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概念界定与结构分析

2013-09-27郭建明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郭建明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200091）

一、国外学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

马克思恩格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国家的起源方面，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掉，就需要有一种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可见，国家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正是这种作为整个社会的整合者和维护者的力量赋予国家一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在国家的本质方面，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②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具有相对于整个社会和统治阶级内部个别成员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例外情形”下的“国家相对独立性”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内相互斗争着的社会各阶级达到了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权力因为起着表面上的调停人的角色而取得了对于这些势均力敌的阶级的超越性和支配性，国家呈现出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在公共权力异化方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同样也可以看到。”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追求和维护国家的组织机构及其官僚的利益，摆脱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控制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并没有提出国家自主性的概念，但成为后来国家自主性各理论流派的思想源泉。

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问题，并对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进行了分析。普朗查斯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继承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观，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认为“生产方式”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种部门结合起来的一种结构，一套复杂整体的形式，经济环节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经济环节并不总是统治环节，经济环节的根本决定作用体现在决定某一生产方式中统治环节是什么，其他环节具有相对于经济环节的自主性。从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出发，普朗查斯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阶级的关系，特别指出其“对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④密里本德作为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认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联系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紧密，国家实际上具有相对自主性。他论证道：“国家诚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⑤他认为，“国家作为‘工具’的看法并不符合这一事实，并且会使现在看来是国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即它对‘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一般说来对公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变得模糊不清”。⑥奥菲受到韦伯国家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政治合法化与物质积累的双重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由双重因素决定：国家的制度形式由民主制和代议制的政府规则所决定；而国家的权力的物质内容则由积累过程的持续性要求所决定”。⑦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政治行政系统，具有维护社会存在和持续再生产的天然合法化功能，必须面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诉求，妥善处理社会分歧，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自主性充分呈现出来，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要保证自身的再生产，就必须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运行，这必然会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因而这种自主性只能是相对的，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

回归国家学派明确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斯考切波将国家定义为“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⑧她认为，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就是“国家的潜在自主性”。⑨诺德格林认为，国家是指“所有那些占据公共职位的个体，他们凭借职位的授权或自身赋予的权力做出、执行对社会各部分有约束力的决定。很简单，国家是由那些被赋予社会决策制定权的个体组成的，而且仅限于此。”诺德格林通过对“国家、自主性作为和国家偏好”三个概念的界定与连接，得出了国家自主性的定义，“国家在将其自身偏好转换成权威行为的范围以及公共政策服从公共官员加权偏好的平行四边形程度”。⑩

新国家主义者提出了“嵌入式国家自主性”概念。新国家主义者主张“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不踢走社会。”埃文斯认为单纯的国家自主性或只靠市场的力量都不能推动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转型，只有国家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与市场保持适当程度的联系，才能有效的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转型，他把国家与市场的这种适当程度的结合称之为“嵌入”，把这种类型的自主性称之为“嵌入式自主性”。

二、国内学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涵义辨析

随着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引入，国内学者从三个层面对国家自主性的含义进行了分析。狭义层面的理解认为，国家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属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范春燕、陈炳辉。范春燕认为，“实际上，国家自主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意义上，也就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间接统治工具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这种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它不排斥阶级性，相反，它使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⑪陈炳辉在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后，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它表面上要具有居于对立之上的合法身份,因而它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同时，“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得国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独立性,使得它能够更好地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归根到底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左右的”。⑫

广义层面的理解认为，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追求而具有相对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自主性。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龙佳解、时和兴、林尚立、杨雪冬、孙立平和陈舟望。龙佳解认为：“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国家作为一种产生于社会而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具有自己产生、运行和发展的特殊机制，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关系、对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国家自身在制度和组织方面的独立性，其中最重要方面是国家对社会各阶级关系上的独立性。”⑬时和兴将国家理解为一个制度实体，认为国家自主性的概念至少包括：国家自主性的根本形式表现为国家权力的统一与权力结构的完善；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权力所代表的利益与社会上各种单个或集体形式特殊利益相脱离，即公共利益的独立性；国家自主性的动态过程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国家自主性的直接结果表现为国家政策的贯彻能力，其间接结果表现为国家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⑭林尚立认为，“国家脱离社会而形成的相对自主性，将表现为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和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辩证统一，即国家作为统治机器，脱离并独立于社会大众利益所形成的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和国家表面上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所形成的形式上相对自主性的辩证统一”。⑮杨雪冬在分析组织现实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的自主性指的就是国家机器所拥有的权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组成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⑯孙立平认为，国家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超越性就是国家的自主性，一届政府一旦上台，就会拥有它的自主性。⑰陈舟望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超越于社会特殊利益集团，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而自主行事的性质。⑱此外，任勇认为，“国家自主性的核心应该在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⑲

综合性层面的理解，是指在广义层面理解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相对于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和官僚相对于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的自主性。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郁建兴、朱陆民和郑雪飞。郁建兴、周俊从“经济统治的多元决定作用”、“国家与统治阶级”和“集团政治与官僚自主性”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谱系内的国家自主性的含义，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国家具有相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派别的独立性，官僚集团具有相对于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的独立性。⑳朱陆民将国家自主性界定为“国家在国际国内超越各种社会势力，独立实施其政治过程的能力和特性”。㉑郑雪飞认为“理解国家自主性，不仅需要透过国内结构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也需要考察国际层面的压力。在体系——国家——社会三个因素中，国家是体系和社会力量的交汇点，必须厘清在国际体系力量和国内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国家如何既能在国际层次上在传统国家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要求中寻找平衡点，又能在国内层次上超越特殊利益从而以公共政策彰显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㉒

三、国家自主性的概念界定与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国外学者的国家自主性的涵义，可以发现，随着国家理论研究范式从“社会中心”到“国家中心”再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转换，国家自主性的涵义也进一步扩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新国家主义的“嵌入式国家自主性”概念。而国内学者也开始从综合层面上来理解国家自主性的涵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国家自主性的涵义界定为，在国家权力的制度结构下，国家权力的行为主体超越于各种社会力量之上独立地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㉓的性质和状态。

对国家自主性的涵义做出界定后，即可对国家自主性的结构进行分析。本文并不认同斯考切波的国家自主性可以获得也可以消失的观点。笔者认为，国家自主性是一种结构性特征，只要存在国家就存在国家自主性，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内存在着强弱差异。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可用图示归纳如下：

首先，分析国家自主性的历史环境。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论述国家的潜在自主性时认为，“国家内在地依赖于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的国际体系两个方面，将国家理解为居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形势的交界面而具有潜在的自主性”。㉔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在《迈向充分理解国家的大道》中也认为，国家与社会和跨国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国家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国家是否自主，取决于国家结构，国家与社会和跨国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给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等因素所组成的综合形势”㉕。综上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因素包含有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其次，分析国家自主性的制度结构。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被称为制度结构。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依照诺思的理解，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它的功能在于“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㉗国内有学者将制度安排理解为“产权制度、组织结构、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易方式、政府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和作为非正规制度的意识形态”㉘。受此启发，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制度安排的外延扩展一下，将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即政治制度也纳入其中，这样制度安排就包含有政治制度、产权制度、组织结构、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易方式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国家的宪政规则和政府体制。产权制度主要包括公有产权制度、国有产权制度和私有产权制度。组织结构主要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如政党、政府、企业、家庭、大学、非政府组织等。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易方式主要包括市场方式和计划方式两种，林德布鲁姆曾经指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㉙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两种类型。

第三，分析国家自主性的行为主体。斯考切波在《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一文中，认为国家可以视为一种制度结构，也可以视为一种行为主体。“一方面，可以把国家视为组织机构，通过这些组织，官僚集团可以追求其独自的目标，只要它们可以利用与社会现实相关的国家资源，就能以或高效或低效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而另一方面，国家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被视为组织结构与行为，影响社会中一切集团或阶级的政治意图与策略”。㉚可见，在她看来，国家的行为主体包含组织机构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细分，国家的行为主体就包含政党、政府部门和公共官员。

“当今世界，政党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业已成为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政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运作的核心”。㉛政党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阶层或阶层的代表，通过谋取政权和执掌政权等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结成的具有明确纲领和章程、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以及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政治团体。㉜政党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政党的社会政治地位、作用，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性规定。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因受到社会利益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国家政体和选举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类型，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包括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包括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多党合作制。㉝政党政治是指由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在社会政治生活、国家事务和政治体制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形式。政党政治主要反映在政党与选举、政党与议会、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四个方面。㉞在不同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生态环境中，政党作为国家的行为主体，体现国家自主性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里的政府部门主要指国家的政务管理部门与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因为这些部门承担着国家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是任何国家的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而且比较明显地体现着国家的自主性。一方面，这些政府部门在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具有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特征，它们又表现出追求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的行为取向。依据“回归国家学派”的观点，要分析政府部门的自主性，必须认识到“国家机器内部的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会改变国家能力和自主程度，政府内部的分化会导致国家自主权的萎缩”。㉟

诺德格林指出，“国家是指所有那些占据公共职位的个体，他们凭借职位的授权或自身赋予的权力做出、执行对社会各部分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他认为“公共官员是明显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办公人员，因为公共官员的权威更具排他性和广泛性。公共官员也不同于政府雇员，后者的特点是其职位受公共性基金支持，但这些职位并不使他们拥有权威性决策权”。㊱国家自主性就体现在国家的这些行为主体的自主性作为中，最终结果体现在公共官员的自主性作为上。

第四，分析各种社会力量。国内有学者将社会结构的涵义界定为，“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其中社会成员是社会结构的主体，是资源与机会的载体。社会成员包括个人，还包括集体意义上的群体、组织等社会实体(也包括宏观意义上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㊲这里的各种社会力量，是指微观和中观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具体包括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不管是既有民主国家、新型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甚或极权国家，其社会力量都包括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四种类型，只是由于政体性质不同，四种类型的社会力量影响国家自主性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差异。总体上来说，各种社会力量影响国家自主性的方式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种。制度化的影响方式是指占有一定的资源、机会的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或个人，通过合法的制度渠道，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输入政治过程，从而影响国家偏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公共政策。非制度化的影响方式主要包括政治暴力、革命、社会抗争，此外，“太多的交易是以‘走后门’的方式”㊳完成的。

第五，分析国家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公共政策。国家自主性具体表现在公共官员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的自主性作为中。在鲁施迈耶和埃文斯看来，经济转型与国家自主性密切相关，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本积累方面、资源分配方面和政治目标的意识形态建构方面。㊴受此启发，这里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资本积累政策、资源分配政策和意识形态建构政策。而公共官员的自主性作为有三种类型。一是公共官员独立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独立地追求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即公共利益的自主性作为。二是公共官员独立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只追求和维护政府机构利益和公共官员个体利益的自主性作为。三是公共官员受到社会特殊利益集团“俘获”，只追求和维护特殊集团利益的自主性作为。在资本积累政策、资源分配政策和意识形态建构政策中分别存在着公共官员的三种自主性作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的自主性作为，体现着国家自主性的公共性价值取向，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以政府机构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为导向的自主性作为，偏离了国家自主性的正常轨道，使国家呈现出“掠夺性”或“俘获性”的色彩，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严重时会导致“国家失败”。

第六，分析国家自主性的实现基础——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之间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探讨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但这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从本文研究目的出发，笔者仅从国家能力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实现基础的角度，探讨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相对于社会集团的自主性，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代表自身或者他人进行干预的能力，国家相对于社会集团的自主性体现在国家代表自身或者他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并且以这种干预能力为实现基础。

面对社会集团力量的挑战，国家自然会做出反应，提高自身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提高，一方面会增强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的干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使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的干预能力受到削弱。随着国家自主性的提高，国家能力在某些政策领域也会增强，这样国家能力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之后，就有可能导致国家自主性的降低。这是因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往往会动员其力量，然后致力于或是直接渗透到部分国家机器之中，或是赢得否决国家政策的权力”。㊵国家自主性的降低又会使国家面临着社会集团的压力和挑战，这样，国家又会提高自身的自主性，增强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特征。这种动态的平衡特征的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机器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恰如斯考切波所言，“欲追溯各种关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需要特别留意组成国家机器结构的各种正式组织、非正式网络以及共同规范。”㊶

最后，分析国家自主性的现实影响。国家自主性的现实影响表现为公共政策的绩效——公共利益、政府机构利益、社会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四者之间的关系及四者的实现程度。

四、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分析框架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㊷和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分析，本文把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分析框架分为六个组成部分：一是历史环境，包括国际环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二是制度结构，包括政党制度与政府结构；三是行为主体，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层、地方领导层和基层官员。四是自主行为——党政官员在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进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超越于各种社会力量之上独立地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五是国家自主性的实现基础——国家能力。六是国家自主性的现实影响——公共利益实现程度。用图示归纳如下：

限于篇幅，这里着重对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制度结构和行为主体做一说明。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制度结构包括政党制度和政府结构两个组成部分。政党制度是指执政党在政治层面的组织化嵌入制度，具体表现在与公共权力的组织架构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政治机构中都有一套层级化的组织架构嵌入其中，对政治机构实施着领导，影响着决策。㊸具体表现为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这样，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就成为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核心。

政府结构是指政府系统内部横向上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结构和纵向上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结构。政府系统的价值在于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价值，但是由于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再加上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就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这样，“国家机器内部的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可能会改变国家能力和自主程度，政府内部的分化会导致国家自主权的萎缩的可能性”。㊹

在现行的制度结构下，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层、地方领导层和基层官员。党政最高领导层能够超越各种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的干扰，从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作出战略决策，代表着国家的自主性。地方领导层既有与党政最高领导层意志相一致的一面，也有追求和维护本地区利益的一面。而基层官员出于各种原因，可能倾向于变通执行国家和上级政府的决策，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侵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9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④[希腊]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85页。

⑤ [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8页。

⑥ [英]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8页。

⑦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⑧[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⑨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页。

⑩ [美]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孙荣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⑪ 范春燕:《“ 国家相对自主性”含义辨析》,《理论探索》2007年第1期，第47页。

⑫ 陈炳辉:《试析“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理论学习月刊》1994年第3、4期，第36、31页。

⑬ 龙佳解:《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几个问题》,《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11页。

⑭ 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124页。

⑮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⑯ 杨雪冬:《国家的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组织现实主义国家理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1期，第111页。

⑰ 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66页。

⑱ 陈舟望:《政治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第27页。

⑲ 任勇:《国家自主性：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变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4页。

⑳ 郁建兴、周俊:《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及其当代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第63-71页。

㉑朱陆民:《国际相互依存中的国家自主性》,《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86页。

㉒郑雪飞:《国家自主性研究层次评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第55页。

㉓本文在这里结合中国语境有选择性地借鉴诺德格林关于公共利益的观点。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指的是国家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维持、党派极端化的回避、节制的社会传统、在决定政策选择时排他而理性的技术标准的应用、市场的再生产、对政治上失利的团体偏好的特殊回应、或者是为了未来的获得而接受当下的牺牲。参见[美]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孙荣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㉔[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㉕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83页。

㉖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导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8页。

㉗ [美]戴维斯、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

㉘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㉙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序言。

㉚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7页。

㉛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

㉜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

㉝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4-284页。

㉞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7、328页。

㉟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82-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