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天

历史上的“贡瓷”制度，至迟在唐代即已出现，

发展到宋代，更形成了专门为宫廷烧造瓷器的“官窑”。那么，处处皆欲与宋廷一争高下的西夏王朝，其官府瓷器的烧造情况如何？有没有自己的“官窑”呢？

北宋官窑还有很多谜团尚未揭开。当时处于文化中心地带的北宋官窑尚且如此，荒鄙偏远的辽、西夏诸国，其官府瓷器的烧造情况则更鲜为人知，显得愈发神秘。幸运的是，笔者于多次赴西北考察的过程中，征集到一些瓷片标本，尤其是两个刻划有铭文的大瓮残片，显示了其作为官府定烧瓷器的属性，以其为突破口，结合其他标本和文献资料，笔者试就西夏官府瓷器的烧造情况作一探究。

“东平王衙下”铭文瓷片

该瓷片是一黑褐釉瓮的口部及上腹部（图1）。距口沿约5厘米处，自上而下刻划铭文五字：“东平王衙下”。“衙”字最右侧偏旁缺省，应属当时的异体字或误笔。字结体端正，线条粗细均匀，笔画遒劲，风格硬朗。瓷片高25厘米，宽约27厘米，釉较薄，胎浅米黄色，口部外翻，上沿及侧沿皆切削硬朗，缩颈。传瓷片采集于灵武回民巷窑外侧南部某处。从其造型、胎、釉的特征判断，为西夏制品无疑。从口部造型及瓷片整体弧度看，其完整器应接近于现藏日本的黑褐釉剔划牡丹纹罐（图2）。

西夏“东平王”的封号未见诸史料记载。但是，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本《杂字》残卷的“官位部第十七”中，收录有西夏自皇帝以下的中央官职与封号，包括尚书、令公、三公、郡王、嗣王等，而“平王”也赫然在列。显然，“平王”表示等级及封号性质，“东平王”“西平王”“南平王”“北平王”则是当时具体的封号。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多有这种名称的王位之封，翻检史籍，俯拾皆是。当时处于西夏宗主国地位的宋、辽也有类似封赏。比如《辽史》记载：辽代大将、皇亲萧排押曾随辽圣宗征高丽，有战功，“（开泰）五年（1016年），进东平王”。北宋太祖、太宗之弟廷美，有孙名承干，“以艺文儒学名于宗藩”，死后获得神宗嘉奖，追封为东平王。

西夏建国之前，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自后周皇帝于954年封李彝殷为“西平王”始，这一封号便一直由西夏王族李氏袭承。10世纪晚期，辽、宋相继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后李德明、李元昊父子也相继接受了宋廷所赐“西平王”的封号，一直到李元昊称帝后，宋廷才于1039年削去其封赏。

西夏建立之初，其官职的设置均模仿北宋，故西夏内部王侯的封赏名目也极有可能模仿北宋朝廷。西夏以四方命名的王侯之封，见诸记载的还有“南平王”，清代佚名所撰《西夏志略》载：“睍，清平郡王子，初封南平王。”西夏末帝李睍在继承皇位前，被封为南平王。

“东平王衙下”瓷片的面世清楚地表明西夏确有“东平王”之封号，而且，刻划有此铭文的瓷瓮，当为东平王府定烧瓷。

“三司”铭文瓷片

该瓷片是一件茶叶末釉瓮的口部及上腹部（图3）。距口沿约4厘米处开始，自上而下刻划铭文两字：“三司”。字体风格与前面的“东平王衙下”铭文类似，只不过线条稍粗。瓷片高21厘米，宽约31厘米，釉褐色微绿，也称茶叶末釉，胎浅米黄色，芒口，口部为斜唇口微外侈，缩颈。传瓷片采集于灵武磁窑堡窑址某处。从其造型、胎、釉的特征判断为西夏时期制品无疑，其完整器当与西夏博物馆（银川）藏黑釉瓮（图4）造型一致。

《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继承王位后在1033年建立了一套中央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等，其制度多与宋朝相同。其中中书、枢密、三司是掌管王国政、军、财的最高行政机构，即中书主持政务，枢密掌管兵政事务，而三司，“唐代称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主管国家的财政赋税。宋朝沿袭唐制，西夏又沿袭宋三司设置”。

有“三司”铭文的瓷瓮，为西夏中央政府中主管财政的三司所定烧的瓷器。

其他西夏瓷标本所具有的贡瓷特征

除上述两片瓷片标本确认无误为官府用瓷以外，出土于灵武窑的标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官府或宫廷用瓷的特征，兹举几例：

黑釉唾盂（图5） 为回民巷窑产品。器壁较薄，制作精致。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同于一般西夏瓷的外壁施半釉，底足露胎，并以石英砂垫烧的特点，而是内外均满釉，内底部以支钉垫烧，圈足亦施了釉，制作含蓄精致。在中原地区，类似这种底足的处理也极少能在民间用瓷上发现，所以很显然，这个西夏黑釉唾盂是按照中原贡瓷的标准制作的。

银酱釉剔划牡丹纹梅瓶瓷片（图6） 釉色闪亮夺目，胎质坚硬，从残存的部分可以推知其高度和腹径都比一般西夏梅瓶要大，而其腹部器壁的平均厚度仅为四五毫米，如此硕大的器形，器壁又如此之薄，稍有不慎即容易破碎，显然不适合民间劳动人民使用。梅瓶主要用来储酒，这个梅瓶标本如果不是因破损留在窑址，恐怕在当时应该早被细心地存储于架上，或在某个宴席被婢女小心翼翼地抱持着侍立于一侧了。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七卷“敕禁门”下规定：佛殿、星宫、神庙、内宫等除外，普通官民屋舍上不得有莲花装饰，不允许涂画大朱、大青、大绿等颜色。以莲花为主的图案在西夏瓷器上虽不像牡丹那么普遍，但也不少见如图7、8两件梅瓶。西夏剔划花梅瓶制作工艺精湛，费时费力。迄今为止，西夏梅瓶的出土地点都临近或位于西夏主要州、府、监军司处，所以有理由推测，绝大多数西夏梅瓶都有可能是为官府包括寺院、监军司烧造的贡瓷。之所以把寺院用瓷也纳入贡瓷的范围，是因为西夏僧侣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地位，某些方面甚至凌驾于普通官吏之上。黑水城出土文献《杂字》残卷所收录的西夏官职与封号中，与僧侣有关的竟占了十分之一，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僧人”等，与诸官职同列，可见僧侣在西夏的地位非同一般。故其对所用器皿必然也有很高的要求。

西夏时期，灵武窑烧造有一定数量的瓦当和滴水（图9），纹饰无论兽首还是花卉，均雕凿精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胎质为硬度极高的瓷胎，比同一窑的一般瓷器胎质稍粗，但烧成温度相近。而即使是在西夏王陵出土的类似器物，也多为灰陶或挂绿釉红陶胎制品，质地比灵武窑制品要疏松得多。显然，灵武窑这些在同类产品中堪称翘楚的瓦当和滴水，也当是为官府或寺院烧造。

灵武窑在西夏时期承担了烧造贡瓷的任务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除灵武窑外，西夏王陵出土瓷器中的白胎透明釉瓷器（图10、11）被认为产自于贺兰山插旗沟窑，故插旗沟窑当是另一个西夏贡瓷的烧造场所。

关于西夏官窑的问题

灵武窑是否为官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官窑的定义。官窑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条件：1.必须是官府，甚至宫廷大内直接所设之窑；2.所烧之器质量与民用瓷差别大，并禁止流入民间。那么，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灵武窑稍作考察可知，其产品以民间用瓷为主，尤以碗、碟为大宗。尽管梅瓶之类器物有可能大多数是作为贡瓷来烧造的，但其主要装饰风格比如剔划花，在其他器物如某些不具备贡瓷特征的罐、瓮、钵上也普遍使用，也就是说，西夏贡瓷与民用瓷尽管精粗有别，但其工艺特点、主要的装饰风格以及产地均无太大差别，很明显，这是贡瓷瓷窑与民用瓷窑没有进行严格区分，那么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官窑了。

至于插旗沟窑，尽管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其为西夏官窑，但考虑到其产品唯胎色比灵武窑产品更白，而其釉色、釉质、造型工艺与灵武窑产品相比均无明显优势，有些方面，比如器壁较厚，修足厚笨，这些都明显输于灵武窑，故称之为“官窑”尚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将其作为西夏“贡瓷”的烧造窑场来表述则比较准确。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西夏瓷器成型之时，北宋的官窑可能还未出现。西夏瓷器受晚唐、五代以来尤其是北宋前期磁州窑系、定窑系陶瓷和辽国陶瓷工艺的影响，约在西夏建国后的西夏前期，形成了自己的装饰手法、风格和器物种类等整套体系，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成熟和稳定，伴随着金代西北地区耀州、浑源等地瓷窑的给养，到西夏中期其中心窑场——灵武窑的烧造逐渐兴盛，西夏中晚期的产品质量、装饰工艺和产量达到高峰。而北宋官窑，据宋代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由此推断，北宋官窑的烧造时间应该在政和元年到北宋灭亡之间，即1111～1126年间。烧造时间短暂仓促，故可能未对西夏瓷产生影响。在北宋建立官窑之前，承担烧造贡瓷任务的主要有邢窑、定窑、耀州窑、越窑等窑口，而其中的定窑、耀州窑也在对西夏瓷窑影响最大的窑口之列，那么这种约束不甚严格的官、民混烧的制瓷制度，也必然相应地影响了西夏。

西夏灵武窑“东平王衙下”铭瓷片、“三司”铭瓷片，一方面直接证明和佐证了西夏有“东平王”封号和“三司”机构的设置，另外结合其他标本，表明灵武窑中的某些窑炉在西夏时期承担了烧造贡瓷的任务，其产品质量高于一般民用瓷。灵武窑是一处官、民混烧的西夏中心窑场，但和同样烧造贡瓷的插旗沟窑一样，都不能作为西夏“官窑”看待。或者说，目前的证据表明，西夏有贡瓷，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官窑。 责编 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