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仪

佛像是表现佛教教理、教义和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形式，因此古人也将佛教称为“像教”。中国古代历朝佛像不仅体现着佛教自身的发展及演变轨迹，而且因为其受到不同时代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使世俗社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融入其中，从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近20年来，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日趋成熟，古代佛像渐渐被广大藏家所认识，成为独具一格的收藏门类。

熟悉央视“寻宝”节目的观众都知道金申。他点评佛像时总是非常具体地解释出这尊佛像的名称、佛经出处、时代特征以及制作风格等，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真赝，所述理由令人折服。在点评时，常常引经据典，穿插背景知识和佛教故事，观众听得津津有味，既增长了知识，又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金申先生常对朋友说：自己根本没想过这辈子会成为一位佛教文物鉴定家。然而现在他高超的佛造像鉴赏水平已为同行所公认。那么，他是怎样走上佛像鉴定之路的？7月25日下午，在金申先生北京的工作室，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寒窗不计秋

金申，回族，194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医生家庭，与新中国同龄。 1968年，和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命运一样，上山下乡，金申去了内蒙古。在内蒙古，金申得益于从小积累的绘画基础，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不同，他没有在农村过多地从事体力劳动，就被抽调到县电影院放映站做美工和放映员。1973年他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作为班长的金申，绘画水平出类拔萃。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很多同学把我当作师长，因为整天朝夕相处，看我的画，比看老师的作品进步更快。那时我的许多长期课堂作业，也都被作为优秀范本留校资料室了。现在我还留着一些学生时代的油画习作，只可惜是九牛一毛，多数佚失了。”1976年金申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当了3年美术教师。由于自幼酷爱文史，且以杂览群书为乐，在听说包头市成立文物管理所的时候，他毛遂自荐，进入了文物管理所。

在包头文物管理所工作期间，他主要从事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和文物调查工作。包头的清代喇嘛庙很多，而且那时有很多喇嘛庙需要修复，这样，修复寺庙、征集寺庙文物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在既有美术基础又喜欢文史的金申肩上。据他说：“20多年前在内蒙古搞这门学问，基本上可以说是问学无门，虽也向有些研究蒙古佛教史的学者不时请教，但佛教美术不是这些先生研究的专长。所以那时所获知识主要是靠我调查寺院和采访老喇嘛而得来。在读文史书时，遇到有关寺庙的段落就摘录下来，一麟半爪，集腋成裘。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李安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调查甘青藏藏传佛教寺庙的多篇文章，文中有关佛像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的成果，让我第一次知道藏传佛教的佛像具有这么深奥的学问。对于《蒙古的喇嘛教》《蒙古学问寺》等日本学者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调查蒙古地区的佛教和美术的著作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复印，每日翻阅，从不离身。以后又陆续找到日本当代学者赖富本宏、真锅俊照等人的著作，起初是麻烦懂日文的老教师来帮我释读，后来自学了一段日语后，竟也敢靠字典将所需章节翻译出来。直到1983年前后李冀诚先生著《西藏佛教密宗艺术》香港版发行，一下让我弄懂了许多问题。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从佛教图像的角度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图文并茂。”

1982～1984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维修土默特旗明代寺院美岱召，金申受命全面主持维修，吃住全在工地。这期间他将佛教史、蒙古史研究结合蒙藏文物实地调查维修，一下子学问就上了一个新台阶。他连续三年主持修复美岱召，通过查阅文献和研究现存壁画，对美岱召的历史发表了数篇考证文章，其中《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蒙古服饰的演变》《美岱召及其壁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性。后来出版的单行本《喇嘛庙——佛的世界》，也是在这时期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整理的。

就这样，金申在包头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一晃就是春秋五载。

台下十年功

1985年金申返京，在北京法源寺内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从事佛教文史、佛经版本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幸在中国著名的佛学家、文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先生指导下工作。提及恩师周绍良，金申感慨良多：“当年我在周先生的指导下参与整理过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周先生认为现存云居寺的千人邑会碑对研究辽代佛教史和云居寺刻经很重要，令我琢磨琢磨写篇文章。我抄录了数百张卡片，几易其稿，中间周先生还亲自帮我操刀斧正，并将成文推荐到《文物》杂志发表。通过写作那篇论文，使我在学术的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找到了路数。周先生不光是在学术上奖掖后进，在我擅长的领域他也多加鼓励。一次国家文物局请周先生和我去鉴定几件盗窃案的涉案佛教文物，内中有一件铜制的大金刚杵，周先生认为是清代的，我根据其形制和纹饰判断是元代的，得到其他同志的赞同。周先生丝毫没有因自己是大学者意见却遭到晚辈的否定而觉得面子不好看，也连声说‘对、对。此后，周先生还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你在佛像鉴定方面的成绩，我很佩服啊！”金申常对人言：“周先生为人处事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终生最受用的。”那段时间，金申将治学范围集中在佛教文史、经籍版本考证方面，在广泛搜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考证古代佛教史实，不囿前人旧说，撰写的《房山县云居寺千人邑会碑初探》，至今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辽代刻经史和北京辽代佛教史必读的参考资料。对明代的方册大藏经《嘉兴藏》的始刻年月、刻经经过、版本特征等，金申也都一一下大力气研究，许多观点均是他首次提出。

1987年金申东渡日本深造。他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成城大学又系统地研究了5年的佛教美术。期间，他了解到日本学者领先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上当时日本在文献检索、资料查阅上更为便捷，相关的展览和书籍也多，其学养精进迅猛。回国后金申没有停滞，而是系统、深入地对全国大部分石窟进行实地调查，并考察了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韩国等国的佛教遗迹，以及欧美各国的博物馆。知行合一的他终于在佛教文物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视角。

技成开生面

1992年金申在编写《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的过程中，因要对流散海内外的单尊纪年佛像按年代排序列，他发现了很多佛像上呈现的信息相互矛盾，无法排序，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所谓的世界名品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赝品。“佛造像鉴定的重要性在于，赝品一旦被人承认，财力上招致损失尚且事小，有的精心伪作，甚至被某些学者用来修正和补充佛教史和艺术史，那可实在是贻害不浅。”

事实上，浩如烟海，流布于全世界公立、私立博物馆，私人收藏家以及古董店的中国古代佛像，由于脱离了当年供奉的环境，缺乏可靠的断代依据，有的即使有铭文题记也不能完全凭信。当面对一尊尊单独佛像来分析它的时代、产地、尊名、真伪等问题时，就要调动佛教史、佛学方面的知识来辨别造像的神格、尊名和典故，用历史、佛教美术、工艺制作等诸方面因素来考证真伪，这些事迫切需要有人开创先河。

时代需要金申，当然他也足可胜任。“科学地研究佛教造像，其实是西方人开了这个风气。我国过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很少，特别是对单尊的流散佛像，一旦脱离了当年存在的环境就不容易考证，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容易使学者上当。我是摸索着走出来的。每尊造像背后都涉及很多门类的学问，考证起来其乐无穷。特别是面对伪作，作伪者出于获利的目的，不管怎样费尽心机，精心模仿，若运用综合学识鉴定，发现某个问题就穷追不舍，肯定能找出赝品的破绽来。”他这样说。金申每发现典型的特别是早已被中外学术界承认的伪造的“世界名品”，就顺手写论文考辨一通，以正视听，文章却越写越刹不住。凭借着真知灼见，他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广受关注。这时候又恰随应了国内收藏佛像热潮的需要，文章被渴望收藏古代佛像的藏家们反复嚼读，学了就用，马上见效。十年来他的20余本著作也接连被出版，包括《佛像雕刻名品图录》《佛像的鉴定与收藏》《佛像的系谱》（译作）、《历代佛像真伪鉴定》《海外及港台收藏古代佛像珍品》，论文则被汇编于《佛教美术丛考》和《佛教美术丛考续编》，初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佛像研究和鉴定理论。

学为以致用

2000年，北京赵公口汽车站民警查获了一尊被窃运走私的佛首，相关部门请金申给予鉴定。虽然很快确定了其艺术风格与制作年代，却因不知盗取自何地的佛像之上，只好将此佛首暂存在北京石刻博物馆。2004年秋，金申应邀到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参观时，他敏锐地发现一尊佛像的头与身不符。询问后方知佛首是被盗后的替代补救复制品。经联想并进一步观察，发现佛身无论艺术风格还是制作时代，均与在4年前北京查获的佛首有着诸多吻合之处。于是向馆方说明情况，回京后于中斡旋，终促成这尊佛像身首完聚。现在这尊古代就著录过的名品“张郭造像”旁还摆放着一块说明牌，记载着这段神奇的故事。金申以此事为荣，这也印证了他一直推崇的观点：学术研究应该学以致用，最终目的应是服务于社会。

金申告诉记者，过去在文博界没有关于佛像鉴定的门类。主要是因为那时佛像假的就少，大家围绕的又多是石窟寺、壁画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进行研究，顶多是分期的差别，有人分得早有人分得晚。可现在流散的佛像多，伪作又多，一些学者使用材料又不慎重，结论往往南辕北辙，收藏者必须提高警惕。

金申还不辞辛苦，多年来为国家文物局和地方博物馆讲学，培训鉴定人才。第一次为国家文物局举行讲座是在1993年，提起当年讲课的情景他不无感慨：“当年听过我课的很多学员现在已成了各地文博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不敢说桃李满天下，起码走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都冷不丁有人称呼为老师，真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多数已根本想不起来眼前为何人了。直到今天文博圈里的人只要是出于学术目的给我发的邮件，请教问题，我都无保留地给予回答。”

在金申研究成果的滋养下，民间收藏和研究佛像的水平也显著提高。“以前的拍卖目录，佛名写得乱七八糟，描述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语无伦次。现在拍卖图录上从佛名到描述都挺到位。民间从事佛像专题收藏的人也多了，虽然多数藏家的藏品真伪参半，甚至满藏皆伪的情况也不少，但有些藏家因为自己有心得，也的确收到了一些质量不错的藏品，玩得挺有水平。”

其实金申自己也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从事收藏，藏品从可遇不可求的早期十六国佛像到明清金铜佛像，形成时代系列。有些藏品完全可以与国内外一流博物馆所藏佛像媲美，甚至可填补某些学术研究的空白。他说：“好的东西是有共鸣的，你喜欢大家也会喜欢。有些辉煌巨制，文质兼美，可遇而不可求，纵摒万金也值得。但有的表面华美并无深层意趣的作品，过目也即可忘却了。倒是有些残躯断臂、乍看相貌平常的佛像却蕴藏着深层的意味，或者说很能代表某一时代、某一流派的风格，有窥豹一斑的效用。如同买不起昂贵的元青花整器，却不妨揣摩几块釉色纯正的元青花瓷片一样，真正能吃透了，以后没准会有捡漏的机会，收藏最大的乐趣也就在那时的斩获上。别人看不懂你能看懂，别人能看出1万元的价值，你却能看到10万元的价值，例如斯瓦特的佛像过去人们听都没听过，我两千元都买过，这就是学习的收获。”

还作故乡声

金申学生时代的梦想是当油画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坐了30年的冷板凳，出了二十几本书，没留神，却被封为了鉴定家。近年来他推却不少社会活动，又重拾画笔，作品时有在一些知名拍卖行参拍，让人见识到了这位能文能武专家的另一面。

金申的画作立意高远，画风质朴，不落窠臼，很有看头。他因烂熟历代造像，即兴挥就的达摩、钟馗往往寥寥数笔便形神兼备，神态生动，直入佛教境界。又因内蒙古多年的生活素材积累，所画的草原风光清新自然，绘马更为拿手，直追黄胄先生，生动泼辣。但耳顺之年的他心态平和，现在美术界大部分人不知道他能画画，知道他会画画的多是了解他的粉丝，他也从来没有与美术界知名画家拼个高低的心态。他大块文章不想写了，画画只是技痒难忍而为之，虽说画笔扔了30多年，但还能捡起来，如今有空了才终于重操故业。他说画好画坏随人评说，他不是美术圈里的人，画起画来更没有负担，尽兴即可。有人说他的画有一股气息，这很有道理，这是因为金申先生的文史底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金申说他画不了死气沉沉的东西，画画往往一气呵成，古人所谓画画第一就是气韵生动，实为真知灼见。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