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婷婷

格非的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曲裹挟着近百年的民族史实迅驰而来，以举重若轻的笔法再现了段段历史情境，鲜活了种种现实际遇。繁复中暗含了僵化，盛大里隐晦着衰败，宏大与卑微共同聚焦在“江南”这片土地上。参透百年历史的迷雾，最终抵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核心。

“我写小说史非常偏重对‘记忆’的开掘的，它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这里不仅仅体现了作家理解历史的方式，更涉及作家对小说性的思考。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小说已不仅仅只是“怎么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写什么”也日渐受到重视。“江南三部曲”中对逝去的20世纪历史进行梳理时，恰巧是对格非观点的某种补充。他说：“小说家介入历史，更重视个体生命以及记忆的复杂内容，他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出于某种政治、时尚或道德的约束对这种内容进行简约。”从这点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历史叙事中，历史成为故事演进的磁场，被搁置一旁，甚至是慢慢消失。相反，作为作家终极关怀的个人，个人的生命浮沉，个人的隐晦欲望，那“永远的失败与虚无”，成了不绝如缕的鸣响。

就小说叙事而言，“江南三部曲”诠释出了对不同现实的理解，在演绎纷繁复杂的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分享了畅快、豁达与十分凄惶、不安的情感。小说没有刻意去渲染、铺陈历史感，也没有竭力搜寻宏大主题，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个体或悲壮或微小的际遇诠释了一种历史情境和个人追求。这种追求刻意理解为生命主体对自身身份的体认，对命运的选择和掌控。于绝望中寻求希望，在梦想坠跌之处发掘飞跃的可能，悲观与乐观中间横亘着的是新生。

“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问世后好评如潮。在《人面桃花》中，格非将辛亥革命的云波诡谲投影在一个江南女子的一生际遇上。原本是普通平凡的江南闺秀，对身边的世界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却无妨。不料，命运的齿轮在某个撒满阳光的午后错乱地扭转，一切的不可预料纷至沓来。父亲陆侃走下阁楼离奇失踪只是打开了命运的一扇门，却指引秀米见识到了不同的生命体验，也在无意中踏上了自己的追寻之旅。从张季元留下的日记里，接触到了未来大同世界的初构，目睹了暴力革命失败后的凄惶。在湖心小岛的花家舍里，见识了画卷中的世外桃源，也经历了花家舍最后的覆亡。世外桃源与大同世界共同为秀米所向往，后来的继承者远比前行的探路者眺望得更高远，这何尝不是一种狂想。然而，疯狂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道的秘密企图，用小说中韩六的话来说，不过是为名为利所羁绊，“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后来她也投身革命，设学堂，集义士，谋壮举，却终究逃脱不了众叛亲离、凄惨入狱的下场。再来看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历史的风云激荡幻化成一次次徒劳无功的尝试：陆侃罢官归隐后依旧恋恋不舍尘世的幻想，意图重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痴痴狂狂真真假假，终至癫狂离家不知所终；王观澄在人迹罕至之所建立起来的花家舍，看似美妙无比，实际暗藏着巨大的灾难和危机，充满了血雨腥风，只落了个内讧破败的下场；张季元参与的蜩蛄会直接致力于反清革命活动，聚民众敛钱财谋策反，一味追求暴力革命，却终脱离不了失败的命运。一切的狂想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代价。不容忽视的是，作家将历史化作行动的注脚，历史的起伏跌落同时印证了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

然而，另一方面，作家在描述狂想坠跌的过程中，却也铭刻出了现实的真实、命运的动人。故事以陆侃的突然离家、少女秀米初潮来临开篇，本身隐喻气息十足。少女的生命刚刚觉醒，严峻的现实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乱世的凄楚已初见端倪。偏巧，少女纤细的情感、敏锐的神经正在被撕扯，“秀米觉得这个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秘的，所有的神秘都对她缄口不语。她的好奇心，就像一匹小马驹，已经被喂养得膘肥体壮，不由她做主，就会撒蹄狂奔”。“秀米有时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但这何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细腻的笔触带来了一份个体生命的真实可感，凝结为最简单的疑虑，究竟活着是为何？经历了种种打磨，秀米终于可以看破现实的诡谲，融化了的冰花预示着秀米的过去和未来，而未发生的和已发生的正是由现在托生出来，秀米最终实现了对此岸的跨越到达彼岸。

与《人面桃花》将故事时间安排在清末民初不同，《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十七年时期”。梦是从一辆县城驶来的吉普车开始，往返于梅城与普济之间，牵连起两段截然不同的命运。革命后代胸中怀想的依然是天下大同的桃源梦，红粉知己念念不完的却是横隔在紫云英和苦柬树之间的阴影。看似背离的两个人却走出了相似的命运轨迹，并且最终重叠在了一起。烈士后代谭功达同样也陷入了桃源梦的迷思中。他力主修建水库，利用水力发电，研究沼气使用，他甚至请人画了一张梅城规划图——《桃源行春图》，以之寄托自己的桃花梦。但是，这一切最终的结局却逃不开失败的命运，同僚排挤倒戈，部下落井下石，最终他被革职查办，陷入潦倒落魄。世人嘲弄的只是谭功达愿想憧憬的不切实际、异想天开，臧否的是他身上不容于世的痴憨、多情，又有多少人真正触碰得到他的内心呢。“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小岛，被水围困，与世隔绝。”这句话道出了多数人的精神困境，一语成谶。与其处境相同的还有对他至死不渝的姚佩佩。

姚佩佩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贵之家，革命之初父亲即被打倒处死，母亲自缢身亡，家产被亲戚瓜分殆尽，只剩她自己孤零生存于世间。她从上海来到梅城，辗转漂泊于姑母家、绒线铺、澡堂间，最终受谭功达的帮助来到了县长办公室。她内心的黑暗无边无际，将她死死禁锢其中，无从挣脱。她深爱着谭功达，却最终失之交臂；她被唯一真心相待的朋友出卖，犯下大错终而走上了逃亡的路；甚至连最后的逃亡也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悲剧。孤独的姚佩佩渴望自由、向往光明、追求人格尊严。这份执著让看似弱不禁风的她得以在人生的坎途中一再坚忍，痴心不改。虽然，她还是死了，但她在流亡途中写下的信却一再与谭功达产生共鸣，二人的选择此时真正地走向共通，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无论是向往大同革命的谭功达，还是憧憬自我世界的姚佩佩，在现实利刃面前，这些期盼注定没有可能实现，只有剥尽幻想的外衣，直抵存在的核心，才可能重新寻回现实的意义。狂想坠落之后，真实的书写才格外感人，它以一种可能的姿态真实呈现，是对现实的一种续写。幻觉中的重逢再一次让诗意尽情宣泄，直达一个“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烦恼”的世界。

《春尽江南》是“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时间呼啸而至来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达，时空不停地流转，永恒与突变也在持续发生。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不过是不同层面的相同定义。《春尽江南》延续了前面两部的写实轨迹，在现实的书写上不遗余力，甚至有了大加鞭挞的意味。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事件彻底改变了谭端午的命运轨迹，从诗人（风暴的中心）慢慢向闲人（社会的边缘）转变，世上的一切在他看来没有绝对的意义，事物也在失去原本的色彩。身处这个商人大谈彻谈马克思、黑社会长吁短叹法律公正缺失、精神道德日渐萎缩的时代，谭端午的转身不仅意味着原本精神信仰的失落，更是他抗拒新时代的一种表现。假使追求不了原本的信仰，那就等现存的一切都毁灭了再去重新建造。这是以消极代替积极的心态，渗透着完美主义的色彩，有着无法开导的执拗。从此，他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体验，恰恰是他人眼中的“正在一点点地烂掉”的生活。他反复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书中频繁出现的“呜呼”、“以忧卒”感同身受。

与谭端午以消极态度迎战现实不同的是，庞家玉顽固地以一己之力对抗着这个时代。她由诗人变成了律师，而且越来越急功近利，为了事业家庭她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自己的肉体。现实的压力使她无从挣脱，欲望的膨胀又让她歇斯底里。连她自己都在感慨：“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在于，在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这是个比端午更具悲剧性的人物，这点从她的自白中不难看出——“读大学的时候，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遇见端午之后，原先的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自以为已经融入社会，做一切事也是为了此，却不是出于主动。”生存的无奈以及虚无的抗争使她心力交瘁，却出乎意料地在死前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心安，即使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三部曲”的讲述里，历史的爬梳是表层的叙事动力，在看似不牢固的历史中再现了生命的悸动和人性的希望。凭借世俗化的现实表述，我们得以一次次凝视不同生命的现实遭际。历史假各异的生命熠熠生辉，现实也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叙述间的张力让我们得以触摸历史的真实面目，体悟命运的莫测，以及生命主体介于飞升与坠落之间的游离与选择。无论境遇如何，世人的希望在于总能最终找到心灵皈依所在，实现对现实的超越。

[1]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J].作家,2007(2).

[2]格非,于若冰.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J].作家,2005(8).

[3]余中华,格非.我也是这样一个冥想者——格非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8(6).

[4]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J].东吴学术,2012(5).

[5]王侃.诗人小说家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略论格非及其“江南三部曲”[J].东吴学术,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