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常春，王玉娟，徐国麒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

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研究
——以可邑村为例

周常春，王玉娟，徐国麒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

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可邑村作为案例地，对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运用居民感知评价指标假设，并分析利益分配机制对当地居民的感知影响，得出了居民对社会文化、社区公共环境建设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感知最强烈。此外，社区居民对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感知基本上也具有一致性。

社区参与；民族村寨；利益分配机制；

民族村寨旅游热潮的兴起满足了现代人反璞归真，回归自然，追求淳朴的旅游动机。民族村寨旅游是在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种乡村旅游，兼有乡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其重要的旅游资源是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随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其旅游开发带来的问题也随之涌现，比如社区参与、利益分配、相关关系、资源利用与保护、景观及环境保护、污染问题等等。同时，由于存在着“旅游飞地”现象，造成了在旅游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区和当地居民常被视作客体，大量应得利益流失，当地社区居民不仅不能从中获益，还成为旅游负面影响的最终受害者，因而旅游利益分配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解决不好不但会影响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

要形成合理的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就有必要针对其利益分配机制的运行情况、其对社区居民经济利益、社会文化、社区参与、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因此，在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大背景下，对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研究其对当地社区带来什么影响，同时，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本文针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机制对社区经济利益、社会文化、主客关系、社区公共环境建设、社区参与等方面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此外，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的当地社区居民是其影响的直接感受者，其对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感知具有合理性与真实性（宣东红，2010[1]），鉴于此，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三镇可邑村为例，运用感知理论对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进行研究。

一、文献探讨

（一）利益分配机制与旅游影响的关系

肖佑兴（2006A）在研究旅游影响生成机制中，提出在目的地政府、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本地居民等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供给与行为空间，参与到旅游供给的每个环节当中来改变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态等环境因子的结构。[2]杨凯凯（2008）研究得出村民个人旅游收益对旅游正面经济、正面社会文化和正面自然环境影响的感知显著正相关；个人旅游收益对旅游负面经济和负面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

此外,易果平（2010）在居民社会文化感知研究中认为居民作为旅游影响的切身感受者，其感知与态度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当地利益分配机制及旅游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由于湖南醴陵市的管庄景区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当地居民都能从中获得收益，因此居民的正向感知明显强于负面感知,而与旅游不相关的居民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和旅游相关的居民，正面影响弱于旅游相关的居民。[4]

综上所述，旅游业主要是通过利益分配机制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同时也表明了，利益分配机制也是旅游影响规范因子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调适旅游影响的重要手段。另外，社区居民在利益分配机制下，所获得的旅游收益与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影响的感知存在相关关系。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

吴忠军和叶晖（2005）通过分析龙胜龙脊梯田景区龙脊平安寨旅游利益分配与社区居民参与的现状，得出了其在旅游利益分配中未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资产评估、当地居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存在旅游分配不公、对梯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责权利分工不明确并与旅游利益分配存在矛盾等问题影响了其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并且探讨了实现旅游利益分配公平性的分配模式，提出实行股份合作式的景区开发经营模式。[5]

孙璐（2006）研究了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指出利益是参与的重要驱动力，社区利益和社区认同是社区参与的根本动力和影响因素。[6]刘雪丽（2009）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受益状况，分析了其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受益状况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得出受益状况与居民的参与热情成正比、受益状况也影响到参与方式的选择，并探讨了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7]

尹华光（2012）认为旅游业发展虽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对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从景区居民的角度出发研究利益诉求，从社会利益诉求、文化利益诉求和环境利益诉求三个方面重点展开分析得出文化利益诉求最为强烈，其次为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诉求，进而总结出当地居民关注经济利益，环境意识保护比较单薄。[8]

综上所述，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畅通等是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居民的参与也对当地社区的利益有一定影响。

二、可邑村社区概况及其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概述

（一）社区概况

可邑村位于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弥勒县城之北，是昆河公路旅游带上的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可邑村社区是彝族支系阿细人的聚居地，拥有独特的、积淀深厚的民俗民间文化，是一枝绽放在滇南大地上的秀美奇葩。

可邑村青山环抱、万木葱茏、天造景观奇特，生态环境优美，似有世外桃源之妙，美不胜收；村中的年平均气温为20度，最高气温不超过25度，气候凉爽宜人，是一个避暑消夏之胜地。2009年7月，可邑村定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学术考察点；同年10月，可邑村荣膺第一批“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

从2000年起，可邑村依靠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与深厚的民族文化，通过成立村集体自治组织——可邑旅游管委会，正式开发了民族村寨旅游。

（二）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概述

程华宁指出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是从目标到实际操作的一套完善体系，该体系包括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根本目标、分配主体、分配内容、协调程序、协调手段等内容。[9]李慧新将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界定为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的形式，包括利益分配的主体系统、分配方式、分配的保障措施等内容。[10]本文讲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界定为给社区带来的经济利益、社会文化利益、公共环境建设利益的分配形式，包括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及其各主体系统的相互作用及保障措施。

可邑村的旅游利益分配模式是属于“政府+村集体+社区居民”模式，政府担当着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引导、规划和管理的角色，其通过收取税金从旅游开发中得到经济上利益；可邑村村集体充当着旅游企业的角色，其成立的可邑旅游管理委员会就是旅游企业的形式，可邑旅游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居民成立，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意愿，并且其受社区居民的监督与约束；社区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旅游开发当中，以获得旅游收入，并且年底能够得到分红或其他形式的福利。

2010年，可邑村集体接待的旅游收入为46万元，在第一分配当用于分配给村集体接待队的居民的工资（误工补贴）为13.2万元，所占比例为28.70%，交给政府的税金为8400元，占1.83%；在第二次分配中，主要用于民族传统节事节庆活动、民间文艺展演、社区居民的集体活动、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公共福利、旅游培训等方面，近三年来所占村集体旅游收入的比重为8%左右。这种形式类似于给全村寨社区居民分红，以2009年为例，用于第二次分配的资金数额为39444元，若折合成现金的话，每户为208元。（资料来源：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可邑村收集整理）

可邑村从2001年成立旅游管委会时就制定了章程，章程针对旅游利益分配制定了相关制度与保障措施，主要包括经费来源、经费用途、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资产管理、专职人员的报酬规定等等。可邑村从2005年旅游步入正轨起，比较全面地实施了旅游利益分配制度，并且制定了财务公开制度，这些制度与保障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三、研究设计

（一）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居民感知评价指标假设模型

本文结合国内外利益分配居民感知量表及衡量维度，再根据前期实地调研的访谈情况来确定测量指标项目。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与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到案例地可邑村进行实地调研，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计分的方式，赋值{l，2，3，4，5}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的{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一共发放了186份调查问卷，回收184份，有效问卷183份，有效调查问卷的回收率为99.46%。然后对所收集的数据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表1 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居民感知评价指标量表

四、研究结果

（一）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项的因子分析

1.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Alpha分析模型中的Cronbach一致性系数来评价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感知量表的信度。可得，该量表的基于标准化项的Alpha值为0.864，可见本文所设计的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居民感知量表的信度非常高。通过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巴特尔利特球度检验，KMO的值为0.844，适合做因子分析。另外，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

2.因子分析

本文对调查问卷中的21个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提出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作为公因子。经过6次旋转之后，得到了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因子变量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7.333%，即解释了总变异的57.333%（表2），可见，这五大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变量。

表2 因子分析结果表

因子分析结果得出了一个包含五大公因子、21项指标项目的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社区居民感知评价指标模型。通过对各个因子的内容分析，并结合关于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社区居民感知评价指标模型的假设，该五大因子分别为：经济利益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主客关系影响；社区公共环境影响；社区参与影响。

（二）居民感知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表现

1.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了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促进了居民的个人旅游收入的提高（表3）。可以看出，可邑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了社区居民个人旅游收入的提高”、“能够公平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工作机会”、“保证了每个社区居民能够从本村寨旅游开发中获得利益”、 “保障了经济利益分配额度的提高” 、“促进了利益分配方式的完善”的影响感知方面都具有超过一半的赞成率，均值趋向于同意值4。

表3 社区居民对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各方面的感知

根据对参与旅游接待的成员访谈可知，居民李凤书从2006年开始参与旅游接待，主要负责旅游管委会值班与日常接待工作，“从2006年到2010年的旅游年收入大概为5000元，估计2011年的年旅游收入能达到7000元”，其比重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62.5-87.5%，从中看出其能够从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中获得较大利益。

但是居民对“利益分配机制照顾到了社区的弱小群体利益、缩小了社区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感知的赞成率偏低，仅为42.6%，说明了其旅游业所带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太多地照顾到弱小群体，未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分配。

2.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

可邑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提高了社区居民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性”的赞成率为83.1%，反对率只有4.9%，均值超过了4，说明了现有利益分配机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居民能够通过从旅游业当中获利，然后能更积极主动地去保护民族文化，正如被访谈的一些居民所说：“现在就有目的保护民族文化，用来产生经济效益，以前是自娱自乐，现在得到经济利益，保护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就提高了”。

居民对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了修复和保护村寨历史古迹遗产”的赞成率为78.1%。可邑村主要的历史古迹遗产有：建于1896年的省立西山第一小学遗址、民族文化陈列室、寨门、烽火台、传统民居等。当地政府和居民对村中的历史古迹遗产进行了修复，投入的资金有30余万元，促进了村寨历史古迹遗产的修复和保护。对“利益分配机制促使了社区居民支持本村寨发展旅游”的感知的赞成率为78.1%，反对率只有4.4%，表明社区居民都比较支持发展旅游。

3.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社区主客关系的影响

可邑村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有利于缓解了各利益相关主体的矛盾，形成了良好的社区主客关系。利用所获得数据得知60.7%的被调查者赞成“利益分配机制减少了社区居民与专家团队之间的矛盾”，其反对率不到10%，这说明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提高了社区居民和学者及专家团队之间关系的融洽度；关于其对居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54.6%的居民持赞成态度。可见，在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下，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关于其对居民与旅行社之间关系的影响，居民的感知的赞成率为49.7%，占近一半的比重，赞成率不高主要是居民与旅行社之间的矛盾主要源于旅游社要求返利等问题。

此外，有48.6%的居民赞成“利益分配机制减少了社区居民与村寨旅游经营能人之间的矛盾”，旅游经营能人主要是指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商业部门、从中获得可观收入的社区居民，比如：经营商店、农家乐、民族手工艺品店的业主，他们主要是通过个人能力获得旅游收入，在现在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下，他们的经营是自负盈亏，不会对其它居民的利益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其降低了居民与旅游经营能力之间的矛盾。关于利益分配对居民与“管委会”之间的影响，有48.1%的居民持赞成态度，反对率仅为15.8%，均值为3.4，表明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减少了居民与“管委会”之间的矛盾，但是减少的程度不是很大，处于中立状况，也表明了由于居民与“管委会”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相关性，难免存在利益冲突，但这种机制分配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表明这种机制是行之有效的。

关于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居民之间关系的影响情况，41%的居民赞成，反对率为19.7%，均值为3.31，表明了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减少了居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居民对其总体感知程度不是很高，说明了利益分配机制对居民之间形成融洽关系的作用一般，居民之间难免因为利益问题发生矛盾纠纷。

4.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社区公共环境建设的影响

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了社区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福利水平、完善了养老机制。居民对“利益分配机制加强了社区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感知的赞成率为82.5%，反对率为6.6%，居民对该项的感知水平是最高的，均值为4.13，说明了该机制对社区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具有积极的作用。为了促进旅游发展，各级政府对可邑村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各方面进行了投资，改善了公共环境基础设施的利益。同时，旅游管委会将旅游收入用于村中的农业生产建设和社区环境卫生建设。2009年支付给全体社区居民19700元卫生费，占了旅游收入的4.43%，2010年为5500元。

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也提高了社区公共福利水平，78.7%的居民对此很赞成，其感知的均值为4.02，水平较高；可邑村的社区公共福利主要是医疗保险，根据可邑村管委会提供的财务公开表，从2008年起，每年从旅游收入中给全体社区居民支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2008年替每人交10元，共计7130元，2009年为20元，共计12670，2010年为30元，共计21000元，2010年是2008年的3倍；另外，每年从旅游收入中支付给村集体的节庆活动、村民集体活动的经费，其实等同公共福利。可见，利益分配机制提高了社区公共福利水平。

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促使形成与完善社区养老机制，66.1%的居民对此赞成，可邑村的社区养老主要是旅游管委会从2009年开始给村中的老人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每户给交100元；另外，也给可邑老年协会活动经费，一年大概4000元，从而让老年人从旅游开发当中受益，促使社区养老机制形成与完善。

5.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

结果表明：有67.2%的居民民赞成“利益分配机制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69.9 %的居民赞成“利益分配机制促进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方式的多样化”。这是因为可邑村的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比较多，主要是参与旅游管委会的管理，村集体旅游接待工作，开办了农家乐、家庭旅馆、民族刺绣店、民族工艺品店等。

关于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旅游培训的影响，居民的感知的赞成率为57.9%，旅游培训主要由政府支持，可邑旅游管委会支持相关的经费，根据对当地的居民访谈得知红河州旅游局给该村每年4个名额参加培训，主要培训接待服务与导游，培训回来后的成员给其他接待队成员培训。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了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影响的社区居民感知评价指标模型，该评价指标模型包括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主客关系影响、社区公共环境影响与社区参与影响等5个维度、共计21个指标项目；并得出了居民对社会文化、社区公共环境建设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感知最强烈，说明了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对这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对经济利益产生了较强积极影响，但是对主客关系的积极影响一般，这些都能为村寨旅游开发提供宝贵的建议，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减少村寨开发过程的障碍。同时也得出社区居民对民族村寨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感知基本上具有一致性。

在研究领域方面，直接影响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比较少，大多数是研究旅游影响，更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别性研究，即哪些方面是由旅游直接引起的，哪些是由利益分配机制产生的，因此，可以对此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理论方面，利益分配是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体行为等社会学、行为学方面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时，不仅要应用旅游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知识，还可以将社会学、行为学理论知识应用其中以对利益分配机制设计更为合理完善的居民感知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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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into the Inf l uence of Tourism Interes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n Ethnic Villages——A case study of Keyi Village

ZHOU Chang-chun, WANG Yu-juan, XU Guo-q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Keyi Village of the Honghe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to study effects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minority villages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t verifies the effect evaluation index hypothesis model of resident perception; and th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 l uencing perceived performance, it concludes that the residents of social culture, and the community public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ve the most strong perception. In addition,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has consistent basically inf l uence to minority village tourism interes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percep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thnic village; interes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592

A

1673-9272(2013)01-0001-06

2012-10-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民族乡村地区旅游小城镇形态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编号：51168019）；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旅游发展与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镇的互动性研究——以民族村寨旅游社区为例”（编号：YB2009013）。

周常春(1970-)，女，湖南祁东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管理。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