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竟成

一般认为，晚清笔筒仿清三代痕迹较浓，创意性较少，工匠味增多。其实，具有特色的晚清笔筒颇多，尤其在载道、载文、载诗、载画上，屡屡可见精品。这可看作是对笔筒作为文房用具的一种风雅传统的拓展，往往以一诗、一词、一画警策，主动来体现作者或主人的境界、情趣。这一时期的笔筒渐渐成为文房很有内容的一景，成为文人文话耐人回味的载体。

于子安制朱熹《敬斋篇》笔筒

笔者得到这件刻满字帖般娟秀工整楷书的竹制笔筒全属偶然。在南昌滕王阁古玩市场，笔者要看汪章款的浅绛山水笔筒，卖主却给了笔者这一只竹刻笔筒（图1）。此笔筒上面还贴有一小字条，上书：1885年刻，高15厘米，底12厘米。

笔者立即被笔筒上字字老练、笔笔见力的刻工所俘虏。在一层自然的包浆中，朱熹的名篇《敬斋篇》阴刻下沉。全篇20行160字，每一字都有骨有肉，端庄有韵；每一笔都有起有伏，饱含激情，非大家难以达之。上有“光绪十一年（1885年）士俊制”楷书落款及“士俊、子安”两方小篆章，布局有致，功力突显。

朱熹学说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为学”。“为学”不光是获取知识，而更多的是指获取做人的品行和道德，贯穿他一生为人处事的持敬态度。《敬斋篇》集中反映了朱熹的这一思想，他将此挂于室内自警。刻家又将此镌于笔筒，是在传播朱熹的警策，也使这一笔筒超越了用于插笔的文房用具的一般价值，透露出晚清文人修身之道、济世之心的强烈倾向。这一类的的警策，至今仍具有启迪与匡时的现实意义。

落款“士俊”即于子安，江苏吴县人，是清晚期至民国间以竹刻为业的竹刻名家。活跃在京津一带，以书法擅长，并自书自刻，作品有扇骨、笔搁等。“琴形竹剑匣”为其知名传世品。此笔筒以警戒文句占据全部竹面，在以往所知于子安作品中甚是罕见，在晚清众多笔筒中也属少见。

笔者将此见解与卖主交流，他有点怅然，他原开价最高的是一件人物故事的晚清竹刻笔筒，虽也包浆四溢，刻工尚可，但一不是名家名篇，二属“共性”作品，岂可与于子安所制朱熹名篇笔筒相比！

黎瑛秋暮山水诗画笔筒

遇这一瓷质青花笔筒时（图2），店主似乎对它并不太看重。店主正忙着往纸箱装入一个个锦盒，要去长沙参加一个全国文物商店的展销会。

店主甩过一双白棉布薄手套，要我自赏这件高13.5厘米、底径12厘米的青花笔筒。笔者一上手觉得很沉，胎体厚重坚致，底足十分规范，密而细的跳刀痕，布满岁月沧桑，近4厘米的底心是一个白釉肚脐眼，上面楷书“大清光绪年制”青花款，已下沉至胎骨。精彩在于笔筒上的夕阳画面，远山逶迄，近水壮阔，岸边高树虬曲向上，一派秋暮景象。仔细品读发现岸边有归舟，几乎与高树融为一体。归舟上有一老者，正平静地遥望晚霞之中一队人字形雁阵徐徐西去。雁阵旁是两行密布的五绝：“此处新凉好，西风顾暮天。鸦归残照外，雁阵夕阳遥。”恰是一幅诗中有画、画中见诗的山水长卷。落款“庚寅秋日，竹庵黎瑛写并题草”，更使笔者欣然起敬，这原是晚清景德镇御窑画师黎瑛的作品。黎瑛流传作品以浅绛为多，但此浓淡相间的青花线条，虽比不上康熙青花线条刚健，却柔中有刚，厚中有灵，充满个性，富有变化。将秋暮、雁鸦、山水、人物融为一体，寄托了晚清文人艺匠对自然与生命的讴歌及对社会与生活的期盼。

此笔筒呈现出的奶白釉面与浓重青花对比之中，闪动着柔和酥光，以及卓越的制瓷工艺，留给后人长远的魅力。

双龙龙头方向一致的粉彩笔筒

光绪龙纹笔筒，以官制或民仿官制为多，做工画工考究精致。光绪龙纹不如康雍乾三代的威武张扬，但也不是完全轻弱无力。

笔者见此双龙笔筒时（图3），体会到光绪龙纹也具有恰到好处者。此双龙龙头、龙眼、龙身均着绿彩，而龙尾、龙鳞、龙舌、太阳云均着红彩，龙爪则以黄绿相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和变化。布满空间的流动云彩，形态各异，色彩多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最富创意的是，双龙并不是传统的对峙戏珠，争夺比高，而是龙头一致的朝一个方向在呼唤，龙身舞动呈弓状，颇见气势。可理解为五彩缤呈、热烈繁华的景象，来自龙头的所向方向一致，折射了当时民众一种美好的愿景。

此笔筒高13.6厘米，底径12厘米。釉上着彩明丽，画工潇洒，朵朵彩云如流动的波浪，烘托了双龙的勃勃生机。胎体坚致厚实。底部可见手制旋痕，如年轮一般，而且刷了一层考究的护胎釉，可见并非一般的民用笔筒。

责编 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