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仪

戴志强，1944年出生于上海钱币世家，自幼随其父、民国钱币收藏大家戴葆庭出入上海古玩市场，同时参加上海泉币学社例会，结交泉家、鸿儒。196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时代他曾不畏名家旧说，在“漳州军饷”银币铸造年代上与郭沫若先生大胆一辩。参加工作后他先后任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副馆长、安阳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杂志副主编、主编，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处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副司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等职，凭借自身渊博的学识，多次为国家发现、挽回多件重要文物，功不可没。退休后，他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等职，继续发挥余热。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数十年，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及其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钱币学研究方法，还积极领导并实践了钱币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把科学考古、文献分析和现代科学手段运用到钱币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近日，本刊记者赴京采访了戴志强先生，请他勾勒近20年来中国钱币界的发展历程，一探收藏领域这20年的发展变化。

记者：从1993年到2013年，《收藏》杂志创刊整整20年，这20年同时又是中国收藏市场高速发展的20年。您身处其中，一定有很多感触愿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吧？

戴志强：你们的来访勾起了我的回忆，20年前的场景好像还在眼前一样。那时是杨才玉社长亲自来到北京，通过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寻找各文物门类的鉴定专家担任杂志的顾问，我第一次知道了《收藏》杂志。以后《收藏》杂志一直开设钱币栏目，不曾间断过。该栏目介绍各大博物馆的钱币藏品、民间藏家的收藏，也关注各种古币和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金银纪念币。作为一名钱币爱好者、研究者，我每期都会看，非常感谢你们。很敬佩你们两点：一是持之以恒。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20年坚持下来不容易。二是你们不仅坚持下来了，还不断提高，连同编辑的水平、作者的水平都在步步提升，精进不休，这使得你们背后有一支充满力量的作者队伍在支持。现在的钱币栏目责编戎畋松，我对他有了解，他基本功扎实，博学多才，又对钱币界的人员熟悉，所以《收藏》现在的钱币栏目从专业的角度看，很不错。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专业媒体的存在，收藏领域才有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它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学习，从而认识到文物的价值。

记者：据您了解现在从民间成长起来的真正的钱币研究专家，在全国多不多？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

戴志强：在民间成长起来的藏家很多，但能达到高水平的毕竟又是不多的。今天收藏的人群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是民间所谓的“实战派”。这些人多是有收藏爱好，长期在市场中躬行实践，摸爬滚打，他们见实物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眼力佳；另外一部分人是民间所谓的“学院派”，特点是在做学问上。如大学里的本科生、研究生所学专业本身就是考古、文物专业的人士，以及研究所、社科院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这类人的特点是史学和古文字的功夫很深，但对实物的鉴定功力却不一定够。

这两类藏家其实也是两大流派，我认为这两类人若能相互结合起来会更好。我举一个例子。若钱币学家要进行先秦货币研究，就一定会涉及到古文字，先秦最好的文字都在货币上，这时若没有古文字学家的参与，先秦货币研究是没有办法开始的。同时没有真正的钱币收藏家和钱币学家，光有古文字学家，恐怕也是不行。因为古文字学家不靠实物，只靠书本、照片、拓片，恐怕也会走弯路。现在两个流派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分明了，我们以前搞钱币收藏的老一辈藏家，只讲求“物以稀为贵”，但凡是稀有古钱，是在市场上没见到过的，就购藏了。而关于这枚钱的其他信息不会多问，如在哪里出土，出土情况是什么？他不关心。而现在出现一枚古钱，是在什么地方出的，什么情况下出的，藏家们会问，会考究，其实这就是把钱币学跟考古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

近些年来我参加过一些民间收藏爱好者组织的活动，动辄是好几百人参与，会场上济济一堂的多是年轻人，这说明这些年我国不光收藏钱币的人数增多了，而且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多，钱币界后继有人了。另外，这些年轻人在学历、修养方面整体都比以前高出不少。

记者：民国时期的钱币收藏是钱币收藏史上的一个高峰，与民国时期的藏家相比，您认为当代的藏家有哪些不足？

戴志强：在20世纪30～50年代，江浙一带钱币收藏研究的中心是上海，老一代的知名钱币鉴定家，包括其他有关的文物鉴定研究专家大部分出自上海。当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泉币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钱币的团体，因为我父亲是这个学社的骨干成员，所以我有幸可以参加他们的聚会，我赶上了50年代的一个尾巴，所以老一辈的钱币专家我都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社团活动是每个周末都有一个聚会，印象中他们的活动规矩、和谐又自由，常把一些新发现的钱币拿来供大家评论，也将一些疑难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大家议论的结果是什么，都有记录。这些收藏家多是些文化人、儒商，确实修养很高，谈吐优雅，气度不凡。

钱币在今天是收藏人数最多的一种文物，因为钱币和其他文物不一样，收藏的门坎可高可低、可大可小、可深可浅，所以普及面就宽。普通的中小学生、工人、农民都可以收藏，几块钱几十块钱就可以收藏一些普通的钱币。但是，入门之后，随着收藏境界的提高，收藏知识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需要循序渐进。我刚才讲藏家的水平、修养提高了，也只是相对来说的，事实上还远远不够。但只要矢志不渝，坚持进步，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相信再过20年肯定会更好。

记者：在您看来，新时代下的收藏市场又有哪些变化？

戴志强：直观地看，这些年的收藏市场在规模上变得更大了，在各方面也更加完善与丰富。不过实质性的东西我认为并没有变。我们认为过去的收藏市场没有今天火爆，其实现在的古玩市场你平时去人也是不多的。像北京琉璃厂、上海的古玩市场都一样，除非周末，平时人也并不多。我从小是在上海的古玩市场泡大的，从我家到小学去读书必须经过古玩市场，所以每天放学以后我都是先到古玩市场，在那里泡一两个小时后再回家。现在古玩商的交易模式同民国时期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收一件东西，什么年代的，应该卖多少钱，应该卖给谁，他自己脑海中很清楚。圈子外的人去看时，桌面上摆放的都是普通东西、垃圾货，好的也都是赝品。而某先生来了，他是懂行的，古玩商就会把他想要的东西拿出来。民国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那时是古玩商直接送到对方府上罢了。

过去收藏都是上层人士玩，而现在却是一种大众行为了。从收藏结果看，大藏家依然是那些有实业支撑的人。民间的一些藏家是很可怜的，收藏的东西全是假的，但他还执迷不悟，倾家荡产把所有财富都押了进去，还津津乐道于此，到最后是一文不值。他们不知收藏市场有时是很凶险的。

记者：艺术品市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趋于成熟。现在藏家开始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二级市场，即拍卖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戴志强：拍卖市场近些年总的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拿钱币来说，20年前刚开始出现拍卖时，钱币还混迹在杂项里，没有专场拍卖，拍品也是很少的几件。而今天不仅钱币从杂项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专场，而且把钱币拍卖分有古钱专场、机制币专场、纸币专场，甚至当代币也有了专场。每一次春、秋季的大拍，送来的图录都是一大摞，拍品数量也大大增多了。因为市场需要，还应运而生了只经营钱币拍卖的公司，有的公司还试水了网络拍卖，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我一直认为：收藏一定要有专题，这样才能不断深化，才能超越别人，才能收藏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钱币拍卖专场的细分，也反映出了钱币藏家近些年的分工越来越细了，藏家们有了专项收藏的方向，向更加专精型的藏家发展，这是一种进步。

记者：近年拍卖业迅速崛起，拍品增多，拍场热闹异常，您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

戴志强：拍品多首先是与拍卖行方面绞尽脑汁征集拍品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很多过去流出的高质量文物今天在回流、倒流。十七八年前我到香港，与当时香港钱币学会的马会长交流。那时的情况是尽管有法律约束和海关把控，钱币走私的情况仍很严重，钱币在大量外流。可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看法，就是这些文物早晚是要回流的！这种钱币外流的情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那时没有人听说过谁从国外买了一枚钱币，从外国买钱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看法呢？因为我们清楚中国文物的市场在中国本土，在外背井离乡，只能是暂时的。果不其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日益趋好，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他们自然就有了收藏愿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很多古币开始回流，到现在不光是以前流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日本、东南亚等国的中国古币在回流，包括流入西方的也都在回流。张叔驯的藏品现在回来了，日本大藏家曾收购我们的珍稀古币回来了，北京诚轩那件创纪录的“下阳”背“十七两”三孔布以368万元成交，是我们旧谱的东西，我猜测就是四五十年代出去的，现在也回来了。拍卖公司让这些钱币回流，他们赚取了利润，而从大局来说，我们的钱币、我们的文物返回祖国是好事情，对学术研究、文化传承都很有益处。

但是我觉得现在拍卖行中也存在很大问题。一大问题就是拍卖行不保真，使得一些赝品流入了拍卖市场。其实每个拍卖公司开拍前也都让国家的文博机构检查把关，但把关时对我们这些专家的要求仅仅是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否是新出土的；二是否是珍贵文物，对拍品的真假却没有要求，事实上这是个漏洞。一些拍卖行因为没有了约束与监管，将一些赝品堂而皇之地输入市场，而这些有了“著录”的赝品更因此被人传播，对后人的学习、研究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现在随着拍卖行数量增多，拍场上的赝品越来越多，很多小拍卖行的拍品更是不堪入目，有时翻出100件拍品，有几件是真的就不错了，但是它们也盈利。我曾就此现象与某拍卖公司的老板聊过，告诫他：你的品牌只有一个，你要注意。让你保证100%真品率，不可能做到，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你，但你假东西的比率在上升，就不可以。极个别的高仿品你漏鉴上拍了，是情有可原，而你明知道是假货，也放任自流，允许上拍，你的牌子是早晚要被敲掉的。现在这些不守规矩的拍卖行，我看以后绝大多数都将被淘汰出局，留存不了几家。

记者：这些年民间的钱币博物馆层出不穷，您认为近年诞生了这么多的博物馆真是社会的刚性需求吗？

戴志强：民间博物馆的水平确实是参差不齐的。有的水平很高，藏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藏品；但有的博物馆展出的全是假东西。以前我们把博物馆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很好的藏品不敢称之为博物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国外也是如此，有两件好的藏品，再配上几件辅助展品就叫博物馆了。欧洲一个很小的城市会有几十家博物馆，中国有百八十个钱币博物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属于正常现象。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有无存在的必要，关键是看它如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作用，而不是另有目的，念歪了经。

记者：我们刚谈了许多硬实力方面的变化，身体跑得太快，灵魂会跟不上。什么是这些年来被我们忽视的又急需提升的软实力呢？

戴志强：我认为搞钱币收藏首先要讲泉德，要讲收藏的道德。这不光是那些拍卖公司的人要追求，收藏者也要追求。现在我们有的收藏者买了假货，回去后一研究，或者经高人一指点，发现是假的，一般选择是扔了，因为这不是他要的范围。而另一种人则是今天1万元买进了赝品，明天会1万二三再出手，总之他不能吃亏。这就是缺少道德。我父亲为什么在圈内声誉高呢？就是因为他很讲泉德，凡从他手里出去的东西他保真；如果从他那拿到的东西有疑问，他包退。我看今天咱们的拍卖行都没有这个气魄。这其实是做人的基本素质，是我们买卖钱币的基本素质。我想对今天的藏家说，不要怕买到赝品，以前的人眼界为什么高呢？他吃进一个假货对他是刻骨铭心的。我父亲也曾经吃进一个“嘉定铁钱”赝品，他开始以为是真的，后来发现假了，他没有扔，而是一直悬在腰上，几十年中时不时地看，提醒自己。

第二，藏家一定要有学养、修养。新中国成立前说到钱币就是指古钱。古钱学那时是个三级学科，历史学下包括考古学，考古学下才有古钱学，古钱学是最低的学科分类。而现在“钱币”一词已经被叫响，在词典中有了属于它的条目；“钱币学”也突破了古钱学的意义，不能再被历史学、考古学完全包括。当钱币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学科时，收藏钱币的你就是一个文化人，基本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你没有，你能成为一个钱币学家吗？能成为一个收藏大家吗？不可能的。一些收藏者不学习知识，也不提高自身修养，他是永远成不了才的。就是功利的只想懂得钱币鉴定，也要明白你不可能每一件东西都见过，一件新的东西出现，你怎么鉴定真假呢？钱币鉴定一定还要借助其他知识，知识面越宽、越厚，你的眼力才能越高。不过现在有这么多人从事收藏事业，基数这么大，我肯定以后会出一两个大家的。

记者：您一生与钱币有着不解之缘，钱币伴随您从青丝走到白发，在走过这变革巨大的几十年后，您心底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戴志强：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跟我聊天说：现在我们的文物都死在仓库了！他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因为那时文物只有几个保管员能看到，其他人接触不到。他的话让我感同身受，那个时候即便再要求进步，再想学习，好多藏品也是看不到的。在当时的体制下想出人才根本不可能。现在不管我们的市场有多少问题存在，但毕竟已经很大程度地开放了，很多过去看不到的珍品现在能看到了，资源开始共享了，交流也更自由了。所以，我最大的感触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不是讲什么大道理。拿《收藏》杂志来说，如果在“文革”中，别说办这本杂志了，搞收藏都是要被批斗打倒的。所以一切都是要在大气候下发展成长的。 责编 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