深化，观念的转变，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体现了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表明了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自身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以及自身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进而从制度方面指明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即实现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统一，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之前，首先就应该深入学习和了解其理论渊源，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应该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有必要指出的是，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时代特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的科学论断。这一科学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着重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本质的首要范畴，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和战略任务。我们应该深刻学习领会，增强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范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认识，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统一起来，努力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更加自觉和主动地投身于党带领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19］。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22.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

［9］李卫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及其对全球化的启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3）：8—10.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5.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12］唐叶萍，傅如良.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J］.求索，2009（3）：100—102.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8—929.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553.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634.

［19］黄承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任务［N］.人民日报，2012—8—20（19）.

［责任编辑、校对：梁春燕］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Marx and Engles

WANG Guo—cheng
（Ideological ＆Political Department，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7，China）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is reflected upon by many scholars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e，and one fundamental point is how to review and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Marx and Engles scientifically reveal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and forme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 of Marxism，which wa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

Marx；Engles；ecological idea；human and nature

A81

A

1008—9233（2014）02—00012—04

2013—12—31

西安航空学院校级研究课题（13XP21）

王国成（1984—），男，山东蒙阴人，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