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汉平

(贺州学院体育系，广西 贺州542800)

1 前言

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西方体育理念和哲学理念对我们的影响极大。作为后发的中国体育哲学既要注重自身研究的积累，又要注意研究西方体育哲学的发展，善于把西方体育哲学的研究理论、研究视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以此作为自身发展的指引。因此，本文对西方体育哲学的新近著作《身体的民主:走向群众体育哲学》进行评价，希望有助于拓宽国内体育哲学研究的学人视野。

2 本书的内容及主要观点

亨宁·艾希贝格，1942年出生于德国，是德国文化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因身体文化哲学研究的贡献而闻名，一生出版专著30多部，大多数都是关于历史、身体文化哲学和体育的专著。此外，还在20个国家的学术期刊、文化评论杂志和专栏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目前是南丹麦大学体育科学与临床生物力学学院以及体育、健康与公民社会中心教授。［1］《身体的民主:群众体育哲学》是亨宁·艾希贝格教授关于身体文化与体育哲学的最新成果，由英国罗特里奇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全书分为4部分17章。每个部分突出一个主题，每一章又具有明显的观点。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用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详细的实证材料，全面地阐述了关于“身体民主”的见解。

第一部分论述了从运动文化网络到社会冲突哲学。这部分由2、3、4、5章组成。第2章描述了体育与流行运动。在北欧，已形成一种共识——体育(sport)由“sports movements”来表示，作者认为“体育运动”以体育的社会形式出现似乎不易引起争议。“运动”(movement)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维度:身体、情感和社会。第一个维度，人们以具体的身体活动形式进行运动，如舞蹈、游戏、户外活动、庆典等;第二个维度，人们受感情、幽默的感动，情感、动机表明人具有情感运动，喜怒哀乐是其表现形式;第三维度，人们通过社会运动聚在一起，相聚的地点可以使协会、团体和正式组织。第3章讲述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体育特例研究导致了实验身体教育哲学的产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与体育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的非正式教育，其代表人物是葛隆维(Grundtvig)。十九世纪初，丹麦人民之父葛隆维倡导设立民众高等学校，主张教育的精神是要创造“自由而平等之人”，不但废除入学与毕业考试，也开放大门，让全民皆可入学，他认为没有大众启蒙，就没有个人发展，并且人民高等学校一直在发展身体活动，从最初作为娱乐到后来成为教育的思想。第4章职场体育提出了关于公司(corporation)与合作(cooperation)的问题。体育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在体育组织和地方俱乐部还是在学校进行的体育都是不同的，现在人们的注意力会转到另一个地方——职场。丹麦体育有三种不同的背景，即特殊活动、地方文化和职场。职场体育的标志性地位与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的特殊模式有关，福利社会不仅是公共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还影响着公民社会。第5章论述了在社会学中，健康俱乐部的健身活动经常以所谓的“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形象出现。健身者个人表现了自我养成的个性，产生了积极的身体认同。北欧和美国健身业似乎想证明“个性化时代”的假设，他们在更深的经验和理论层面验证自我思想意识时，自我的形象就会变得不令人信服。

第二部分划定了流行活动与身体文化哲学维度的界限。在第6章，作者宣称户外活动和景观有助于理解体育的多重特性，列举了处于冲突和矛盾中的大自然，比如大自然的战争与大自然的和谐，大自然里的寂寞与社区，他发现丹麦和欧洲其它一些国家现代户外运动史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经历过三次“绿色体育”(Green sport)浪潮。第7章作者探讨了群众体育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它还是庆典活动并最终走向事件现象学。节日与体育的关系不是孤立的现象，历史上看，体育从人民的节日文化发展而来，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描述这种发展。节庆是一种现象，具有典型性冲突的特征，这些冲突表现为训练与体能展现、严肃的体育工作与社会嘉年华活动等。第8章讲述了唱歌与运动间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势必会导致人类“能量”现象学的产生。节日不仅能看还能“听”。在文化分析和哲学反思层面，体育与唱歌通过“能量”进行调节，身体运动能量已为舞蹈理论、心理分析、戏剧人类学、中医和精神运动文化所思考。能量不仅存在于个体内部，而且还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因此构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氛围”。第9章游戏反映了教育哲学的种种问题。在有节庆和唱歌的地方就有娱乐和游戏。作者把视点定在八十年代以来丹麦的传统游戏和它们的重新出现，描述实际教育活动中进行民间游戏的地方、儿童日常生活变化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运动影响下的公共政治支持、福利危机与市场利益。第10章体育与游戏创造不同的笑声情景，它使我们反思非完美人类现象学。前现代社会的游戏与比赛富含大量驱动笑声的动作，但笑声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同的身体活动产生的、不同互动情景爆发的笑的形式也不同。对人类失败的嘲笑是显然的，未中目标、摔倒等产生了人们不想要的、不完美的结果。运动文化中的笑声表达了对人类失败的深刻认识。第11章作者用拉拽游戏案例向人们揭示了娱乐哲学的内涵。第12章作者把关注点转向贯穿人类一生的社会时间。体育在人们生命周期中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没有人类生命周期(与运动化和体育有关)的文化想象，就不能理解老年化的意义，生命周期体育能使我们抵抗许多老年化问题。

第三部分展现了国际体育交流的两个案例。第13章通过巴尔干地区跨民族足球活动告诉人们体育如何体验和谐与多样性。群众体育包括社会中的特殊族群间的体育聚会。一些少数民族族群经历过暴乱、内战和屠杀。足球可用作促进内乱阴影下的跨民众交际的手段。巴尔干地区娱乐性足球能起到冲突管理的作用。大众足球不同于竞技足球，整个欧洲的大量足球活动说明了人们是怎样用其他方式踢足球的。第14章作者利用丹麦-非洲(坦桑尼亚)的体育合作解释了怎样理解体育的“发展”和“功能”的问题。体育发展意味着自下而上的人们的交流与努力，但自下而上也有缺陷，它会产生民族和本土问题，然而它值得努力，因为它是身体民主的前提条件。

第四部分为“群众体育的身体活动”走向“生活民主”架起了桥梁。第15章作者论述了从身体重构主义到比较语义学的过程，作者比较了不同语言中的二元身体概念，如德语的korper与leib，丹麦语的krop与legeme。作者论及当我们谈到体育伦理学时，我们会遇到更多像“公平”一类的问题，我们会在公共逻辑、公民逻辑和私人逻辑间徘徊。公共活动的目的在于社会融合、安全和正义。游戏蕴含了不同的伦理诉求。在谈及体育的公平与不公平时，介绍了三种情况:公平竞争的体育、没有公平特性的体操和没有公平特性的普通体育活动。现代竞技体育目的在于产生非对称的结果和等级结构，也就是金、银、铜牌，使某些个人优于他人，所以公平的道德规章尽力保证这种非对称的比赛结果。许多流行游戏也不体现公平特性，因为它没有胜利者，最后也没有人会站在颁奖台上获得金牌。但这些普通体育活动的社会诉求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解读，这些游戏告诉我们避免使他人成为失败者，在强弱、快慢和“你”“我”之间建立社会性平衡。第17章群众体育的教育性指向非正规流行体育活动的承认。体育的技术、功能和关系教育内涵绝然不同，尤其表现在它们的方法、目标和结果上。本部分最后一章，勾勒出走向群众体育哲学的脉络，这些会促成跨人文主义和身体民主的建立，也同时反映了它自身也是一种差异现象学。

3 学术价值

3.1 观点新颖

作者认为体育在福利社会越来越重要，当今所谓的“群众体育”的大部分都是非竞技性且从传统体操、舞蹈、节庆、户外活动、漫步和游戏演化而来，而不是从现代体育演变而来。同时，体育界越来越分裂，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精英体育、健康体育和流行体育、游戏和游憩上。于是体育对人类身体和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的哲学问题应运而生。然而，体育哲学与复杂的经验现实保持着奇怪的距离。体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精英体育思想所控，这与媒体中的体育画面有关，但与现代公民社会中体育活动的多面现实无关。从少数人的体育到普通大众的身体文化实践活动的转变，有助于体育哲学克服其传统成绩神化学和公平规范道德哲学的狭隘性。在体育中，其实还有更多的哲学材料。开启群众体育哲学研究的条件是接受竞技体育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群众体育不只是构建现代竞技体育的塔基，它需要用完全不同的哲学去思考和解释。

3.2 视角独特

作者把群众体育看作是另一种民主哲学。从群众体育现象学到哲学的转变过程中，群众体育中的“群众”是谁的问题也随之产生。群众体育中的“所有”群众不是数字意义上的“所有”，而且把“所有”体育特定人口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本身具有可怕的极权主义特点。群众体育必须考虑民主哲学语境。若民主被理解为与他人的文明关系，也就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差异，那么诸如民主的人如何与流行体育和公民社会的人相联系的问题也随之产生。［2］这种提问群众体育的群众是谁的方式实际上挑战了某些民主的主流理论。人们怎样思想、怎样自我组织是一种上层建筑形式，人们的所为是他们社会生活的基础。民主生活建立于人们如何一起玩耍、互相学习、一起唱歌、大笑、举行庆典以及行走于大自然的基础上。民主就像某些学者将其理论化一样，是关乎身体的。他们已将演讲、语言、用词和结构置于中心地位。按照北欧人的理解，民主与自决、认可和聚会有关。文化冲突、与他人的关系是民主的一种判断标准。所有这些都具有身体维度，因此，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在其著作中把身体哲学与民主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

3.3 方法独到

作者在该专著的研究中呈现了另一种研究方法——自下而上的哲学方法。作为现象学的自下而上哲学，作者认为要理解“群众体育”，必须自下而上，从具体的社会身体体验(相对于全球竞技体育)，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和丹麦对于民主的理解，也必须自下而上，即从人和他们的社会身体实践(相对于常规的代表制、国家和政府体制)。这种分析和哲学反思选择了类似的路径。自下而上，从人类行动的经验文化研究开始。［4］通过自然中人类活动、娱乐与游戏、训练、唱歌、大笑等，人们会遇到冲突。人类活动中的冲突需要二元辩证分析法，但为避免交叉建设，二元辩证分析法转变为三元辩证逻辑。从现象学和冲突论来看，需要进一步探索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显而易见，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哲学模式不同，作者努力倡导自下而上的模式进行群众体育研究，即从经验性身体文化到哲学的模式。

3.4 实证材料详细

该著基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参与群众体育的经历，呈现了对体育节庆、户外活动、歌咏活动及娱乐与游戏的研究。老年人参与群众体育挑战了当今的体育运动，同时在国际合作中，娱乐活动在促进和平文化以及作为反贫困的手段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些实证研究导致了对民间活动认同的哲学分析，以及身份与认同关系的哲学分析。因此，群众体育的哲学研究开启了现象学知识的新方法，是从体育到“个体”哲学、事件哲学、自然哲学和人类能量哲学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大众体育不仅鼓舞了哲学实践活动，而且鼓舞了对“人民”、民间团体和运动中的人的哲学理解。

［1］Curriculum vitae［DB/OL］.www.sdu.dk/en/

［2］Eichberg，H.The People of Democracy.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Arhus:klim，2004:

［3］Korsgaard，o.Democracy of Body［M］.Gerlev:Bavnebanke，1999:38-45.

［4］Eichberg，H.Body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