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娜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有清一代直隶水患十分频繁，几乎每年都有大片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更为严重的是，直隶水患还直接威胁着漕运以及京师的安全。根据史料统计，明清两代北京城西南诸门和近郊曾六次以上遭到洪水袭击。为确保漕运的畅通和京师的安全，加强对直隶水患的治理始终是清王朝的一项要务。现代学者多关注直隶水利营田研究，而对于直隶河务官的研究尚少。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弄清了直隶河务官的发展演变，总结其设官特点，并探讨河务官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弊端。

一、清代直隶地区河务官的设置情况

清朝在顺治元年定鼎北京后，随即设河道总督，时称“总河”，是专门负责河务的最高军政长官。清代河道总督的管理对象为黄河、运河、淮河、洪泽湖以及其他主要河道与湖泊；其管理范围涉及江南、山东、河南、直隶四省，有时甚至也延及到江防、海防、地方泉湖治理以及水利灌溉等事宜。仅从管辖范围就可看出，河道总督很难统摄其辖区内河流及湖泊的治理。清初河道总督一人，很难统筹全河，在其实际工作中，主要侧重江南河工的治理。因此，河道总督很少直接处理直隶地区的河务。

为了叙述清楚，以下简单介绍河务官系统内部的人事结构。清代河务官系统最高长官称河道总督，又称“总河”，“河帅”，“河台”，驻山东济宁州，康熙十六年（1677），因江南河工紧要，河道总督移驻清江浦。雍正二年（1724），因河南堤工紧要，设副总河一人，管理河南河务，驻山东济宁州，以总河兼理南北两河，副总河专管北河。七年（1729），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分管南北两河。八年（1730），以直隶河工紧要，增设河道水利总督一人，驻扎天津。此时，河道总督共有三人，计北河、南河、东河各一人，分管南、北各河疏浚堤防事务。河道总督一般为正二品大员，其初若加兵部尚书或右都御史衔，则为从一品。乾隆四十八年（1783）始，因“总河无管理地方之责”，只加侍郎或副都御史衔，其品级遂与巡抚同。

河道总督以下分为道、厅、汛三级，各级官员均分河段进行管理。河务官有文职和武职之分，以下分文职、武职进行介绍。

（一）文职系统设置情况

河道总督以下分管河务的长官，称管河道，正四品，与地方守、巡道同级。在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地方设道员十一人，计直隶五人，山东、河南、江苏各二人。清初，沿袭明制，设管河分司，与管河道同级。从任官职责的角度划分，管河道有专职与兼职之别。专职管河道，初有直隶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江苏河库道为专职管河道，其余都由沿河地方巡道兼任。到光绪年间，仅有直隶永定河道为专任，其余则先后改归地方巡道兼管。

管河道所属官员，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等官。管河同知、通判的官署为“厅”，州同以下则为“汛”。厅与地方府、州一级行政机构同级。汛同县级。

（二）武职系统设置

河道总督，自有直辖军队，名为河标，同时各沿河省分设有守护河道之河营。其长官为副将、参将,均掌河工调遣，督护及守汛、防险之事。副将、参将以下官员，有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员。游击、都司、守备的官署为“营”，千总以下则为“汛”。武职营、汛与文职厅、汛同级。

顺治初年，直隶地区设置通惠河分司，驻通州，辖区是“浑河东流至张家湾入白河”[1]第579册段。因国家政局尚未稳定，直隶地区河务官的建置处于起步阶段。

康熙亲政后，将河务列为三大政之一，此后直隶地区河务官的建置有所发展。

对原有河务官的整合。康熙四十年（1701），裁撤通惠河分司，归通永道管理。

针对永定河所设置的河务官。永定河，“前人谓之无定河，自元历明，冲啮奔溃，屡修屡决，迄无宁岁”，是对直隶危害最大的河流之一。康熙三十七年（1698），命直隶巡抚于成龙在南北岸加筑了总长300余里的石堤，又开挖下游引河。工成后，康熙帝赐名“永定河”。同年，设南北岸分司各一人，均驻固安，治理永定河。并设分防汛员：南岸八汛、北岸八汛，均从部院笔帖式及效力人员内拣发正副共三十六员分工题补。康熙四十年（1701），因改建郭家务新堤，再增加四汛，治理郭家务三圣口下南北两岸河工。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留二十二员分防永定河两岸堤工。

康熙时，直隶河务官建设有所发展，尤其是针对永定河的治理。但就海河流域而言，直隶地区设置的河务官，仍相对较少。康熙朝，还动用哪些人员治理直隶河务，以下进行叙述。

康熙帝平时留心河务，在日理万机之余，“细览河防诸书”，对河工知识已有了基本的了解。康熙帝时常亲自会勘直隶河工事务。康熙三十九年（1700）伏秋，子牙河汛发，河间以北静海以南地区受灾，康熙帝亲临灾区，在子牙河东西两岸修筑长堤来抵御洪汛。或皇帝亲自制定修治方案，再派遣官员前往河工险要处进行修治。所派遣官员多数为工部侍郎。

当直隶河务紧要时，河道总督也参与直隶地区的河工治理。永定河流经的郭家务、王家务两地，因为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每当伏秋，容易出现汛灾。康熙四十年（1701），河道总督王新命在郭家务、王家务两地加修堤岸，并在堤外各筑遥堤一道，作为防汛重障。

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直隶地区河务照河南例，交直隶总督就近兼管。此时，直隶总督成为直隶地区河工的实际负责人。康熙朝，直隶地区河务官的建置较前朝有所完善。从河务治理方面讲，直隶地区向成为单独河务治理区域迈出第一步。

雍正、乾隆时期，直隶河务官建置已趋于成熟。雍正帝即位后，委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主持直隶治水营田事宜。允祥等通过详细勘查，对直隶各地的河务水利加以规划。雍正四年（1726），按照勘查情况拟定为四局治水营田，其四局为：

“南运河与臧家桥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东之淀河为一局，令天津道就近管理，旧有天津同知、泊河通判、及各地方管河同知、通判、县丞、主簿等官悉归统辖。永定河分为一局，将永定河分司，改为河道，驻扎固安县，总理其沿河州县，各添设县丞、主簿等员，以资分防，除所有同知一员之外，将向来効力人员，一概撤回。运河分为一局，撤去分司，归通永道兼管，其管河州判等官，悉归统辖。苑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诸河为一局。将大名道改为清河道，移扎保定府。旧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判、丞簿等官悉归管辖。”[2]卷901

通过以上材料可知，直隶地区河务官根据实地情况进行整合，将水利划分为四局，其分别由天津道、永定河道、通永道及清河道四管河道负责，并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增减汛员。此时，直隶地区河务官的设置更加细化。无论是治水，还是营田，都成效甚大，出现统筹规划全面治理的局面。

雍正八年（1730），督理直隶水利卓有成效的怡贤亲王已经去世，负责直隶河道水利的官员朱轼等并不称职。此时，直隶河工紧要，清政府开始酝酿设置专官执掌直隶水利事务：

“只因今岁工程紧要，一时无人可委，姑且用之非谓此二人（莽鹄立、何国宗）可以长膺此任也。且朱轼、莽鹄立、何国宗等居住京师，安能遥办河工之事？似应特设管理之大臣以专职任，将其中事务可以分派于地方官者，则分派办理，以减其繁剧而收其群策之效，如此或为有益。”[3]第415册

于是，本年添设河道水利总督一人，又称北河总督，驻扎天津。

此时，直隶地区最终成为独立的河工治理区域。雍正时，直隶地区河务官设置已经完善。

图1 为直隶地区河务官图（根据雍正《大清会典》卷206·河渠五制作）

乾隆十四年（1749），清政府决定：“直隶河道事务近以总督兼理，不过于伏秋汛至之时，往来率属防护，工程已稳，所有直隶河道总督不必设为专缺，即于总督关防敕书内添入兼理河道字样。”[4]卷132

由此，直隶河工改为直隶总督兼管，北河总督一职被裁撤。

乾隆年间，直隶地区基层河务官，在雍正朝河务官建置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以下将有变化的基层河务官进行归类并作说明。

第一，文职厅汛员的变化。

厅汛员改隶管河道员。乾隆五年（1740），“直隶省永定河道所辖静海管河主簿、青县管河主簿改隶天津道。”[5]卷901

增设汛员。乾隆十八年（1753），“直隶省满城县设管河县丞一人。”[6]卷901

厅汛员辖区变化。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隶省永平府、遵化州一切河渠堤埝，均归蓟运通判管辖。”[7]乾隆三十七年（1772），“直隶省千里长堤，自张青口以东，堤工接头之处，改隶天津道，交子牙河通判经管。”[8]卷901

驻地变化。乾隆二十五年（1760），“将大城县县城，移驻扎子牙河适中之地，管理子牙河东堤工程。”[9]卷901

第二，武职人员的变化。

增设武职人员。乾隆四年（1739），“增设永定河营守备。”[10]卷901乾隆二十九年（1764），“直隶省管理垡船，改守备一员，驻扎天津，隶天津道管理。”[11]卷901

武职人员驻地变化。乾隆五十六年（1791），“永定河守备移驻南岸；凤河东堤外委，移驻石景山汛。”[12]卷901

嘉庆之后，直隶河务官建置，也只在局部上做出调整。

嘉庆六年（1801），规定直隶地区河务监管权由永定河道负责，直隶总督只需在河流大汛时，酌量往来工次察看。如有河工修防事宜，永定河道需向直隶总督汇报。

同治九年（1870），永定河南北两岸州县，宛平、涿州、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霸州、武清等地凡涉及到河工、滩地租、民夫修防事，均责成八州县协同管河汛员办理，统归永定河道考核。[13]河渠志五

光绪二十年（1894），添设河防局，驻扎卢沟桥，派臬司周馥等办理直隶地区河务，并由直隶总督监督河工的进程。由于畿辅水患日益严重，永定河屡堵屡决。光绪二十二年（1896），将卢沟桥河防局裁撤，归并天津水利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裁撤天津水利局，仍由永定河道管理直隶地区河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津铁路竣工，海运漕粮由天津通过铁路直运北京，直隶运河漕运作用不再被官府所重视，加之水源枯竭，河道日益淤塞，运输作用日渐衰微，最终停废。

直隶地区河务官建置，以雍正朝为分界点，前期根据直隶地区河务实地情况，逐渐增设河务官，最终在雍正八年（1730），直隶地区成为独立河务治理区域。乾隆朝之后，直隶地区河务官均在雍正朝河务官基础上进行局部调整。清代河务官的设置逐渐细化。由于近代化铁路的修建，运河日益枯竭，专业河务官逐渐被裁撤。

二、清代直隶地区河务官设置特点

为确保漕运的畅通和京师的安全，加强对直隶水患的治理始终是清王朝的一项要务。清前中期，直隶地区河务官的设置已趋于完善，以下总结直隶河务官的设置特点：

（一）从时间上看，河务官的设置出现阶段性变化

直隶河务官设置可分为开始、发展、完善与衰落四个阶段。顺治时期为河务官的初设阶段。清初直隶地区设都水分司，沿河道府州县兼管河务。康熙朝为河务官设置的发展阶段。由于政局逐渐稳定，财政有所充裕，清廷开始对海河流域进行全面治理，尤其针对永定河，设南北岸分司进行专门治理。康熙四十三年（1704），直隶地区河务由直隶总督兼管。雍乾时期为河务官设置的完善阶段。雍正八年（1730），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综理海河事务。乾隆十四年（1749），直隶河务已平稳，裁直隶河道水利总督，由直隶总督兼管河务。由于直隶总督事务繁忙，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道兼管直隶河务。如有河防修治事宜，永定河道需报告直隶总督。光绪年间，直隶地区河务机构几经变更，最终因京津铁路的兴修及漕运通道的堵塞，专职河务官被裁撤。

（二）从设官地理位置上看，河务官所辖区域有跨区性

清代河务官并非严格遵守行政区划的原则设置，而是沿河分段设置，所以设置上具有跨区性。例如，

跨县设置河务官。河务汛员沿河分段设置，以便防护河工，每个汛员所需防护堤工均需丈量并编号。以永定河所设汛员为例进行说明。如北头工下汛，管宛平县、良乡县内堤工十七里三分，其编号为一至十七。编号十号以上，在宛平县境内，十号以下在良乡县境内[14]河渠志五。北头工下汛辖区跨宛平县与良乡县两县。南岸头工下汛，由宛平县丞管，堤工长十八里七分，其编号为一至十八。其中十一号以上在宛平县境内，十八号以下在良乡县境内。宛平县丞辖区跨宛平县与良乡两县。南岸二工汛，由良乡县县丞管，堤工长十八里七分，编号从一至十八。十四号以上在良乡县境内，十四号以下在涿州县境内。良乡县丞辖区跨良乡县与涿州县两县。南岸三工汛，由涿州州判管，堤工长二十里七分，编号从一至二十号。自一号至五号，在涿州县境内。五号至九号在宛平县境内；九号至二十号在固安县境内。[15]河渠志五涿州州判跨涿州县、宛平县与固安县三县。

跨府设置河务官。雍正朝设“正顺河三府管河同知一员，广大两府管河同知一员。”[16]卷206正顺河三府管河同知，即为管理正定府、顺德府、河间府三府河务同知。广大两府管河同知，即为管理广平府、大名府两府河务同知。

跨省设河务官。直隶故城县境内河流夹在山东武城、恩县两县之中。故城县内河流由河间府管河通判管辖，而河间府管河通判因远驻泊头，不能兼顾故城县内河流的修治。于是，照直隶清河县例，将故城县划归山东东昌府下河通判兼辖。此时，山东东昌府下河通判，管理恩县、夏津、武城等地方事务，同时还管理直隶清河、故城等州县的卫河河工修治。由此看出，东昌府下河通判所管理的河工跨直隶、山东两省。

（三）从职掌上看，河务官治河职能具有差异性

运河流经地区地理情况复杂，政府设置河务官虽为修治河工，抢险防汛，但各河务官的具体职掌仍具有差异性。如天津海防河务同知一员，规定专管沧州、青县、静海三州县及天津卫运河工程。实际上，天津海防河务同知却只管分催沧州、青县、静海及天津三卫六州县卫之重空漕船，运河的修防疏浚之事则由河间府通判负责。[17]第849册三角淀通判，专门管理三角淀地区河道疏浚。[18]第848册子牙河西汛把总，专门管理子牙河堤工。东光县连镇把总，分管东光县境内东西各三十里堤工。[19]第848册通过以上几例，可以看出直隶河务官职掌的差异性。

（四）从人事结构上看，河务官系统内部隶属关系具有复杂性

表1 文职厅员辖武职汛员情况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简单叙述了河务官系统人事结构。清代河务官中，文职厅官可辖武职汛员。而武职营官并无辖文职汛员的情况。由此看出，河务官内部统辖的不平衡性。

三、清代直隶地区河务官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弊端

由于河务官制度本身局限性及河务官在执行过程中失误，在治理水患时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一）河务官制度自身统摄与分管难以兼顾

河务官沿河分段设置，山东与直隶交界处虽设河务官管理，但各地区河官并不以大局为重，只管理本辖区内河务，这样就难以协调两省交界处的河务。卫河，即南运河，又称御河，源出河南卫辉府，从山东武城县流入直隶故城县界，又东流经山东德州界复入直隶。因漳河南徙入南运河，每年伏秋，卫河水涨，沿河州县均受灾。德州运河上游与古黄河相距不远，于是在德州修建水坝，开挖引河注入古黄河。德州地处堤坝上游，直隶地处堤坝下游。雍正八年（1730），德州第九屯堤决，直隶景州以下十多州县均受灾。直隶水利衙门虽屡次咨会，但德州处河务官员，并未认真修筑，以致“决口讫未坚筑”[20]第579册。清政府在设置河务官时，并未从大局统筹，以致上游决口下游受灾。

（二）河务官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严格按照法规办事

直隶地区河流多浑浊，河道多淤浅。为保证漕运畅通，河务官每年需疏浚河流。实际上，河务官每年只加筑河堤，并不挑浚河流。如永定河，也称黑河，河水浑浊，永定河下游容易淤浅。而管河分司衙门，“唯事修防，不加疏通”，以致下流泄洪区淤积成平原。为治理永定河，怡亲王奏请在郭家务改河东行，并开挖引河，与清河交汇，同时在三角淀筑围堤，防止永定河向北迁移。因永定河河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浅，俾河流不致迁徙，筹划可谓尽善。”但河务官“锢习不利于挖浅，而利于筑堤，改河之后，堤日增高，而河亦与之俱长。”[21]第579册雍正三年（1725），清河自崔家房以东决堤九处，沿河文安城郭苑遭遇水灾。怡亲王奉命查修水利，发现下游泊淀均淤浅，以致河流排泄不畅。永定河下游虽设汛员管辖，但汛员“唯知保守堤工”[22]第579册，沿河州县“俱在茫茫积泽之中”。子牙河新河分两支入淀，两支河东西相距二十余里，两河大堤南连而北缺。两堤之间有村落，“但北而无堤，每遇二河涨溢淀水倒漾，则数十村落皆在水中，而河员犹守两堤，唯谨辛无虞，则自以为功。”[23]第579册

直隶地区河流河性善淤，河务官则多数只筑堤，并不挖浅，以致堤越筑越高，而水患不减；河流下游的泄洪泊淀淤为平地，影响河流畅通。洪汛期间，河务官多只驻守河堤，并不防汛，以致附近居民受灾。河流两岸筑堤，为了维护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而河务官则只驻守河堤，失去了防汛保民的实际意义。

四、总结

清代直隶地区河务官虽为确保漕运畅通及京师安全而设，同时也为直隶地区农田水利发展提供了方便。为适应历代运道的变迁，河务官的设置也出现相应的变化。清政府在遵守河务官设置的基本原则下，结合直隶地区的实际情况，河务官也相应增加水利营田的职责，实现了设官的职能的最大化。

雍正年间，经过实地勘察，针对直隶地区各河流的特性进行设官。进行区域性设官，加强河务官专业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治理了水患。

设置河务官最根本目的是维护漕运，其设官目标具有明确性，但在维护民生方面所取的效果有限，弊端重重。如在洪汛期间，河务官只为维护运道的畅通而固守河堤，并不防洪护民；守堤的河务官只知筑堤并不挖浅，使河床抬高，直隶地区河道成为高出平原的地上河，极易决溢成灾。同时不断加高的南北运河大堤“犹如一道长城”，纵贯于河北平原东部，使运河以西诸河的下泄和地面沥水排除受阻，人为的加剧了平原地区的洪涝灾害。[24]直隶地区的治水总是以保证漕运畅通为要务，河务官只注重加筑运河大堤，并不挖浅及挖河泄水，在这样的情况下直隶地区的河患很难得到全面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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