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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县“一窝蜂”行贿县委书记

2013-12-19本刊编辑部

西部大开发 2013年12期
关键词:华亭平凉市工业园区

华亭县“一窝蜂”行贿县委书记

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前县委书记任增禄的贪污腐败引发一场政界地震,同案牵涉129名同僚和下属,几乎完整覆盖了该县县委、县政府各部门以及各乡镇政府机关,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交织出一张触目惊心的腐败网络。

华亭县,位于甘肃省东部、陕甘宁交界处,是平凉市经济最发达的县城。倚赖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华亭的煤炭存储量居于全省之冠,素有“煤都瓷镇”之称,是甘肃省内唯一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的县份。

2009年7月,任增禄担任华亭县委书记。

任增禄升迁之路

1982年7月,任增禄作为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大学生,自甘肃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庄浪县农技中心。这一专业对口的大学生身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小县城非常惹眼,这使得任增禄在八年时间内成为庄浪县农牧局副局长。之后他又用三年时间,当上了庄浪县的农委主任。

1995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为了充实领导干部梯队的战略部署,这次通知不仅强调了年轻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还要求“是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也明确要求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35岁左右的干部应有一定数量。乘着这一提干“东风”,任增禄在1997年升任庄浪县副县长。

在任增禄的履历表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意味着他已经不再只是一名农口上的普通官员,而是在37岁进入了一个综合性的领导岗位。这样的直接晋升在基层并不多见,按照县级官场升迁的一般路径,从副局长到副县长,中间往往要经过一次乡镇一把手的锻炼。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任增禄的仕途一片舒坦:2003年,他调任平凉市农牧局副局长、市农科所党委书记、所长。2005年,中央开始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当年12月,任增禄来到华亭,出任中共华亭县委副书记、代县长。2009年7月,任增禄升为华亭县委书记,39岁的任增禄成为中国1600余位县委书记之一。2011年11月19日选举任增禄为平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共罪结构集体腐败

一个小小县域,共有129名官员向县委书记行贿,为什么涉及那么多官员?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行贿之后他们又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根据任增禄案司法材料,129名涉事官员的行贿目的主要分为:为其工作提供便利、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为其职务升迁提供帮助、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将其亲戚安排到华亭县城工作、提供招商引资关照这六大类。

在上述六大类中,最多系当事人希望任增禄能为其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共有60人次,占总体近三分之一;其次系当事人希望任增禄能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共有44人次,占到总体近五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其工作提供便利、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以及将其亲戚安排到华亭县城工作。

根据司法材料和公开资料,这些通过行贿诉求职位变动调整的干部,最后都实现了个人目的,在行贿时间段里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调职与提拔。

以华亭县砚峡乡原党委书记朱维忠为例,2006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其向任增禄前后行贿11万元——与此相对应,在此期间,他的职务也经历了自华亭县交通局局长(2008年)至砚峡乡党委委员、书记(2009年8月)至县编委办主任(2010年12月)再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多次转变。

又如华亭县规划局局长马骥,在2006年春节前至2011年9月期间,曾先后向任增禄行贿7.8万元。与此相对应,2007年7月起,其职务从乡调任农牧局党委书记、局长,随后历任县粮食局党委书记(2009年11月)、县粮食局党总支书记(2010年8月)、县规划局局长(2011年4月)。

在这个贿赂样本中,部分干部的行贿目的存在多样性,比如他们的贿赂诉求同时包含希望能获得工作便利,以及获得职务升迁。这种情况,在总体中占到21起。

首先,明确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明确县委书记和县委、县政府的关系,各负其责、互相制约。其次,出台具体措施限制县委书记的权力。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人事安排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第三,加强对县委书记的同级监督、上级监督、包括老百姓在内的社会监督等。

如何解决县委书记不再成为腐败、高危岗位,李永忠认为需要改革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目前比较好的方法是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党代会常任制的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提出后因种种原因中断,目前一些地方在先后开展试点。李永忠建议,进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党代表中领导干部的比例应不高于60%。在现有的党内权力架构内,让党代会常任制直接与党的全委会对接,成为党的权力机关;党的常委会成为党的执行机关并更名为执委会或书记处;党的纪委会成为党的监督机关。执委会与纪委会共同向党的全委会负责,党的三个委员会共同向党代会报告工作。选择有条件且将要换届的市、县进行党代表直选。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和促进民主的发展,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个权力相互制衡,减少因决策失误或权力失衡造成的损失。

(本刊编辑刘建据中国财经网、《财经》整理)

在行贿的129名官员中,行贿额最高的为48.2万元,最低为2800元。其中前者来自华亭工业园区前党委书记王恺昀。在华亭,由于该工业园区直属省级,工业园区的一把手便属于副县级干部。调职到工业园区前,王恺昀已经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个科级位子上服务了三任领导,是任增禄突破了他的升迁瓶颈:2009年7月王恺昀被提拔至华亭工业园区主任、2010年12月其继续得到提拔,担任工业园区党委书记一职。为了感谢任增禄在提拔升迁上的照顾,王恺昀在2008年至2012年春节前,先后向任增禄行贿48.2万元。

最低的一笔行贿额则来自华亭县档案局局长甘毓芳,2008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任增禄收受其贿赂2800元,为其提供工作便利。

虽然每名干部的行贿数额不同,但结合行贿目的分析可知,行贿事由与行贿数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县级的政治贿赂呈现出“市场化”局面。

其中,以希望任增禄提供工作便利、帮助亲戚安排工作的行贿额最低,平均数额为1.8425万元与2.25万元;以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为最高,平均数额为9.7263万元与8.2万元。同类行贿的数额差距十分接近,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市场价格”。

当行贿人一次行贿存在多个目的时,其对应的行贿数额也会水涨船高,吻合了“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潜规则。

如果对华亭的行政结构进行纵向解剖,第一分支可以分出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人大、人民团体、乡镇、人武部门以及检法两院。将此案中的行贿名单对照该行政结构观察,结果令人咋舌——在所有的第一分支中,仅人武部门和检法两院没有工作人员在行贿名单上,而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是发生贿赂的重点受灾区。

这些行贿人员主要以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局长或主任等科级、副科级干部岗位为主。还有五位副县级干部也在此列,其中有三位是政协常委委员,两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

大部分行贿人无恙

2013年6月18日,此案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审宣判。兰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增禄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991万余元,另有4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中,129名华亭官员的名字被列入任增禄案判决书中,129笔贿赂主要涉及干部任命、人事调整、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等,为广义的“买官卖官”行为。任增禄因两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行贿与贿赂呈现几乎令华亭党政机构全军覆没时,这129名涉事干部,只有极少数进入司法程序,其中4名最终受到审判。

这四人分别是王恺昀、王华、陶玉宏和赵岗。被查处之前,他们分别担任华亭工业园区委员会主任、华亭县东华镇镇长、华亭县教育局局长以及平凉市城建局副局长。

据法院认定,陶玉宏同时触犯受贿罪与行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2年;王恺昀同时触犯贪污罪、受贿罪与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6个月;王华与王恺昀罪名相同,最终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10年;赵岗的判决,目前法院未能公开,据记者了解,其亦同时触犯受贿罪与行贿罪,最终获刑8年。这四名随着任增禄一同落马的官员,一审判决后都未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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