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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老残游记》来作为个体启蒙的例证，是因为刘鹗所奉行的“核实”思维方式，正近似启蒙哲学的事实逻辑；逸云的自叙形象地展现了“自己思想”这条启蒙准则；刘鹗对清官的“谴责”旨趣是出于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参政要求，但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违背了“核实”思维方式。

关键词个体启蒙 核实 自己思想 资产阶级参政

才华横溢的刘鹗已有一长串头衔：“(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均有贡献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①。笔者并不想再为铁云先生增添一个启蒙思想者的称号，之所以会拿《老残游记》来作为个体启蒙的例证，是因为他在这部小说中展示的一种思维方式，近似于18世纪启蒙哲学不同以往的思维准则。这个准则便是用牛顿的分析来取代笛卡尔的演绎，决不再以先验、任意的出发点致思，而是通过“实证”与“推理”，于现象的内在联系中发现规律。

一、从事实逻辑出发的创作

对于伏尔泰、达朗贝尔、康德等人来说，一切政治革命、改良只不过是进步之末流，甚至是步入歧途，只有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进步。刘鹗曾表明：“吾之宗旨，惟核实二字而已。”②此言正近似启蒙哲学之“实证”与“推理”精神。阿英也曾评价道：“刘铁云所以然有如此的成就，主要的原因决不在所说的‘实物实景的观察’和‘语言文字上的关系’，而是刘铁云头脑科学化的结果。”③显然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刘鹗思维方式的独特，但却止步于针对胡适的观点，仅片面地指向“王小玉唱大鼓、大明湖记游、黄河敲冰”等人物、景物的描写方面。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则必然是统摄小说全局的。

《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老残游记》的评价虽很简约，却强调了该书“摘发所谓清官之可恨”④这条主要情节线索。王德威指出该书“与公案传统发生关系的地方，约在第四至六、十三至十四及十五至十九回，所处理的官吏则有玉贤、刚弼、史钧甫等人”⑤。暂且按下“二集”不表，20回的小说倒有一半内容是“摘发清官”的，而“摘发”方式正是“核实”二字。4至6回中，老残一路察访玉贤的苛政，分别从两处店家得知了三起令人发指的冤案，但到了曹州府城，却见那鼎鼎大名的12架站笼空空如也，不禁怀疑所闻不实，于是他“复到街上访问本府政绩”，但路人敢怒不敢言，便又向城武县令申东造询问，方知笼中无人乃是因为玉太守得了保举，“所以停刑三日，让大家贺喜”。这才盖棺定论地题诗：“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⑥老残所做出的判断是根据事实的逻辑，而非印象式的非此即彼逻辑，这正体现出理智专注于种种现象，并时刻衡量自身的思维方式。15至19回“是一格局完整的公案故事”⑦，齐河县贾家13口神秘毙命，魏氏父女被告用月饼下毒，魏氏家仆因不忍主人受刑，贿赂6千两银票求免，反被会审官员刚弼用作铁证，根据主观印象认为犯案者必然行贿。老残闻知冤情后，致函巡抚另委良吏白子寿主审此案。全不同于刚弼以成见演绎断案，白子寿则是根据事实的逻辑进行实证分析，他先后传问了加工月饼的四美斋掌柜、吃过月饼的魏家长工，并将剩余的月饼与有毒的月饼对照，得出结论道：

这月饼馅子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馅子里的，自然同别物粘合一气。你看这砒，显系后加入的，与别物绝不粘合。况四美斋供明，只有一种馅子，今日将此两种馅子细看，除加砒外，确系表里皆同。既是一样馅子，别人吃了不死，则魏家之死，不由月饼可知。若是有汤水之物，还可将毒药后加入内。月饼之为物，面皮干硬，断无加入之理。⑧

后人看这段公案，思考之焦点往往停留在勘破所谓“清官”的成见上，如原评所言：“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⑨但更需要勘破的成见，却是以主观印象进行演绎的思维方式。当我们不肯以事实逻辑进行分析，拒绝“核实”的思维方式时，就与刚弼一样是个“酷吏”。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官能的局限，只会根据主观印象地去洞察事物，自以为认清其本质，实际上却是一个摸象的盲人。为了强调“核实”精神，刘鹗让老残继续追踪案情，访求证据，最终使元凶吴二伏法。但“千日醉”与“还魂香”这种子虚乌有之物，及贾家13口起死回生的理想结局，虽另有一番寓意，却冲淡了这位中国福尔摩斯的实证与推理。13、14两回写“山东废民埝”之事，只描述了“大县若蛙半浮水面”的情景，与数十万百姓死难的悲惨后果。这也许是因为刘鹗已有《治河七说》的专论，用“束水刷沙”之策来驳“不与水争地”之非，故不再于小说中进行核实。但对于那位尊贾让《治河策》为圣贤经传的史钧甫观察，老残的一番持平之论，再次表现出以事实逻辑来否定经院逻辑的启蒙哲学思维方式：

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之六七也！⑩

所谓经院逻辑，即认为“理性”先于现象，可以先验地被把握和表述，并存在于一种封闭的体系之中。而事实逻辑则是要在现象本身，及其内在联系中去发现规律。老残对庄宫保说：“要知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这正指出经院逻辑并非坚执事实，而是把“不与水争地”这种个别概念变成教条。刘鹗还曾与算学大家贾步纬赌胜，演算黄河下游堤工所需数据。铁云立竿为据，步纬则以对河宝塔为据，结果刘胜贾败，事实逻辑胜过了经院逻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正表现了以实证精神与推理精神相结合的启蒙思想，是如何去对抗经院派的教条癖。当然，刘鹗本人的思想并未脱出他所信仰的太谷教义，即儒、释、道三教合一之思想体系。这便是他为什么在齐河县那场公案中，杜撰出“千日醉”来难倒“既通西医，又通化学”的克扯斯神父，并让世外高人青龙子用“还魂香”救回13条人命的道德寓意与价值取向，所谓“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济世救人最终还是要靠本国文化传统。但从玙姑批宋儒为乡愿，黄龙子造“势力尊者”论正、负神性这两段情节来看太谷教义，刘鹗所信奉的这个体系非但不泥于教条，而且体现出一种自由开放的秩序。这个体系无形无相，只能够通过个体启蒙的悟性去探寻其内在联系，将之不断地重构。只不过现实中的太谷教义却并非如此美妙，否则刘鹗就不必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极力辩白“君子和而不同”之理，他声称“弟之所为，几无一事不与公相反；然至于所以为，窃又自以为无一事不与公相合也”。为何既谓“相反”，又云“相合”？这便是“所谓不以形迹拘，更不以他端为疑也”，以及“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但此理“又不足为外人道者也”，故铁云叹道：“同门诸君子，爱弟者众矣，谅弟者多矣，知弟者鲜矣。”小说中写到老残在雪夜里自伤身世，复忧思国运，不觉潸然泪下，泪水悄悄地凝成“两条滴滑的冰”。他“初起不懂甚么缘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在这一刻，事实逻辑比感伤的情怀更富于诗意。

二、逸云自叙的启示

为了向世人剖明心迹，《老残游记》二集中的逸云以顽艳的自叙，更形象地展开个体启蒙的过程。刘瑜的《四十五年来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述评》一文，罗列了不少关于逸云的中肯评论：“樽本照雄认为逸云讲佛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引到三教同一上来……刘蕻认为华云是‘发乎情’，逸云是‘止乎礼义’，两种意象组起来，恰是太谷学派最为推崇的境界之一：发乎情，止乎礼义。……周晓痴认为：‘通过泰山尼姑逸云的爱情梦幻曲，抒发一己入世不易，出世尤难的感慨。并从逸云身上触发在现实生活中曲高合寡的孤独及颇欲霞举，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复杂心态’……王学钧认为尼姑逸云是‘作者的传声筒或化身，与老残和赤龙子一样。’”但这些评论都有征于一些具体思想，而非探究“男欢女悦证初禅”这个思想演进过程本身的启示。也确如樽本照雄所言，逸云从《维摩诘经》讲到《易经》上去，以“穷则变，变则通”之易理来成就“无男女相”之佛心，她说：

我十二三岁时甚么也不懂，却也没有男女相；到了十四五岁，初开知识，就知道喜欢男人了；却是喜欢美男子。……到了十六七岁，就觉得这一种人真是泥捏的、绢糊的，外面好看，内里一点儿没有，必须有点斯文气，或者有点英武气，才算个人。这就是同任三爷要好的时候了。再到十七八岁就变做专爱才子英雄……后来细细察看，知道那发议论的，大都知一不知二，为私不为公，不能算个才子。那些借题目自尽的，一半是发了疯痰病，一半是受人家愚弄，更不能算个英雄。……再到十八九岁又变了，觉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还有不足处，必须像诸葛武侯才算才子，关公、赵云才算得英雄；再后觉得管仲、乐毅方是英雄，庄周、列御寇方是才子；再推到极处，除非孔圣人、李老君、释迦牟尼才算得大才子、大英雄呢！推到这里，世间就没有我中意的人了。既没有我中意的，反过来又变做没有我不中意的人，这就是屡变的情形。

这段话中的“爱”之喻义是“迷信”。“爱”因其本身的自然性而带来盲目性，也许比其它各种成见更有资格被称为迷信，所谓“痴情种子”往往是甘愿陷入盲目，甚至以盲目作为审美之目的和道德之义务，便如同逸云迷上了任三爷，一度曾试图放弃理性，彻底被感性引导。康德有言：“从迷信解放出来唤做启蒙。”逸云的“变”让我们看到个体启蒙的一个实际应用过程：从迷恋肤表到激赏气质是一变；从倾慕务实的精神境界，到崇敬务虚的精神境界又是一变；最后一变则是不再于思想上依靠他人。逸云所爱之对象越来越超凡入圣，这一过程也折射出她自己的悟性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自由，最终接近于康德用以作为启蒙准则的那条致思格律：“自己思想”。这条格律往往看似简单：因为它会被理解为务实而非务虚，不去触及超出悟性的东西。但从逸云一变再变的个体启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思想对于不断超越经验界限的向往。她这段自叙生动地告诉我们，对“自己思想”这条启蒙准则的理解应如康德所言：“在实际应用上是一艰难而缓慢的事件，因为用他的理性不被动地而是时时自己立法着”。

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

除了作为思维方式的“核实”及“自己思想”的准则，《老残游记》的“谴责”旨趣也颇符合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参政要求。胡适认为：“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序或自传。”并罗列出了一堆象征寓意：“那只帆船便是中国。……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但他却没有去定义“外国向盘”与“纪限仪”这两件要紧物事的象征。后有论者以为“罗盘可视为民族改革的总方针和政策，纪限仪则象征着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统治”。此论前半句过于笼统，后半句倒说对了一半寓意。为什么说是一半？这是因为无论18世纪还是我国近代的启蒙运动，其现实动力主要有两个因素：科学精神之宏扬与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纵观刘鹗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以“养天下”为主要事业，相比起治河、经商、办实业，他的其余成就不过是兴趣爱好。摇串铃的老残绝对不穷，作为大收藏家的刘鹗更不可能缺钱，他最主要的身份并非胡适以为的“学者加政客”，而是位红顶商人，做的是有官方背景的买卖。铁云一生与官场往来密切，老残也真心“鄙薄那肥遯鸣高的人”，这位游走四方的郎中结交的多是官员，德慧生、黄人瑞、申东造、申子平等与主角一同撑起整部小说的大半情节。与其说老残浪迹江湖，倒不如说他流连官场。但是，刘鹗早年弃举业如敝屣，老残也视宦途“无济于世道”，这也并非是作伪以掩饰热衷。作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刘鹗渴望参政，以便借助开明的政令，实现自己匡时济世的理想，但他绝对不想回归旧有的权力秩序，被传统势力同化。小说中申东造为执意不肯做官的老残惋惜：“无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间第一憾事！”老残却这样解释道：

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飞黄腾达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由此看来，请教还是有才的做官害大，还是无才的做官害大呢？

这段话往往会被理解为针对酷吏的愤激语，而忽略掉更深的内涵。“官”乃掌权之人，代表着国家机器的意志。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令官员权力无所不至，官民之别，判若云泥，以致于新兴资产阶级所提倡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宛若一个荒唐的玩笑。刘鹗不仅在《老残游记》第6回写到百姓无言论自由，连鸟雀都不如，还在这一回的原评中继续强调：“至闻鸦噪，以为有言论自由之乐，以此骄人”。他之所以为属于个人基本权力的言论自由痛鸣不平，不仅是出于简单的道德义愤，也是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明白了解放生产力的前提，就是解放个人。亚当·斯密认为冥冥中有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着市场。我国官场也有只“看不见的手”，不自觉地销磨掉个人。王德威曾敏锐地指出：

正因为刘鹗是位苦心孤诣的作者，我们才有理由设想他之改写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形象，必不仅局限于某数位特定人物。如果官吏清浊不分，尽属一丘之貉，那么赖之以统辖天下的王朝政权岂不也就摇摇欲坠了么？刘鹗在此反对现行政权的用心不言而喻……

比起许多纠缠于具体人物或“清官”定义的评价，王德威这番话深刻了很多，但他的判断力锋芒却还是停留在了“官吏的清浊不分”与“反对现行政权”这两处表象上。刘鹗对“清官”的指摘当然是片面的，但这个以“核实”为思维方式的人为何会如此片面地说“清官尤可恨”，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已习惯认为历朝历代的清官乃世间正义的化身，却回避思索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真正的守护者是清官还是污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明确无疑，清官才是传统政治体制真正的捍卫者，尤其是那些兼具酷吏特点的清官。他们同样是阻碍新兴资产阶级参政的强敌，因为清官不要商人的钱，酷吏更有可能要商人的命。刘鹗把清官等同于酷吏，这不过是政客们所惯用的利用道德义愤的思维诡计。“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这句话又岂只是否定玉贤之流，铁云所欲否定的是整个传统政治体制。正为此故，刘鹗就不可能仅仅反对“现行政权”，否则他又何必把一心推翻满人统治的“南革”比作“阿修罗部下”。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是传统特权还是革命专政都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们都不以个人权利作为正义的首要原则。“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这句话，正体现了自由主义反对强权专制的乌托邦政治理想。“无才的官”与诺齐克所提出的“最弱的国家”异曲同工，这“最弱的国家”其实是“最正义的国家”，因为它最少干预个人事务并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诺齐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守夜人式的国家。”

遗憾的是，均吻合于个体启蒙精神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与“核实”思维方式，在刘鹗身上并未能“和而不同”，这种不谐正突出地体现在他当年被诟病，现在又被称颂的“吸引外资”一事上。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对刘鹗的评价因政治因素的影响，迄今未能持平。在强调批判资本主义的时代，左派评论者张毕来、尺松因为他吸引外资开矿、修路、卖地而斥之为“洋务派汉奸”。而在提倡吸引外资的改革时期，刘鹗的作法则被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以开矿筑路、举借外资等等为中心的经济措施也都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不但摘掉了“汉奸”帽子，还被评价为“在经济领域内失败的改革者，有远见的实业家先驱”。但现在的评论者们都明显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晚清国力根本无法与当代中国相提并论，唯有坚强的国力才是保证经济条约得以正常履行的基础，否则的话，吸引外资实不啻于引狼入室。刘鹗自辩道：“若云借洋款办路即为卖路，借洋款办矿即为卖矿，闻岑宫保将借洋款以兴广东实业，然谓卖实业可乎？又闻政府将借洋款以兴海军，然则谓之卖海军可乎？”此言更是诡辩，因为他混淆了为增强国力之“借洋款”与商业合作之“借洋款”的本质区别。即使将“国力”的内涵广义化，我们也该想到：铁路是要耗损的，矿山是要采完了，即便60后如约收归国有，利益又还剩得几何？他试图以民间的商业合作来“避免外国政府通过强权挟制中国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这种浪漫的想法不过是他从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演绎出来的小把戏，根本违背了他自己所奉行的“核实”思维方式。

注：

①[美]马幼垣《刘鹗》，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③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