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 涛，黄浩波，丁佳佳

（1.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重庆 401147；2.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国际上，当立法和开发项目对自然环境有影响时，越来越多的管理及金融机构要求对项目进行全面深入的费用效益分析（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由于开展原创性的评估研究耗费大量的时间并且成本昂贵，研究者通常无法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启动并完成新的评估工作。鉴于时间和经费等限制，在过去数十年内，当政策决策者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期望用较小的投入对在市场上无法交易的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赋予货币价值时，这些机构逐渐开始环境效益转移法开展分析。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学术界发展了较多的经济评估方法（如隐含价格法、旅游费用法、条件价值法等）并积累较多的经验来估算环境产品及环境服务的价值，在立法、金融和制度设计等部门政策决策过程，效益转移法（Benefit Transfer）相对较多用于评估相关环境价值。

1 环境效益转移法的产生及发展

环境效益转移法（Environmental benefit transfer），顾名思义，即利用已有的某时某地获取的环境经济信息（原创性研究），将其转移到不同时间和地点（政策场景），对与原创研究地类似环境服务和产品进行经济估算。鉴于对原创研究的依赖性，只有当非市场（non－market）评估文献逐渐增多，直至到可以满足全面合成分析和比较研究时，环境效益转移法才开始形成和使用。尽管非市场评估可以将其起源追踪至 Hotelling's［1］的旅游需求和支付意愿（WTP）方法，但严格意义上称得上效益转移法的合成分析发生在1980年的中期和晚期。1990年，Smith和Kaoru［2］第1次发表了用荟粹分析对娱乐性价值进行评估的文献。Brookshire和Neill［3］在1992年全美水资源研究协会（WRR）专刊研究中指出：在非市场性价值估计值和效益转移法转移技术两者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难题，即效益转移法顶多只能取得和原创研究评估结果一样准确的结果，这也清淅地表明效益转移法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原有评估结果质量。

早期研究表明，效益转移法的准确程度在部分上起决于，隐含于原创性研究的测量误差。部分测量误差不可避免地从原有价值评估值中引入到效益转移法中，如果不仔细采取措施减少原创评估价值中的误差，这种测量误差在最后效益转移法评估值中还可能会放大。尽管效益转移法本身所面临的新的政策目标情景可能和原创研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为了满足原创性研究中的条件和假设，效益转移法必须对新条件进行相应调整。例如，为了满足经济理论的要求，对研究总体人群的收入水平调整对效益转移法常常是关键的环节，然而这种最基本的经济人口信息可能并没有在原创性效益估计研究中进行统一测量或记录报告。同样地，生物物理背景和存在的资源替代可能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间存在极大差异Bateman等）［4］因而将原创研究中重大错误信息也转移到目标政策地点。基于这种观点，当前效益转移法运用的一个关键的限制性因素在于，许多研究者并不是想要把他们研究成果用于像效益转移法这种非市场价值方法。大量的经济评估研究通常集中测试在特殊政策背景下新的概念和假设，从本质上而言，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效益转移法提供原始数据。非市场评估的功效理论在1980年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理解，但这种理解并没有延伸至环境效益转移法的经济理论基础。环境效益转移法从理论上不同于一般的功效理论，功效理论是对既定的时间和地点对某一项特别的环境资源和环境服务进行评估。而效益转移法是将环境价值从一个自然生态的、经济的、时间和空间场景转移至另外一个不同的背景。鉴于效益转移法在早期应用年份中缺乏详细的理论基础的事实，Smith［5］指出效益转移应用在很多时侯显得更像“经济魔术”而并非科学。1992年全美水资源研究协会 WRR上Boyle［6］和McConnell［7］等针对这种理论和应用方法上的差距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模型用于效益转移法，而Desvousges、Loomis、Luken［8－10］则对系统的理论合理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测试。这种系统的理论在效益转移法的理论上是一大突破，而一旦最初的理论和系统经济方法发展起来后，效益转移评估应用及报告文献在1990年后期和2000年初期迅速地多起来。这些文献［11－12］的主要贡献是对效益转移法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精炼和扩展完善。新的概念和方法被提出来（Smith等）［13］，并且学术界开展大量实证型的案例实验［14－16］，用于探索效益转移法方法的潜在限制条件。随着非市场评估文献的增长，荟萃分析做为一种常规统计手段，如在Bateman、Bergstrom、Woodward等［17－19］的研究中，开始广泛应用在效益转移法中。不仅如此，Wilson［20］等对空间和生物地理分布各异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开展效益转移。而研究的案例也逐渐在全球各国展开，并且这种转移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局部地区转移，进一步，有学者［21－23］也开始跨越国界的转移研究。到本世纪之初，大量相关效益转移法文献的知识库被组建。为了存储这种研究文献，美国环境总署（EPA）和加拿大环境管理当局于2005年召开了一个名为“效益转移法和评估数据库”的国际研讨会［24］，该研究会对多达上千篇专家论文进行了检查、比较和分析研究。主要评估非市场评估数据的状况、效益转移法的理论基础、主要应用和方法比较等。中国国内由于环境经济评估开展较晚，发展有限，但也有学者进行积极的偿试，如赵敏华、李国平［25］等完成了石油开发中环境价值损失的实证研究。

2 效益转移的方法

目前有2种基本转移手段，一种方法是点价值转移或单位价值转移，单位价值转移倾向于简单从原创环境中的评估值转移至新的背景中。使用这种方法，经济估计值可以转换成货币价值单位（例如平均值或中位数）。另一种采用方程价值转移，该方程可以是用原始评估数据［26］，或者是以解释变量为基础的价值方程，这种方程的变量描绘定义了具体场景下的生态的属性或经济选择的条件。在进行经济估算时，需要使用简单价值方程的多因素分析［27］，或者采用技量经济学分析，如结构性效益转移法。通常情况下，方程转移结果较单位价值转移更为可靠。因为前者转移后的价值是由方程中的一系列解释变量，而并单一点值，来决定的。

3 效益转移方法的原则

效益转移法的理论框架超越了传统的非市场评估的经济学效用理论，尽管经济效益转移法基于经济理论，但解释变量并不完全遵循严格的功效理论模型结构。在原创研究和政策目标地点之间的评估方法、研究设计、社会人口特征、环境保护态度和地点自然环境间的差异，均会影响转移产生后的效益估计值。基于经济理论，如果原创研究和新的政策背景生态系统商品、市场背景和福利测量措施具有一致性，效益转移结果有较大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具体地说，原创性研究和目标政策点需要遵循商品一致性、市场一致性，福利测量一致性的原则，效益转移法的结果才具有更大可靠性。如果在商品、市场或福利测量上存在差异，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以其满足效益转移的前提。

4 效益转移的误差源

环境效益转移误差主要来源有3种。第1种误差范畴是总体概括误差（generalization error），来源于原创研究地（已有价值评估值）和政策研究地（价值转移值）间的差异。经验表明，如果原创研究地和政策场所的物理和市场特征越接近，则概括性误差倾向于越小。第2种是测量误差，来源于原则创研究中的使用方法及研究判断。采样误差也对测量误差有贡献，但是其它方法学因素和原创性研究中的判断也对误差形成有贡献。由于大量原创性研究结果并没有将其细节判断明确充分表达，所以无法对现在效益转移法和转移实验总测量误差的程度评估。最后1项误差是来源于审稿和编辑过程的报告偏差。

图1 价值转移的基本形式

5 效益转移法使用优点及局限

效益转移法的优点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1）经济合理性。效益转移法通常比原创研究省钱

图2 在环境评估中信息来源及范围

（2）时效性。转移研究与原创性研究相比，通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环境评估结果。

（3）参考性。效益转移结果通常可以做为一个参考值，对是否需要开展全面深入的新的原创研究提供初步判断。

而效益转移法的使用局限在于：

（1）转移结果的准确性相对原创研究可能较差，其准度性最多与原创估计值一致；

（2）对现有的研究准确性难以估计，这会影响转移结果；

（3）现有研究中没有详细地报告其数据处理、条件假设、判断等，这对转移应用造成困难；

（4）在缺乏合适的类似情况的原创研究情况下，效益转移变得不可能和不适用。

6 未来研究方向

（1）鉴于效益转移法的严格的功效假设和政策实用目的，经济理论对效益转移法发展中的作用；

（2）效益转移法中最重要的误差源，如何去找出、控制和减小误差源；

（3）空间、方法、人口和地理分布差异对效益转移法各自的影响程度；

（4）原创性研究中评估值的质量和获得性对效益转移法使用、准确性和实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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