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果

历史虽然逝去，但并不独立于现在。它就像是一个开放的容器，其容量的大小，取决于我们能放入多少内容。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将丰富斑斓的过去放在这个容器之中，极力延展过去的边界。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家识量的大小，决定了历史器量的多少。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就是一部大大拓展历史器量的著作。通过重建过去的日常生活、心态情感，将被压抑、被遮蔽、被隐藏的经验重新带回历史的版图。以前简单化的理解，被复杂的经验所代替；此前带有目的性的描述，不断受到充满偶然性的挑战。所有这些此前视而不见的经验世界，如今都成为我们认识过去的要素。清代的思想世界因个体经验的丰富而鲜活多姿，因此展现出一大片崭新的领域。

这是一种史观的转向。从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建构一种科学的、简化的、客观实在的过去。这样的追求总是从已知出发认识未知，势必将过去中原本奇特、隔膜的事物，化约成熟悉、已知的事物，以既有的解释原则来组织叙事。以往的清代思想史大体就是这样，在学案式地梳理大儒思想渊源和学术体系时，丢失了经验世界。如何开启这些边缘化的历史经验，用什么材料，如何解读，不但是清史的新挑战，即使在整个历史理论的层面上，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本书开篇的六篇论文，重新勾画了明清思想转型的图景。以往的研究特别突出明清学术嬗替中从心学到实学再到考证这条主线。王书在兼顾主线演变的同时，关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地方社会、政治、宗教、士人生活等复杂面相之间的生机连接，探求思想怎样与社会、生活多层次、多节点的动态结合。明清思想转型，包括了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经典考证及回向古代之势、道德意识之转化、政治思想的转换以及“礼制社会”思想的兴起等五个方面。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清初思想家看社会与自然的眼光变化，它们就是清初思想转变的本身。

宋明理学的一大特色是向形上之学的内转，但王书观察到清初一反数百年的思想定向，出现一种外转倾向。它的最初表现是先天预成式人性论的衰竭，之后蔓延到文本世界，颠覆了以“四书”来决定“五经”的诠释传统。这体现了士人内在的性命修为与外在的经世之学之间的紧张。治学领域和人生态度的转变促成了清初实学，经刘氏弟子和再传弟子发扬光大。士人从关注超验的理世界，转向肯定经验世界。

人生实践上的明清转型则落实在同样带有外转色彩的“礼治社会”。相对于内在的理，礼治社会的实践标准外化到具体的行为举止、日常仪礼等方面。以行为主义的方式，以礼抗俗，用儒家的礼重新规范日常生活。建设礼治社会的具体努力是分散、多层次和多方向的，它的作用并不在于彻底消灭了俗，那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从未发生；相反，它的价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区隔出一个高尚的应然世界，给人以心向往之的力量。

一般认为理学与朴学如双峰对峙，互不相容。本书将这一整体性判断搁在一边，径入这一典范转换中的次级学术群体，即浙东地区的刘宗周、黄宗羲一系。在这些人的学问人生中，整体上势若冰炭的两种学术典范，在次级层次上产生出了千丝万缕的逻辑关联。这些细小、无形的联系汇聚在一起的力量，却是无可逆转的，从中可以看出“考证学的‘先行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微小脉动如何改写了整个清代学术思想的地图。

在士人的伦理世界中，道德实践往往需要一个外在的支点，作为第三方监督自我的完善。在明末，这一角色由心或人格神来承担。但对于根器较差的人而言，虚悬的心和神不能同时扮演原告、被告和法官。清初一部分士人逐渐放弃内在于心的修身过程，将之外化为日常行为，记录在人谱或修身日记之中，置于改过会群体或共修同仁的集体监督之下。道德的法官（监督群体） 、主体（进德者）与客体（道德原则）在日常经验中区分开来。不过，这种外转的道德主义本意是把自己锻炼成“‘道德化政治’的先锋队”，甚至是曾国藩式的扭转乾坤的人物，但实际上却导致了社会影响力的内卷，不仅士人道德团体的平民化程度降低，而且社会功能也更加封闭，“儒者的学问事业与庶民百姓便形成两条不大可能交汇的直线了”。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体现了政治思想的转型。在晚清的鼓吹下，此书影响剧增，但也误读颇深。王著点破此书整个体系的基础是新公私观之上的公天下思想。晚明以来，士人将“私”区分为为公之私和为私之私，解除了公私之对立，开启了“遂私以成公”的可能。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观，“即政府是‘公’，但此‘公’是由能满足天下个个百姓的‘私’所形成的”，故“保护天下百姓每个人那一份应得的‘私’是政府最高责任”。

这几条明清思想转型的主轴，把单线的心学到朴学的转型，嵌入到政治文化、地方社会、士人生活的广阔领域之中。这些线索是把握这一转型的不同面相，彼此辉映，互相竞争，合而观之，可见时代思想多元并进的聚象。借书中妙喻，如果将明清思想转型看作一个身体，思想之于社会，就像血液通过毛细血管周行全身，只有看到了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和日常生活细节之中的思想，才算感觉到脉搏和心跳，否则不过是一具没有生气的躯体。

进入十八世纪，士风为之一变，逐渐收束在紧张氛围之中。文字狱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是一个陌生的题目，过去的看法高度简单而统一：它作为钳制汉人思想的文化政策，主要由国家机构公开禁止，是国家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但本书展现了一个过去视而不见的新层次：在国家机器特别是人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文字狱的展开主要靠的是政治压力下的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借不知名的广大群众之手，官方的禁抑政策到达了单凭官府力量达不到的地方。

这里有个方法论难题：“自我禁抑的活动，有时候无涯无边，有时候却完全出人意表，而这些都是在各种文字狱案或禁毁目录中所未被提到的，是一种无法捕捉到的、属于‘万状而无形’的世界。”这个隐匿世界如何呈现？王先生用“风”作比，“思想的主旋律一旦形成，就会像‘万状而无形’的风吹向各地”。风的作用虽玄妙，却可以从与之感应、随之飘舞、为其裹挟的事物的姿态中，反观风的姿态。风之姿与风动之姿有相似性，不可见的风姿可以通过可见的风动之姿得到再现。风与风动之物在本质上又不同，故需要从多种风动之物的不同姿态中，通过比较、呼应、融合，得出一个浑然一体的风姿。所以风与风动之物的不同，不是了解风姿的障碍，反之要为不确定的、偶然而多元的风动之姿喝彩；正是这种不同，而且越是不同越能再现婀娜多姿的风姿。

曾静案历来被作为文字狱转盛的开端。雍正和乾隆的态度迥然有别：雍正释放曾静宣讲《大义觉迷录》，而乾隆则严惩曾氏，查禁该书。两朝的文字狱虽然都是迫使士人忘记的创伤性经验，但二者又有微妙的不同。

易代的那一代人在明清两种身份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将创伤性过去推入无意识。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创伤经验并没有真正失去，而是被储藏到无意识记忆之中，可以通过叙事来化解。就像对创伤做精神分析治疗一样，一旦说出来，建构一个合理的叙事，合理化到日常生活逻辑之中，创伤的威胁就会消失。这便是雍正的心思，在公开辩论中，他强词夺理，希望使矛盾的因素“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机的统合体”。他开释曾静的“奇料理”就是要灌输达成妥协的叙事，化解创伤，塑造新的身份。

乾隆那一代人不同。承平百年，新朝中成长起来的人没有鼎革的亲身经验；国势日盛，皇帝可以腾出手来，压抑充满矛盾的记忆。忘记是获得新身份的条件，他主张“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让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彻底消失。不管有意识与无意识，创伤性经验在此无所遁形。上一种创伤还可能闭合，这后一种创伤将会造成连续持久的伤害。乾隆感到是时候强化对当朝的忠诚和认同，为此对不同臣民采取了不同政策：突出满人的种族思想；同时“在汉人的器皿中培养满族政权的正当性”，用天命和纲常两件武器，借着“当朝化”划出“真理之域”，压制汉人认同，强化新的身份。

无数小人物的经验使以往平顺的历史认知布满微小裂痕，文字狱连贯的图像内部开始分化碎裂，各种微观故事中出人意表的主体考量代之而起，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姿的景象。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敏感雷区；督抚一面猜测、趋迎善变的上意，一面创造出千万种实施手段，形塑着文字狱开展的方向和深度。地方士人凭着想象，自行检点、自行删削，决定着文字狱的实际发生范围。不同群体揣度文字狱的方式是看待文字狱的方式，也是文字狱本身存在的方式。

自我压抑现象往往暗中进行，时间不定，主体不明；这些零碎的经验没有完整的故事，不易整合进叙事框架，极难研究。大量日常经验，如作者、读者、书商、刻书者、藏书家在排版房、藏书楼、书房等私密空间中的揣度、想象、删涂、烧毁活动，都蕴藏在文本的历史性中。幸运的时候也许有迹可循，留下涂改的痕迹、篡改的名讳；但更多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空白，剩下打上天窗的书卷、空心的目录、撕掉的残叶、化为灰烬的文献；有时全无文字，只有不露痕迹的种种压抑、闪避。士人想象中的分类体系是一个“指标系统”，它既是文字狱双方的“共同认知基础”，也是“风”交感的符码，“体现了特定价值与方向”，是对主流价值取向的模仿、依归。

实际的发生效果则充满着吊诡。一方面，文字狱确实造成了传统的断档。另一方面，文献流传及印刷方式直接影响着禁抑的程度，地方社会网络，血缘、地缘、宗教组织中的“公共意见”，非汉族的族群文化，都对政治权力的触角形成一定的屏蔽。国家权力内部也可能因为皇帝想要遮掩种种错失，各级官员为了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和谐，形成一种粉饰太平的局面，导致本欲钳制思想的政策，走向反面，“形成一个互相欺瞒的体系”。

对文字狱的认知虽碎成布满裂痕的图画，却没有迷失在碎片化的陷阱之中。王书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条贯不同局部的图像，指出“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这种无所不在的大风一旦形成，就会以风行草偃之势席卷全社会。不同主体的认识变成整体中的局部，就像添画出辅助线的几何图形，并没有因辅助线的分割而凌乱，整体意象反而更加一目了然。这里析出的整体意象不是先验的认知，而是将复杂多面的历史整合进强有力的隐喻后，重新赋予的整体性。它不是对各部分观点的不断收敛，而是各种可能性的延展与扩张，是在众多不确定性中得出的确定性。

盛清的学术世界是考证学一统天下吗？本书揭示了两个不为人注意的面相：宋学如何定位，学术的社会功能如何实现。过去的研究过于简单地把清初以来的学术二分为宋学与反宋学，据此建立清晰明了的系谱。这种看法为了将本不相干的思想纳入预设的体系，再附缀于既有的意义链条之上，把本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简单化，忽视了原本的复杂性。

本书通过重建程云庄与程廷祚的关系来澄清这一简单化的迷思。清初学者程云庄的思想有个大格局，即当佛道二氏弥漫天下，儒门收拾不住的局面下，如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实”的根基？他将宇宙安顿于实在的“天”和“易”之上，对抗二氏“虚”的天地，重新肯定日常世界。不过他的思想太精微，去世后，学问传不下去，直到百余年后的程廷祚才有共鸣。但程廷祚只认同他铲除《易》的图书象数，不接受用一套整齐的系统（“极数”）来解释复杂的世界。从二程对宋易的拒迎可知，宋学在再制造中得到了延续：它内部发生了裂变，人们自可择便而从，服务于新的目的。

《文史通义·言公》也体现了对考证的反思。它的基础是一种以道为核心的“公”的原则。文本世界和现实政治作为道的载体都应体现这一原则。在文本中，只要得道，就不必局限于一己之私，自缚在作者、书名、时代的边界里。经典完成从口述到文献的转变后，一旦落到文字层面，就落到器的层次，便不能涵括后世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独立地面对道，经典也应该根据每一代的需要做不同的诠释。章学诚希望通过复兴战国以前的文化，重新回到战国以前的“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的政教关系。在“公”原则中，今与昔、人与我、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这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对文本，章氏与将过去历史化的考证学不能同调；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政治理想也与后来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背道而驰，为新派所排拒，为保守派所同情。

本书最后一部分讨论被压抑历史记忆在嘉、道、咸以后的再度浮现。过去清代思想史大多是写完考证学之后便紧接着写洋务运动及西学东渐，但是对夹在中间的半个世纪却很少着墨。借助历史记忆的讨论，王书进入这一断档，触及历史超越语言的经验维度。

文字狱的创伤虽将大量记忆打入历史黑幕之中，但每一道伤痕都预设了反对者的存在，每一道伤口都提示着刀锋的所向。众多伤疤汇总起来或可得到一个指向性的方向。本书主要考察道光年间顾炎武的形象以及禁书复出。顾氏是一个很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人物。鸦片战争以后，北京一群对时局敏感的士人，根据一个传言，数起顾祠，定期会祭，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一部部禁书的复出，同样是一个个的温度计，折射出士人关注问题的变化。这些被冻结记忆的复苏是禁纲松弛的表现，提示出清廷“维持世教秩序的考虑已经压过对思想忌讳的注意”。

本书的封面是十八世纪画家罗聘的《斗笠先生图》。画中没有背景，只有一位行脚天涯的斗笠先生。他仅有一个背影，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他脚下没有路，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处去。画端记录了他的一段声音：“我不化你书经造像，我不化你利物斋僧，也不化你心疼的银钱地土，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一念中有些差池，五更头还该醒醒。休认做零碎机关，归帐时终须结总。”画上没有路，因为他不需要路。他是谁、长什么模样、往哪里去，也不重要。无论贫富、贤与不肖，他总能通过日常生活的“零碎机关”，进入你的“一念”之间，触及你的“良知良能”。

历史有时候就像这位斗笠先生，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知他究竟长什么样子，但是一瞬间，他就真实地矗立在你面前，行走在你心间。我们或许需要从语言的牢笼、认识论的纠结、意义链条的缠绕中释放心灵，从他闪现的轮廓、只言片语的符码中，在日常生活“零碎机关”的经验中，随着一念之间的感觉、焦虑、期待和情绪，体会那隐匿的世界。王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不仅是书中大量被忽视的史实和主体考量，而是在二者的基础上，从多元的微观叙事、主观意向、生活经验中改写了既有的清代思想图景；让我们从大量发散的、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中，看到涓滴细流如何汇聚成扭乾转坤的力量，就像基因组合中某些节点出现的突变，将导致生命形态的巨大变迁。这既是斗笠先生行走的空间，也是通往清代思想、学术与心态的一条新路。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王汎森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