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东医学院 李娇

虽然在前篇关于《汤誓》的文章中介绍过契约文书的历史，但为了更清晰的介绍《僮约》，这里有必要将背景再介绍一次。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近千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上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因此，我国的契约文书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并加以普遍运用了。

契约性文书一词的使用，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文书的发展会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在规范性的契约文书形成之前，总会有它的初始不规范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有些文书其实并不一定是属于契约文书，但又具备了契约的性质或是一种在契约文体下的再创作。其中《僮约》，既是以契约为文体的赋体俳谐文。

西汉蜀人王褒的这篇《僮约》，其内容详细记录了主人买卖家僮及家僮要尽的家务，实际上是一份人身买卖契约。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汉时人身买卖契约的大致信息。家僮便了买到杨家时因家务未直接写在纸上而有空子可钻，《僮约》却一一写明，见出契约有相当的约束作用。刘勰《文心雕龙》说:“朝市徵信，则有符、契、券、疏（一种短券）”（《书记》）。《僮约》属券类，刘勰解释说:“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髯奴》（案即《僮约》），则券之楷也。”他认为《僮约》契券的范本，是从辞采方面衡定的，与后世讲究实用的文书有很大不同。

汉代是文体生发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然而在西汉，大多数文体仍处在最终塑型的过程当中，文人遵从模拟的多，破体的少。也有些文人在创作中开始进行文体的创新与变通，但还大致与原来的母体保持在一个家族血统，如辞赋的创作就是如此，而王褒的《僮约》则彻底产生文体功能的变化，拟定的契约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也就没有实用价值，记录者将它特意保留在一个买卖奴婢的寻常故事当中，整个文章便呈现出全新的文体特点。

赋是汉代最富有特征性的文学代表形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论赋的源流认为赋起于《楚辞》而兴于汉代，“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汉书·艺文志》记载，王褒有赋十六篇，今存《洞箫赋》、《甘泉宫颂》、《四子讲德论》、《九怀》、《碧鸡颂》、《僮约》等。王褒称得上是敢于创新、极富特色的赋家之一，他的作品《僮约》也被归为赋的代表作。《僮约》是一篇巧借民间契约的形式写的故事赋，该赋不避俚俗，运用民间俗得不能再俗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出便了前后行为的强烈反差，对比便了前后的表现，妙趣横生、令人捧腹。“契约”部分，着墨最多，最能体现铺采摛文这一赋的特征，是一篇兼具文献价值的、汉代少见的诙谐幽默俗赋。从文学角度来讲，王褒《僮约》以在赋中嵌入实用文体的奇巧构思，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独特题材，使用民间语言的通俗表现方式，诙谐幽默的效果而独辟蹊径，开拓了辞赋描写的新方法、新领域，在赋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

王褒的《僮约》又是西汉时期一篇样式独特的俳谐文，《说文解字》:“俳，戏也。”《汉书·霍光传》曰:“击鼓歌吹作俳倡”。颜师古注曰:“俳优，谐戏也”。《史记·滑稽列传》注: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汉书·东方朔传》:“上以朔口谐辞给……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俳谐”的涵义为:诙谐滑稽。“俳谐文”即是指内容诙谐滑稽的成篇文章。王褒的《僮约》在文章中嵌入契约却变通其内容，使其既合乎契约的基本文体要求，又在修辞上出于契约之外，遂产生俳谐滑稽的阅读效果，实现了文体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之间的转换。在《僮约》中，子渊大夫完全按照契约通例撰写，其开头与一般无二，列举时间、地点等诸要素，按照正常情况讲，买卖奴婢契约这样写就可以了，简洁明了，文体所有的元素都具备，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约定的十分清楚。然而，既然便了将了王褒一军，王褒也就不客气，详列便了今后要负担的活计，其劳作之繁重，花样之多超出想象，可以说川中一个农庄一年四季几乎所有的劳动内容都包括在里面了。王褒用间或韵语的铺排详列便了的工作，种类繁杂、细致到夸张的地步。如此一来，本来简洁明了的文字内容便膨胀变形，与契约文体框架再也无法协调，这篇契约遂呈现出滑稽的怪异模样。其实，契约这种板正的实用文体，本当省净明晰，然而在特殊的情境之下，在矛盾双方不断升级的较劲中，经作者巧妙的灵机一动，竟然膨胀变形到无法操作的地步。而同时，因为有着“契约”名目、框架的掩盖，反抗者还无从下手。从剑拔弩张到漫画似的结局，作者借助轻巧狡黠的文字智慧，使得事态竟然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其滑稽、谐趣就这样显现出来了。

另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王褒《僮约》无意间记录下西汉社会底层人民的语言、生产、生活，为后世多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王褒不避俚俗，运用当时民间的白话语言，嬉笑怒骂，写就《僮约》，为后世语言学家研究汉代民间语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僮约》这篇我国历史上较早的契约文献中，王褒为奴仆便了明确规定的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让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尚存，主奴关系下，奴隶身不由己、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这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还真实反映了西汉时小农经济的状况以及商业经营，具体说，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的物产、园林、经济交往及贸易等状况，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材料，可以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此外，《僮约》还是我国最早而具有研究价值的茶叶文献之一。自唐宋刊行以来，久为世人和学者所重视。其中涉及的种茶、买茶、饮茶习俗的记载虽然不多，但是这些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明确的信息却有力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种茶与饮茶的地区，后世凡涉及我国茶贸和饮茶之源时，大多首引此文。

综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文越来越向单一、形式化方向发展。虽然公文的社会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但其固有模式也反映了社会的呆板化倾向，令公文越来越没有令人身心受感动的感情。为此，笔者非常喜欢《僮约》这篇文章，它巧用文体，打破了文体的单一功能的束缚，成为集契约、赋、俳谐文三种文体为一体的奇文，并为后世所研究、模仿。另外，其文章内容对社会现状等情况采用了通俗赋体的形式描述，不仅描述了社会的景况，连当时社会的口语也可为现代人提供宝贵资料。等等这些，是现代公文所无法做到的，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仍可成为当今公文写作的一种可鉴思考的典范。

[1]周去非{岭外一代答}卷10《蛮俗门·大契》.

[2]《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190章《金齿州》.

[3]袁枚《子不语》卷 21《割竹签》.

[4]吴承学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5(1).

[5]孔颖达.礼记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66.

[6]孙芳.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1）.

[7]郗文倩.《僮约》俳谐效果的产生及其文体示范意义[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1）.

[8]熊伟业.汉代俳谐文述论[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