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

8月21日，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海口召开约谈会，儋州、东方、澄迈、昌江、陵水和乐东6个未完成2012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的市县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县）长及国土环资局负责人等被集体约谈。

据在场记者描述，与会人员表情严肃，会议室内气氛凝重。约谈是问责，气氛凝重说明被约谈人有压力。约谈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省委、省政府对环保工作极为重视，环保问责机制正式启动；二是我省减排形势依然严峻，必须警钟长鸣。

集体约谈在我省是首次，因而引起社会关注。笔者对此有三点解读：

首先，要肯定这次约谈。海南由于先天条件好，生态环境质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得天独厚的优势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即海南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强，减排压力不大。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近些年海南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部分地区房地产过度开发，外来人口猛增，减排及生态环境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严峻问题。如6市县减排工作未达标的主要问题是：一些企业未按环保“三同时”要求建设脱硝设施，城市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滞后，农业源减排基础十分薄弱，机动车激增尾气排放不达标等等，都是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海南没有优势可言，有些地区已经积重难返。海南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必须举全省之力，打一场污染减排攻坚战。

约谈说明省委、省政府及职能部门对全省环保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了然于心，并下决心解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约谈，就要形成制度，不断完善，持之以恒。约谈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谈比不谈好，监督比放任好，问责比不问好。谈一次总能解决一些问题，总会对减排有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约谈对海南绿色崛起将会起到一定作用。

其次，要承认这次约谈力度仍显不足。这次被集体约谈的是6个市县分管副市（县）长，国土环境资源局局长、分管副局长，还包括主管减排工作人员和执法监察机构负责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约谈主要领导？

一个地方的减排目标，都是在当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人大会议上通过的，具有法定效力。地方政府“一把手”是环保第一责任人，每年的环保责任保证书都是由政府“一把手”签署，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保、减排近些年放到了“一票否决”的重要位置。出了问题约谈主要领导，顺理成章。从法律层面讲，减排出了问题，约谈主要领导，是权责一致。从实际效果看，减排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约谈“一把手”才能解决实质问题。“屁股”打不准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不痛不痒，达不到惩戒和整改目的。二是约谈本身流于形式，起不了太大作用。

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环保问责体制机制的窘境。环保部门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在环境执法中往往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很难真正“硬”起来。一些地方政府在畸形政绩观的引导下，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导致环保部门无法正常履行监管职能，该管的不能管，该罚的不能罚。一旦出现环境污染事件，首先被问责的往往是“平时流汗、出事流泪”的环保局长，而党政主要领导则超然于事故之外，权力与责任脱节。

仔细观察，这种情况从中央层面正在发生改变。8月29日国家环保部提出，今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将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持续3天重污染天气的，将对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依法实施问责。由此可见，权力与责任脱节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存在下去。海南今后约谈应加大力度，动点真格，尽量释放约谈制度威慑力。

再次是重在整改。污染物总量减排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海南是全国第一个生态省，减排应当走在全国前面。约谈是问责的一种形式，是警告，不是目的。无论约谈谁，最终都要落实到整改，取得实效。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无论约谈谁都不能成花架子，不能走过场。我们注意到媒体报道被约谈6市县已经采取措施积极整改，补强污染减排“短板”。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约谈不达标6市县并不等于其他已达标市县不存在问题，某些市县局部问题更严重都有可能。减排指标是动态的，谁都别想一劳永逸。全省各市县都要增加紧迫感危机感，举一反三，严防今年约谈的6市县达标之后，又冒出一批新的减排不达标市县，按下葫芦浮起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