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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如是的红楼闲坐

2013-11-07凌鹰

椰城 2013年2期
关键词:陈寅恪文化

■凌鹰

盲人有两种,一种是双眼盲了,心也盲了,就那样被动地活在一片黑暗里,将自己的生命当作一盏油灯,由别人去点燃,也由别人去吹灭,或者就是让它自燃自灭,反正眼里无光,心里也没有了一丝亮光。另一种盲人是双眼虽然失明了,但心却依然亮着。心没有盲,那颗心就会看见许多的东西许多的事物,那颗心就会亮亮地照着他继续行走,继续狂奔,继续寻找。不允许他停下来,不允许他停在黑暗中,不允许他被动地活着。

毫无疑问,陈寅恪就是这第二种盲人。

做第二种盲人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刚刚失明那几年,陈寅恪心里的那盏灯也是摇曳不定的。他是大学教授,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史学大师,没有了眼睛,他怎么做学问?他怎么教学生?他怎么读书?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心里就特别的凄苦,特别的黑暗。我们从他《五十六岁生日绝句》的第一首绝句就可以看到,他心里的那双眼睛闭得有多紧:“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做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这心够灰暗的了,够绝望的了,居然将生日看成祭日,居然将人看作鬼。还在自己的书房门口题上一行令人心凉的文字:“不见为净之室”。

但陈寅恪毕竟是陈寅恪,毕竟有一种文化在支撑着他。一个思想者不可能有长久的黑暗的,也不可能长久地呆在黑暗里。因此,步于晚年的陈寅恪尽管在双眼失明之后,又在一次洗澡中摔断了双腿,就连出去散散步、闻闻花香、听听鸟语都无法正常行走,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他最终却找到了一个最佳去处——找柳如是,找这位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社会争议性的红颜知己喝茶聊天去。

于是就走进了柳如是遗落在清朝中的那座红楼,而且在红楼里一坐就是10年。

陈寅恪这部历时10年、洋洋85万字的长篇历史巨著《柳如是别传》是以钱牧斋和柳如是为故事核心、以明末清初的江南为社会背景的一部史实考订。这也是陈寅恪对治史之道的那种贯有的近乎繁琐的考证风格。本来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结果却被陈寅恪以其史家过于严谨的铺陈考证与叙说写成了一部有故事情节的“清史考录”。

对钱牧斋的诗文,陈寅恪尚在年少就开始阅读他的诗文了,并对其文才倍加仰慕。但由于后来专攻治诗考证,就没再仔细研读钱牧斋了。只因从清华园转迁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一日偶得常熟白茆港钱牧斋旧宅的一颗红豆,便又续上了对钱牧斋的那份“旧缘”,大发思古之幽情,尤对钱牧斋和柳如是的那段旷世情缘更生探微之心。目盲之后,对钱柳之诗更多了几许顿悟,亦更生发几许况味。于是开始陆续校释其诗,搜集整理其隐情轶事,打算做一件令世人难以理喻的“闲事”——瞑写钱牧斋和柳如是的那段姻缘秘史。

在中国历史的某个角落里,柳如是不过是秦淮八艳中的一个“大姐大”,一个常出入社会名流之间、艳色远播的金陵名妓。但陈寅恪却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点,在他心目中,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如云佳丽中的一朵清雅的奇葩。她虽然沦落风尘,却身心高洁。她敢爱敢恨,坚守秉性,她最初与周道登一见倾心,然后又爱上宁徵舆,继而又与陈子龙情投意合,最终与钱牧斋白头偕老。她天生丽质,才华横溢,忠心为国,明亡时力劝丈夫殉节,自己投水殉国。她胆识冲天,豪迈痴情,为救夫君愿以身替死。她神奇妙旷,脱尽红粉润气,虽身落风尘却侠气铮铮,如出污泥的圣洁白莲,为世人留不绝清芳。

如此一代国色天香的才女侠女美女,是可让世人众多男人望而汗颜。陈寅恪就觉得这位盖世才女无论是才华还是品性都让当时士大夫无法企及。即便是令他叹服的钱牧斋,与柳如是相较也大逊其色。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视角,这种文化良知,这种文化见识,陈寅恪才将原来书名《钱柳姻缘诗释证》改为《柳如是别传》。其中更重要的缘由,是陈寅恪特别推崇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词》和她的《东山酬和集》。

想当初,作为晚明文学家、东林党领袖人物的钱牧斋拜倒在柳如是的石榴裙下。而现在,作为近代民国第一位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却又对柳如是如此倾心尽力,这就足可见证陈寅恪用十年光阴瞑写出洋洋85万字三大册的《柳如是别传》决非晚年无聊之作。陈寅恪为柳如是心折的文化心迹,从其赋答友人吴宓的诗中足可窥其真意:“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

《柳如是别传》固然是部传记巨著,但这部书却并不好读,这与陈寅恪的治学风格与学术取向有关。

陈寅恪终生几乎都是潜于历史考证,且考证之细近乎繁琐。这虽然会造成他的著述的阅读障碍,甚至让一般人无法卒读,但其考证之细之详之实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学盘根究底的珍贵范本,这也是他在中国近代史家中能够确立其至高权威与地位的根本所在。

而对《柳如是别传》的瞑写,陈寅恪依然难脱终生考证的学风。所以,对书中人物,不是注重其人生走向的联贯叙述,而是多用考证来交待人物,且夹杂议论与感叹,全书就成了一部用故事考证人物,由人物引发考证的陈氏独有的长篇考证巨著而少了些许别传的阅读快感。这也是后来学界对这位声名显赫的史学泰斗放弃治史“本行”去写一个秦淮名妓而深感费解的原因所在。但我觉得这是学界对他的过于苛刻。我们没有理由因为陈寅恪是位史学大家,就去漠视他的真性情。柳如是早就是他心中的一个文化情结,他一直想解开这个结而又一直无暇去解。到了晚年,终有这份闲心,终有这份雅意,终有这番心念,去做一桩他想做的“闲事”,去了却一桩他一直未了的心愿,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至于书中这样那样的毛病,其中也是有诸多原因的。既然《柳如是别传》是一部瞑写之书,而“瞑”者意为“闭”。我们就知道了,这部书是陈寅恪闭着眼睛写出来的。闭着眼睛怎么写?当然由他口述别人代笔。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助手是黄萱女士。有关这部书的资料,除了陈寅恪一直装在脑子里储存着的那一些,其余所有资料都由助手黄萱去独立查找,找回来念给他听,再作取舍,然后再由黄萱整理汇总。最后又由陈寅恪口述,黄萱执笔代记,如是反复,历时十载,方成此书。

这样的一种“瞑写”过程,这样的一种成书真相,就已足够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某些一年能“炮制”数部长篇的“高产”作家们来说,他们对此也许有些不屑甚至觉得有点可笑。但这丝毫也不影响陈寅恪的情绪。因为他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根本就没想过这部书能否让后人看到。那时候,他的助手黄萱女士都被造反派强行赶走了,他自己后来都被停发了工资,连好不容易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那点钱都被冻结在银行里取不出来了,他与终生相依为命的妻子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且还要隔三差五地被批斗。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能够指望自己的书出版吗?他还指望用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去换稿费吗?但他并没因此而放弃对《柳如是别传》的精雕细琢!

因为他是为自己的心去写这部书的。

因为他是为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文化品质和文化人格去同柳如是会晤长谈的。

因为他是站在史学家的高峰去关注一个微小的江南名妓的。

明明知道不能出版,还要耗费十年的时光历尽种种磨难和屈辱去写这样一部“闲书”,陈寅恪的确是“老糊涂”了。

一种清醒得近乎透明的糊涂。

一种足可以让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望而落泪的糊涂!

但是,对于这样一位由一个“糊涂”老人写出来和“糊涂”巨著,我们在给予客观的评议的同时,又是否想到过,这其实更是一位文化老人的人生最后的文化静坐与精神的无尽永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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