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倩

现代话语与性别话语的含混关系

李玉倩

现代话语与性别话语的含混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呈现形式，现代话语自身在不同的时代的追求有所改变，这样就导致它与性别话语的关系会发生转变；换言之，不同时代性别话语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因此本文将通过不同的时代结合主要作家的作品简要概括他们之间的几种含混关系。

现代话语 性别话语 时代 关系

性别话语由刚开始的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空间，对现代化语概括地说是一种依附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的反思潮流中，性别话语试图摆脱对现代话语的依附，跟随着文学向内转的脚步寻求自身的独立空间，这时的关系则是对抗。当然这种含混不仅表现在这样简单的概括，要远比这复杂得多，缠绕得多，由于能力有限就不进行一一解读。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填（帕森斯）。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的建立，正如杨义先生所说的，现代性不是一种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心理欲求。中国的民族现代性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性：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但其启蒙的特性不可抹杀，例如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尽管我们已经把一只脚跨进了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民族的现代性的大致时间框架就是这样了。

性别话语是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性别顾名思义有男女之分，只有当把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时候性别话语才会存在，如果仅仅只有男权话语，那性别话语的存在不具意义。女性开始摆脱男权（父权），争取权利，再到对抗，并在对抗中不断发展。这样才使性别话语的存在成为可能，所以我把性别话语理解为女性话语来解读它与民族现代性的关系。其伴随不同的现实状况表现了不同的心理欲求，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中国的民族现代性开始于五四时期，主要的欲求是“人”的重新被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等等，都表现出了文学上的现代性。20世纪30到50年代，现代性的欲求则是现实层面上的立国，即由五四时期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文化运动转向了民族问题，20世纪80年代重回启蒙，重回现代性，有其独特的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五四时期的自我暴露到四五十年代的自我隐匿，新时期，女性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束缚，到80年代写出了自己的东西：独立主体世界的展示。

搞清楚了概念和脉络之后我发现在时间上民族的现代化与性别话语是同时期出现的，并且性别话语应是民族现代性的一个依托，或者是民族现代性的一种工具，被包含在民族现代性之中，是实现民族现代性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启蒙是对人的重新关注，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被重新认识，女性的意识 “开始觉醒”。题材上，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都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作为主题。鲁迅的《祥林嫂》关注了女性的悲惨境遇，接着《伤逝》走出了女性觉醒的第一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卢隐的《海滨故人》等作品都展示了女性的心灵世界。另外不得不提的还有矛盾作品中刻画的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对现代文学题材上的一个贡献。接着是作家群体上发生的一种变化，大量女性作家出现，五四时期有冰心、卢隐、丁玲等等，三四十年代有凌淑华、林徽因、张爱玲等等，新时期更是不胜列举，这些女作家的出现都是伴随着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的，这不能简单地归为巧合。她们的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对传统编码的一种解构，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一种颠覆（女子无才便是德）。

接着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话语将重点转向民族问题，现代性要求女性独立的同时，又要求女性为政治、民族服务。在这样的纠葛中丁玲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她的作品随着政治的际会屡起屡仆，她用女性身体、社会地位及意识展现了性与政治的绝佳题材。《我在霞村的时光》贞贞的形象暗示了人的高贵精神，共产主义的护身符法力无边，但就其女性主义的立场而言，也投入了她的自矜与同情，因此结尾处丁玲的迷茫反而更加凸现出来。《我在霞村的时光》虽政治意图直截了当，但意外透露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切体验，丁玲揭发了革命的阶级斗争或前进意识依然男女有别，女性的遭际无法化约为人民或国家的境况。本文的作者在性别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偷换中，凸显女性在道德、政治、国家、民族中的艰难处境，不得不说这样的偷换的40年代的背景下，是作品取得合法性的前提。因此这种依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她不甘愿同化它的女性话语时就会受到不欢迎的遏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一样。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新政权的赞颂与巩固，“性|政治”主题的彼此置换成为文本叙事和意识形态运作所必需的策略。时代给予个人和社会接轨的方式是既定的，本来想借集体来寻找自我的初衷，已然不见，自我却被消融在集体之中。性别话语不得不与革命、政治“合谋”。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是最好的例证 ：将女性的出路与革命，与政权（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伴随刚刚走出“文革”的心理创伤，有着社会改革的重大背景，现代化的诉求便是革新，重新启蒙，发现社会问题。因此女性文本中的改革印记也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伴随着人的解放出现的女性文学，表达社会理想、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渴望，和男性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发出了女性写作的自觉信号。残雪的小说一反男性写作的线性历史时间，深入梦境潜意识空间展开叙述，个体生存和集体生存的合理性被质疑，男性中心话语被彻底解构。

20世纪90年代，现代话语遭到质疑，研究者进行反思。女性话语则在这一时期真正独立于现代性的话语之外，摆脱其依附关系。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通向它的高潮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我们看到他和男性相似的面孔，最后我们面对的是有自己的声音和风格的独立主体世界，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多没有社会理想的附和，从男女两性关系中去浮现女性经验、放大女性感受，把文学引向微观世界，而对男性来说则是一个盲区。为了反抗“性政治”中女性被压抑和被书写的历史和现实境遇，90年代的女性书写强调“书写自身”，有时就是“女性之躯”。她们通过想象意象营造空间和时间，填补女性历史的边缘存在。她们的这种超道德写作，使自身的经验可以充分发挥，是对自身的一种解放和开发。主要作家的作品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室内的镜子》，陈染的《在禁中守望》。 当然这种独立还在于她们还找出了自身发展的弱点，反复书写，题材重复程式化、单一化等等。她们在冷静的沉潜之后，企图回到更宽阔的现实面前，丰富自己的写作。

然而民族现代性与性别话语又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包含与被包含，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现代化的传播，使更多的女性被解放出来（从家庭，从思想），女性也成为民族现代化大军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因此现代话语与性别话语的关系这一命题本身就是含混的，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存在的，我们能做的是：在历史的境遇中试图把握潮流，而不是全部。

[1]张光芒.浑浊的现代性[J].当代作家评论,2004(5).

[2]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J].文论百家,2005(8).

[3]谢有顺.女性写作的新难度——呈现“女性写作书系”序[J].小说评论,2003.

[4]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A]//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J].上海:三联书店,1998.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