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涧明

追根溯源，今天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古玩城都有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北京古玩城，然而，可能很少有人去想，北京古玩城乃至于“古玩城”这三个字，都是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产生的，从一开始，它就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成熟业态，而是一种探索与革命。今天，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让古玩城正在面临新的深度调整。那么，当年北京古玩城是如何创立的？它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今天古玩市场的新变化又将对古玩城业态产生哪些影响呢？本刊特别采访了北京古玩城的创立者宋建文先生，他的讲述将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下文根据对宋建文先生的讲述录音整理）——

都说北京古玩城是全国第一家古玩城，但实际上，古玩交易市场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天津沈阳道市场在1987年就开始了。北京古玩城建立之前，北京市内也已经有了七八处不固定的摊区市场，像白桥、长椿街、后海、鼓楼、朝外等，这些市场都是自发形成的。一开始，对这些市场，北京市文物局法制处、工商局执法大队等还是去经常盘查。那时候，我在东城区工商局工作，所负责的鼓楼一带也出现了一些卖古董的，我们经常会面对这些纠纷。后来我到了北京市工商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这些自发形成的市场应该怎样管理，是堵还是疏？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文物经营只能在国有的文物商店进行。那这些私下的民间交易该怎么办？怎么管？能不能进行下去？这些都是问题。

我们最初的想法也简单，就是想把那些自发出现的小摊点集中到一起，搞一个市场，从而便于监管。这其实是北京市文物局和工商局在思路上产生的一个变化。后来，这一市场搞起来了，叫作“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北京市文物局是支持做这个市场的，这和当时国内很多地方不一样——很多地方的文物局对文物市场开始是不支持的。

回想起来，北京古玩城能发展到今天，北京市政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从1992年开始，北京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牵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市场调研组。这个调研组包含了所有和文物市场有关系的单位，像文物局、工商局、税务局、海关、公安局等，并且开始了对全国文物市场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大调研。调研组的成员调研了全国很多地方，最后拿出了一份市场调研报告。其中，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文物从这里走向市场》。后来，这个报告为扭转大家既有观念，最终开放文物市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京市政府为文物市场定的调子是“适度开放”。实际上，当时是批了两家市场，一家就是在今天北京古玩城这个地方，叫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另一个是朝外大棚。

但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搞市场也有问题。比方说，今天看北京古玩城，觉得在三环边上，位置很好，但当时可不是这样。对北京来说，这里是很偏僻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我的住处相对离得还算近，住东四十条豁口，坐公交过来也得倒两次车，然后再走20分钟。就这样一个市场，你怎么吸引人过来？没人来，市场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想招人来，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该怎么办？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组织斗鸡、夜市、庙会，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太好的办法。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说我们应该搞拍卖。随后，我们就组织了100多件东西，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这场拍卖最后也就是百万元左右的成交额，还是在露天举行，但就是这次拍卖，对新生的古玩市场发展来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场拍卖会的时间是在1992年7月，比同年国家组织的著名的，92北京国际拍卖会还要早。

这次拍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把文物从旧货的概念中脱离了出来。在拍卖结束后，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的时候第一次使用了“文物监管物品市场”的概念，而国内外很多大的新闻社、报纸也都刊登了这次拍卖的消息。

在这次拍卖后，古玩市场获得了知名度，可是我们也因此给有关部门写了检查。在那时，很多市场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当时很多商户在各地农村进货的时候被抓的很多，剩下的主要去天津沈阳道进货。那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渠道货源拿到北京来，就地解决经营者进货渠道问题。

之后，我们就在市场周围建立了一个进货区，专给商户提供进货交易，还专门立了块牌子——“外国人禁止入内”。结果，这个进货区规模越来越大，从华威桥底下一直到对面，到处摆摊交易。我们看到这样不行，就决定叫停。这时，潘家园市场正好开张，大家就都去潘家园市场了。

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当时大家的思路是把这里做成“北京第二琉璃厂”。后来，这里因此被列入了“八五规划”。市场的改扩建工程也随之展开。当时，市场中商户为这一工程集资了500万元。其实，大家一开始期望值并不高，觉得搞成平房、四合院就可以了，可是后来，这个规划从投资3000万元上升到了1个亿以上，旅游局也进来了，投资5000万元。

市场的建设激动人心，可是，这个新市场该叫什么名字呢？旧货市场不能再叫了——当时有个外国人对我们说，“旧货”就是破烂儿的意思。可是，当时国家并没有正式同意开设文物市场，因此，文物市场不能叫，太敏感了！那我就说叫古玩城行不行？结果，这个名称因比较中性，各方都表示大体上可以接受，就叫古玩城了。后来，全国各地也就跟着都叫古玩城，实际上当时是个折中的方案。

不过，当时盖好的古玩城里面并没有驻满商户，只能占到两层——这么大的市场，剩余两层空着怎么办？我们想到了策划博览会。从1996年春节以后我们就开始张罗。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物商店都没什么联系，我们就想着把全国各地的文物商店都邀请过来。结果5月发请柬，到7月的时候，连一家愿意参与的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各家文物商店在当地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同时对于我们在文物艺术品经营中的身份、机制有疑虑。

后来，我们就分头到各个地方的文物商店去谈，甚至一次次到文物商店经理的家里去说明情况。经过我们的种种努力，博览会终于顺利召开。我们在北京古玩城一层搭建了50多个展位，38家文物商店参与其中，成交情况也非常好，像离得比较近的天津文物商店，展品全部售完，还进行了往返。辽宁省文物商店带来的东西也很快售完。

有了博览会，北京古玩城的影响力也出来了。原计划博览会两年举办一次，后来因为效果好，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又举办了一次，其中还专门出现了“各地古玩市场长廊”，邀请全国各地的文物市场过来展示。

通过举办博览会，1997年年底左右，北京古玩城终于商户驻满，各地文物市场也都开始了交流。北京古玩城与各地文物商店、古玩市场加强了联系，成立了5省市10市场联谊会。

此前，原来外地的文物市场都不敢叫古玩城。有了联谊会，大家都觉得理直气壮，回去就都改名叫古玩城。我们在博览会期间甚至把古玩城做成标语瀑布式的形式，以后各地举办博览会也都效仿，古玩博览会也由此走到了全国各地。

到了今天，“古玩城”这个概念大家都已经接受，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以此命名的古玩市场。可是，今天的市场和北京古玩城创立的时候已经不同了，很多新建的市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古玩城——过去古玩城少，老东西比较多，现在是古玩城太多了，但老东西少了。像我在原来某个有历史的古玩市场逛了一圈，看到老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我去参加一个古玩博览会，人气倒是很旺，但没看到多少真正的古董。

对于古玩市场来说，没有东西就没有生命力。可是今天，老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有老东西往往也很贵，与之相比，倒是新东西和仿的东西卖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经营古董的市场越来越少，更多的古玩城实际上是在以古董为核心，加入越来越多的与古董相关的新的工艺品，这是正常的，像当代的和田玉、翡翠等——你要想全民参与，东西的种类就必须扩展。

古玩城经营有它的瓶颈所在，比如说在北京，如果开一家奥特莱斯，那么它的第一年纯利润就会在1000万元以上，但经营古董行吗？这个行业不是规模经营，古董交易一年可能就是几件东西，这样，古玩城的租金价格很难涨上去，古玩城要生存，就要在新工艺品等上面找出路。

所以，今天的古玩城出路是两种：一种是坚持传统，就是走古董聚合之路，把古董资源聚合在一起，这个已经很难了；第二种就是开拓新渠道。就这两条路。

像北京弘玉博古玩城开始运作的时候，我就说：要是做跟过去一样的古玩城，那就别做了，没什么意思。我的想法就是要做成会馆，也就是把在古玩圈子里相对的尖子，门类中相对尖端的东西聚拢在一起，形成一种使古玩聚集的新渠道。

为此，我办好了“古玩艺术会馆”的执照。当然，这个执照真正批下来也不容易，我必须解释明白，这个古玩艺术会馆不是一般意义的会馆，而是以文化商品展览为主题的会馆，没吃没喝没住，但它是一个业内交流的平台。

与旧有的古玩城相比，古玩艺术会馆从建制到名称都有了一个正式的变化。我看其他地方还是叫市场，没有做会馆的，因为做古玩会馆，没有条件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原来有内部商会，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组织机构的聚合。不过，古玩会馆所体现出来的思路，就是把各种顶尖的古玩艺术品聚合起来，形成平台，这个是与过去古玩城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对行业产生新的示范效应。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