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琳

试析冯塔纳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人公艾菲性格的双重性

武琳

本文试对德国现实主义大师台奥多·冯塔纳的作品《艾菲·布里斯特》中的女主人公艾菲进行解读，试说明艾菲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人性自然的少女，她同时也深深根植于普鲁士社会的道德规范中，无论是在她的婚姻选择、与克拉姆巴斯的情事抑或是离婚后的悲惨境遇中，艾菲都并不曾表现出主动反抗或者是追求个体解放的意识，而她性格中这不可调和的两方面之间的相互斗争就注定了她悲剧的命运结局。

冯塔纳 《艾菲·布里斯特》 自然性 社会规范

德国现实主义大师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从发表于1878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前》（Vor dem Sturm）到1897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施台希林》（Der Stechlin），冯塔纳在短短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多部誉满文坛的作品。而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更是被托马斯·曼（Thomas Mann）称为是“可以跻身于欧洲文坛的大师级作品”（Mann,1977:353）：小说发生于19世纪末的普鲁士上层社会，贵族少女艾菲·布里斯特在父母做主下，嫁给了年长她二十一岁的殷士台顿男爵。婚后艾菲随丈夫迁往凯辛县并在此与克拉姆巴斯少校发生私情。六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殷士台顿发现了艾菲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私情，他向克拉姆巴斯提出决斗并在决斗中杀死了对手。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殷士台顿提出离婚并剥夺了艾菲对女儿安妮的抚养权。离婚后，艾菲受到包括双亲在内的整个上流社会的排斥。内心的折磨和社会的遗弃侵蚀着艾菲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九岁便离开了人世。

1895年，冯塔纳在一封写给科尔马尔·格林哈根（Colmar Grünhagen）的信中写道：“长久以来，这种自然性都深深吸引着我。我重视它，且为之倾倒。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笔下所有的女性形象都会遭逢心灵创伤的原因。也正是因着这些创伤她们才令我着迷；我喜爱她们，不是因为她们的美德，而是因为她们的人性，因为她们身上的弱点和罪过。”（Fontane,1980: 373）艾菲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自然性”、“人性”、“弱点和罪过”的少女。出于这个原因，自小说《艾菲·布里斯特》问世以来，就不乏研究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女主人公艾菲解读为一个罔顾社会道德规范、打破陈规桎梏的女性，将艾菲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私情解读为艾菲试图追求个体解放的举动。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艾菲自始至终都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人性自然的少女，而是牢牢绑定于当时普鲁士社会的道德规范之上。无论是在她的婚姻选择、与克拉姆巴斯的情事抑或是离婚后的悲惨境遇中，艾菲都并不曾表现出主动反抗或者是追求个体解放的意识，就像小说中艾菲的妈妈说的那样：“她一贯随波逐流，如果风平浪静，那么自然一切都好。想让她斗争或者反抗那是不可能的”。（EB,219）而艾菲悲剧的命运则恰恰就源于她性格中这不可调和的两方面之间的相互斗争：一方面充满“自然性”和“人性”，而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构成了她性格中不可磨灭的另一面。

一、艾菲的婚姻选择

小说开篇，艾菲出现在读者的视野时就被描绘为一个无拘无束、活泼张扬的少女，喜欢爬上秋千，在高空中荡来荡去，享受自由的感觉。但是即便是此时的艾菲，也早已展露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当艾菲的两个小伙伴赫尔塔和荷尔答表示 “格尔特·冯·殷士台顿”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有些可笑的时候，艾菲很不高兴地反击道：“贵族的名字就是这样。正因为是贵族，才取这样的名字。他们有权取这样的名字……但是，这一点你们不懂。”（EB，8）包括她在婚后与吉斯希布勒的一次谈话中也流露出对自己 “布里斯特”这一贵族姓氏的骄傲，自豪地宣称自己出身于古老的名门望族，是布里斯特的后代。显然，贵族身份、门第观念都深深地烙印在艾菲的心中。即便是在择偶时，艾菲所考虑的也无非是门当户对：当赫尔塔质疑殷士台顿对艾菲来说是否是合适的爱人时，艾菲断然回答殷士台顿当然是最合适的丈夫人选，因为他出身贵族、有名望、有地位；而在后来与殷士台顿的聊天中，艾菲甚至坦率承认，自己之所以嫁给他无外乎是出于对名誉和地位的热爱，显然，社会规范在她身上早已内化。

二、艾菲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私情

与殷士台顿的婚姻虽然满足了艾菲对于名誉和地位的渴求，却并不能满足艾菲追求刺激和喜好玩乐的欲望。婚后枯燥乏味的生活让艾菲越来越空虚、寂寞，她渐渐意识到殷士台顿也许是一个好的丈夫，却并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他无法满足艾菲对于温情、浪漫和偶尔的激情的需求。克拉姆巴斯恰逢其时的出现无疑为艾菲乏味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波澜。艾菲在克拉姆巴斯的诱惑中左右摇摆，内心犹疑不定：一方面，克拉姆巴斯个性放任散漫、浪荡轻浮，与艾菲一样热衷激情和刺激，这对艾菲无疑是一种致命的诱惑，此外，艾菲也希求着能从克拉姆巴斯身上获得她在婚姻中无法获得的东西，诸如温情、关怀等等；另一方面，艾菲深知出轨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19世纪末，女性的名誉首先源自贞操，源自身体的完整性（Frevert, 1991:224），通奸违背市民社会道德准则，被视为严重的道德犯罪，艾菲对此心知肚明。正因此，她并不是毫无内心纠葛地投向克拉姆斯的怀抱，而是步步犹疑、步步挣扎，她甚至祈求上帝能在她的周身竖起四面围墙，让她免受克拉姆巴斯的诱惑和骚扰；然而她最终却也没能战胜这种致命的诱惑，陷入了克拉姆巴斯布下的天罗地网。显然，艾菲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私情既非出于爱情，她甚至曾在日后亲口承认自己从未爱过克拉姆巴斯，也非出于主动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而是乏味的生活、缺失的温情以及她天性中对激情和冒险的偏好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失足，而克拉姆巴斯的散漫放任的性格与偷情所带来的激情和刺激，让艾菲无法自拔，一再沉沦，她仿佛饮鸩止渴，明知前方是万丈悬崖，却依然战战兢兢地步步前行，在克拉姆巴斯的身上汲取她在与殷士台顿贫乏、寂寞的生活中所无法得到的一切。

在一段内心独白中，艾菲这种复杂的内心清晰明了地显露了出来：“是的，我确实有过失。但是我为此痛苦吗？不。这就是我觉得自己可怕的地方。让我深感痛苦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恐惧，极度的恐惧和永恒的担忧：终于还是到了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除了恐惧以外……还有羞愧。我为自己羞愧。但是，就像我并不真的后悔那样，我其实也并没有真的感到羞愧。我羞愧，只是因为我老是撒谎，老是欺骗。”（EB，222）艾菲被自己这样的内心状况也吓了一跳，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并不对偷情这件事情感到真正的后悔和羞愧，她在困惑和迷惘中想，也许自己缺失“正常的情感”（EB，222）。事实上，艾菲并不是缺失“正常的情感”，她如今矛盾交织的内心状态恰恰就是她矛盾性格的演绎：艾菲恐惧东窗事发之后的境遇，早已内化的社会规范让艾菲非常清楚偷情的后果，此外，她羞愧于自己的满口谎言，因为谎言违背艾菲的道德认知，是为艾菲所不齿的行为，她曾经那么骄傲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不说谎也不必说谎，而如今她却不得不违背天性也违背自己的道德律令，靠欺骗度日；另一方面，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偷情恰恰是艾菲性格中对冒险、刺激的追求以及她天性中的随波逐流的结果，她不会也不可能对此感到真正的后悔，所以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羞愧。冯塔纳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许有的时候会“期望忏悔，但是却从不会感到后悔。没有什么比后悔更奇怪了；事实上，每个人都很满意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要是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他还会那么做的”（Fontane,1980:702），艾菲恰是如此。

三、艾菲离婚后的境遇

艾菲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私情将自己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殷士台顿向克拉姆巴斯提出决斗，与艾菲离婚并剥夺了艾菲对女儿安妮的抚养权，艾菲的父母拒绝向孤立无援的女儿伸出援助之手、为女儿提供避难的港湾，这些举动虽则冷酷残忍，却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而艾菲对此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而是默默地接受了一切惩罚，离群索居，孑身独处，这也恰恰说明了艾菲事实上从未超脱于普鲁士社会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在她身上已经内化，她对这些准则有强烈的认同感且因而受制于此。

而艾菲性格的复杂性就在于她既不仅仅是一个充满人性自然的少女，也不彻底是社会规范的俘虏。所以，艾菲在默默地接受源自社会的道德审判时，也依然掺杂着对殷士台顿的抗拒：“他有道理，他有道理，他总是有道理，但是到头来他却还是没有道理……他本来可以避免流血，然而他还是让可怜的克拉姆巴斯一命呜呼了。”（EB，274）艾菲这种抗拒的心情在多年以后再见女儿安妮的时候得到极致的放大。多年未见安妮的艾菲，心中充满着迫切的喜悦和期待，然而安妮却表现得异常冷淡、拘谨，不愿与母亲交谈，敷衍了事。当艾菲满怀期待地一再邀请安妮与她再次会面的时候，安妮更是再三冷漠地重复：“哦，当然，如果容许我来”。（EB，279）女儿的冷漠终于成为压倒艾菲的最后一棵稻草，愤怒和绝望让她无法再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直深藏她心底的另一种声音终于借着这个机会迸发了出来，而这种声音则恰恰是艾菲性格中的另一面，即“自然性”和“人性”的显现：“我恨你们，恨我的亲生女儿。你们太过分了，我没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恶心，但是更让我恶心的是你们所谓的道德。”（EB，280）

四、结语

艾菲弥留之际与母亲的对话最后一次显露出她这种复杂的性格：她一方面坦承她如今所有的悲惨都是自己一手招致，承认殷士台顿的做法是对的，无论是在克拉姆巴斯的事情还是在安妮教养的问题上，但是另一方面却仍然不乏淡淡的哀怨，“他的本质上有许多优点，而且那么高贵，就像一个没有真正爱过的人那样”（EB，300）。

纵观全文，艾菲虽然被塑造为一个充满“自然性”和“人性”的少女，但她从未超脱于社会准则之上，社会规范自始至终都在艾菲内心根深蒂固，即便是艾菲与克拉姆巴斯之间的私情也并不能解读为主动追求个性解放或者是打破社会的樊篱桎梏，而是乏味的生活、缺失的温情以及她天性中对激情和冒险的偏好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她短暂的人生始终处于她复杂性格的交锋中，最终将她推向了命运的万丈深渊。

[1]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M].Peking: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本文引用小说 《艾菲·布里斯特》原文均用“(EB,页码)”的形式加以标注.中译文参照:艾菲·布里斯特[M].韩世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Thomas Mann.Thomas Mann Essays,Band 1[M].Frankfurt a.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7: 353.

[3]Theodor Fontane.Fontanes Briefe,Band 2[M].Berlin: Aufbau-Verlag Berlin und Weimar,1980:373.

[4]Ute Frevert.Ehrenmänner: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M].München:Verlag C.H.Beck, 1991:224.

[5]Theodor Fontane.Werke,Schriften und Briefe:Ausgewählte Briefe,Band 3[M].München:Carl Hanser V-

erlag,1980:702.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