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风·七月》为具有祭祀性质的歌谣考

2013-09-17张宪荣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0期

张宪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从历代诸家论述看，《七月》的创作年代和主题是见仁见智的，至今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关于此诗的直接记载，考之先秦诸书，亦渺茫无征。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载:“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昭公四年有申丰之言:“《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此后便是汉人之说了。而且，春秋之时君子引诗多断章取义，实不可全信。

一、《七月》与“敬授民时”仪式

前人对《七月》这首诗，除了直接对其作时作意进行研究外，还有人致力于研究其历法的，而且往往与《尧典》《夏小正》①其实还有《礼记·月令》(或者《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训篇》，三者内容大致相同)，但据学者研究，此书为晚出之文献，故而本文暂不主要讨论之。等的相关内容进行比照，这其实是将《七月》当成了一部历法书了。在编撰时间和历法上，三者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它们是相同的，即均为上古“敬授民时”仪式的产物。

(一)《尧典》与“敬授民时”

那么什么是“敬授民时”呢?《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伪孔《传》云:“敬记天时以授人也。”杨筠如《尚书核诂》曰:“民，今伪古文本作‘人’，唐天宝三年卫包所改。”［1］7笔者按，此“敬授民时”之“民”，非民众，而是官员。《左传》桓公十七年云:“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此处日官，原本羲和。故“授百官”便是前面的“授民”。故伪孔《传》改“民”为“人”是错误的。所以，所谓的“敬授民时”其实指的是日官向百官颁布历法的仪式。韩高年先生说:“敬授民时是上古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说:“夏、商以来，按时节向农夫宣布农事及祭祀等事宜，也就成为历代统治者行政的常制。”［2］如上所述，这恐怕错过了一个中间环节即“百官”。如果我们考察《夏小正》《月令》等文献时，可以发现，其中的一系列活动其实只发生在上层阶级，贯穿于礼仪活动当中。这就意味着这些内容可能并不是指向农业生产，而是服务于官方仪式的。也就是规定上层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依伪孔《传》所云，“羲和”乃“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而《吕氏春秋·勿躬篇》则云:“羲和作占日。”《史记·日者列传》“集解”云:“古人占侯卜筮通谓之日者。”又，《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可见，羲和之官是沿着“羲和——阴阳家——日者”这条路走的。反过来，也可以说，羲和之官其实具体的职务就是祭祀活动。(至于《周礼》注中“太史，日官也”的太史一职，既有“正岁年”“颁告朔”的权力，也有主持祭祀的职能，与羲和之官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敬授民时”的仪式性质也可以由此得到佐证。而且，有学者认为，《尧典》是“周初史官据仪式或传说改编而成的一部尧舜事迹汇编，并用以祭祀尧舜”。其中的仪式自然包括了我们说的“敬授民时”的活动了。［3］104

《尧典》中记载的“敬授民时”活动的官方性，可以在《夏小正》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此书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书，有人认为它是夏代作品，也有人认为它是西周作品，但无论出现在哪个时代，其历法之古老却是学界公认的。就《夏小正》本文看，古人早就认为:“(它是)上纪星文之昏旦，雨泽之寒暑，下陈草木稊秀之侯，虫羽飞伏之时，旁及冠昏祭荐耕获蚕桑之节，先王所以敬授人时，于明堂月令，实表里焉。”［4］2可见，它也是一部在“敬授民时”的仪式下产生的文献。

(二)《七月》与“敬授民时”

那么，《七月》是不是也是“敬授民时”的产物呢?它的性质与《夏小正》是不是一致呢?它的历法、物候是不是如前人说的那样扑朔迷离呢?

《夏小正》有很多主谓倒置的短句，常常被认为是早出之证。笔者将其中有关短句列于表1，并将同一月的相关主谓式短句摘来相互对照。

表1 《夏小正》各月的主谓倒置句表

表2 《七月》物候和人事活动表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主谓倒装句共21句，非主谓倒装句共26句。二者在数量上差不多。而且，每月几乎都有这两种句型的物候。从类别上看，二者也无任何差异，都是既有动物类又有植物类。唯一不同的是在每月的分配上略有出入。这说明二者只有在句式上的差异，实质上是相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夏小正》本可以用正常的主谓句来表述物候，可为什么要使用那些主谓倒置形式呢?同在一个月里的物候，正月“缇缟”本可以如“柳稊”一般写成“缟缇”;同是动物物候，十二月“陨麋角”，也可以如“元驹贲”写成“麋角陨”。使用相同谓语的物候，“秀雚苇”本可以写成如“荓秀”那样的句式。可是，《夏小正》却偏偏使用一些特殊句式。在同样的月份里，同样性质、同样谓语的物候出现不同的句式，这恐怕并不能如一些学者说的句式古朴这样的简单答案来解释吧。笔者怀疑这应该是作《夏小正》之人有意为之。其意也恐怕不止如《夏小正传》解释“缇缟”时说的“先言缇而后言缟，何也?缇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如果《小正》真的“以著名”的话，正月“柳稊”也是先见稊，后才知道是柳的，也应该写成“稊柳”。有人可能说，倒装句式可能是古文，其他的是后人改动过的。可是，后人怎么只改动了26句呢?那21句倒装句留着有何用意呢?反过来，也可能是后人将正常句式改成了倒装句式，其用意是强调。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物候的话，如动物物候，可以看到，凡是出现在倒装句式中的动物大多都是善物。如二月燕，仓庚(黄鹂);三月羊;九月雁，玄鸟;十一月麋。而非倒装句中的动物则很多都是非善类，之所以记之是因为它们“善变而之仁也”(见“鹰则为鸠”条)。本为善物，故特记之;由恶变善，故亦记之。

至于植物物象呢，倒装的物象多是草或菜名，而且很多可食或有药用价值。如缟(莎随，又名莎草。茎叶可入药)、菫(堇葵，可入药)、芸(蒿菜，可食，可入药)、杨(蒲柳，花根茎叶均可入药)、幽(孔广森按，葽绕也。今远志草)、蓼(广森谓蓼，香菜可食者)、雚苇、荼、鞠(郭璞注《尔雅》:今之秋花菊)。①按，此类中有一桐树，很容易让人怀疑上文的讨论。但是此桐虽为木，但经文中强调的是其葩，即桐花。可作为与草类近。非倒装的物象则多是木类，如柳、梅、杏、杝桃、荓(马帚，为灌木类，可入药)、粟。②按，此类还有两种，似非木类，但不影响我们的讨论。一为王萯，《夏小正》无传，诸家解释不一。郑玄笺《诗》，认为即葽。又注《月令》，认为即王瓜。此后，孔广森疑即王瓜，王聘珍则疑即葽。今存疑。一为苹。按，此苹，既然出现与湟潦处，则应为水萍。《本草纲目》引藏器云:“水萍有三种。大者曰蘋，叶圆，阔寸许。小萍子是沟渠者。本经云水萍，应是小者。”又，时珍曰:“本草所用水萍，乃小浮萍。……一种面青背紫赤若血者，谓之紫萍，入药为良。七月采之。”(见李时珍著，刘衡如、刘山永校．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二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第1367页。)那么为什么草类或菜类需要用倒装句式，而木类不需要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夏小正》在“荣芸”条之《传》“有见稊而后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时也，皆若是也”有关。因此草或菜，比较矮小，不易看见，所以突出其在所记月份中的主要特征，故而用此倒装句式。而木类易见，故用正常句式即可。另外，这些草或菜，均有实用价值，所以用其纪时。总之，《夏小正》所说的“以著名者”，只用在植物类的草或菜类物候中。其他则比较片面。

通过上面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夏小正》里的所谓的倒文现象其实并非因其渊源古老，而是作者有意为之。其意在突出这些物候与人事的关系。物候在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动物或植物，而是与人类的心理时间步调一致。也就是说，物候在某月的特征是符合自然时节的，而具体到选择何种动植物来入纳本月，则是由人为来规定的。而这一过程的操作，联系到我们上面提到的，则是在敬授民时的仪式下进行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看《七月》这首诗了。请看表2③按:“七月流火”一句，一般解释为大火星西流。可是诗篇中只出现此一星象，颇为奇怪。难道当时只认识此一星?还是作者有意如此，以突出天气之前后变化?还是此句本为俗语，为作者取用?或者便不是星象，而是另有别意?本文此处存疑，故不录。。

联系表1，结合表2，我们对之进行以下分析:

首先，从物候和人事活动看，与《夏小正》相比，《七月》的人事活动是远远多于物候现象的。而且，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人事活动，其中很多都是指向祭祀活动的。如“一之日于貉”之“于貉”，《周礼·大司马》“有司表貉”引郑众之语云:“貉读为祃。祃谓师祭也。书亦或为祃。”则“于貉”即往貉祭也。同时，“其同”“献豣”之事同样是田猎活动，极有可能与“于貉”之事相关或相似，《周礼·大司马》又有田猎后“献禽以祭社”之事，或疑为此。再如，“凿冰”“纳冰”与“献羔”“祭韭”为同一仪式下的活动，《左传》中便有详细记载。又如，“于耜”“举趾”“田畯至”之事，又可能与孟春祈谷之礼相关。至于那些采集烹煮活动，更与祭祀活动息息相关。总之，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之诗，并不能单纯视为所谓农事诗，而是具有仪式性质的。其之所以较《夏小正》少了很多物候，是因为它要突出人事活动(这些人事活动又有很多是连在一起);之所以突出人事活动，是因为它不仅是诗，需要体现人的主观感受。①诗中出现的人称代词“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关于“我”的身份，在80年代学者有过激烈的讨论。有认为是农夫，有人为是奴隶，有认为是奴隶主，有认为是地主。均是站在阶级的角度上分析的。笔者既然认定此诗用于仪式场合，便认为此人当为此场合的主人。如果从诗歌语气上看，此诗并无忧苦之语，反而有溢美之辞。尤其其末尾，与各种礼仪场合的氛围极为相似。而且它本身是用于仪式场合的，如《周礼·籥章》便有“豳诗”“豳雅”“豳颂”的记载。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周礼》郑注的“兼三体”的《七月》已经成为了一首乐歌。其渊源应该上溯到一个更远的仪式传统。

其次，《七月》有一些气象，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九月肃霜，十月涤场”，细心品之，似乎比《夏小正》之“时有俊风”“越有小旱”“时有霖雨”等更能突出人的心理。也就是说，后者是客观描述，只是单纯警戒人们，具有很强的政令意味。前者虽然也有提醒作用，但是却更能体现出人们对天气的主观感受，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这是因为，《夏小正》有的只是些孤零零的气象，而《七月》呢，紧接着气象，是人事活动。气象是为人事做铺垫的。比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之后，便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其中，“无衣无褐”的疑问是从“觱发”“栗烈”来的。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了民歌的特征。“民间歌谣，常简称为民歌。篇幅短，抒情性强，为其主要特征。”［5］273“原始的歌谣，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乐，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7］239从气象上看《七月》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抒情性和人们的丰富的生活。如果说《夏小正》是夏代“敬授民时”的产物，是一部“月令”，那么《七月》最起码是与之同时存在的仪式歌谣。韩高年先生说，《七月》一类的农事诗，“其口传的文本来源，则是《夏小正》一类的仪式韵文”［6］156，大致是正确的。而更确切的是说法是，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说:“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之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是为了便于记诵吗?所以诗有时又称诵。这样说来，最古的诗实相当于后世的歌诀，如《百家姓》，《四言杂字》之类。就《三百篇》论，《七月》(一篇韵语的《夏小正》或《月令》)大致还可以代表这个阶段。”［7］151

再次，《七月》中也有一些倒装句式，如“有鸣仓庚”“秀葽”“鸣蜩”“鸣鵙”“陨萚”，在整首诗的物候中占31．3%。而结合表1，可知，《夏小正》中的这类句式的比重约为44．7%。两者相差不太大。这说明二者在年代上是接近的，都处于物候观测阶段。如果结合上面对倒装句式的分析，可以看到，《七月》里的这些句式的运用与《夏小正》略有不同。《七月》中植物物象不多，所以我们单言动物的。仓庚(黄鹂)、蜩(蝉)、鵙(伯劳)均为善物，而且其鸣利于标识时间，故用之记时最好不过;而相同的物类中，斯螽(蚱蜢)、莎鸡(纺织娘)、蟋蟀(蛐蛐儿)之所以不倒装，并不是因为它们都是恶物，而是因为它们不仅能标识时间，而且能表现时间的变化，如蟋蟀在七、八、九、十月活动。从这一点看，无论倒装与否，《七月》中的物象是重在标识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一首诗歌，在选择物象上是自由的，所以并不如《夏小正》那样明确受社会仪式的影响。但它又是一首以物候记录人事活动的诗，所以又像《夏小正》一样打上了仪式的烙印。《七月》的物候与《夏小正》有一些是重合的，而且在句式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较之更具有口传性。所以二者究竟谁先谁后，还值得商榷。

以上，我们用三点来分析了《七月》的物候。这些物候同《夏小正》里记载有相似之处，同是为祭祀或仪式服务的。但是《七月》更注重人事活动，确切地说是祭祀活动。与之相关，《七月》的气象也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突出人们对季节性活动的敏感心态。从《七月》中的倒装句式看，与《夏小正》相同，是用于标识时间的，但是它更具有口传性。所以笔者认为，它与《夏小正》虽然同是敬授民时的产物，但《夏小正》毕竟是一部专门的月令性质的篇目，具有明显的仪式性。而《七月》它是一首歌谣性质的口传文本，所以又有很强的抒情性，其仪式性则显得隐性了。正因为如此，后代学者才将之作为一首纯粹的农事诗或乐歌，从而忽略了它的仪式传统。

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下，《七月》与《夏小正》应该是在同一仪式下的两种流传方式的产物。《夏小正》是专门服务于王政的，《七月》则以其口传性强而兼服务于贵族和民间。至经后人搜集、编排，披之于礼乐，便成为了一首乐歌。后礼乐亡，便成为了一首徒歌。古人将之定为周公之诗，或为公刘之诗，其实大可不必，其渊源实际更远。

二、《七月》与原始歌谣

以上，我们从《七月》中的物候谈起的，重点解决的是它的仪式性问题。其中说到了它具有歌谣的特点。那么，它原本形态究竟是不是歌谣呢?下面我们从其文本本身来谈谈。

(一)从原始歌谣谈起

刘师培《论谣谚》言:“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8］1歌谣二字之义在先秦散则异，合则可通，本为先于乐歌的诗歌形态。

从记载看，上古歌谣流传下来的本来就很少，其中一些经口耳相传，又失去了原貌。《吴越春秋》中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一般将之定为原始人制作弹弓和狩猎活动的劳动歌。①有的版本将之写作“断竹属木，飞土逐肉”(张觉译注的《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而且，据《吴越春秋》中的善射者陈音说此歌的缘起是“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其主题在于咏叹孝子。《文心雕龙·通变篇》云:“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认为其出现于黄帝时期。此歌应该较古，但其主题，从内容上看，说其狩猎，没错。在作意上，说其言孝子，无考。如果说其出现与上古，联系到上古歌诗舞相结合的特点，说其是一首仪式性质的产物也未尝不可。今查《吴越春秋》卷九，在此歌谣后云:“于是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而《周易·系辞传》恰好有于此类似的句子:“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两相比较，原来制作弓箭跟孝子无关，而与《周易》的卦象有关。而《周易》之卦本来就和祭祀文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此歌谣亦如是。《礼记·郊特牲》中有《蜡辞》:“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文心雕龙·祝盟篇》又有舜之《祠田》:“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这两首虽然也有农事的成分，但整体上看，《蜡辞》用于年终祭，《祠田》又为春祭，应该属于农祭歌谣。后来又有唐尧《在昔歌》、虞舜《卿云歌》、夏代《五子之歌》等，均为后人伪托，不可依据。但从上面所引几首看，这些歌谣多用于仪式场合，具有短小古朴，便于传唱的特点。

(二)《七月》的歌谣特点

《七月》这首诗也具有以上特点。如果从结构上看，它是由“月份+物候或气象+人事”构成的，跟《夏小正》之类的文本相似，所以韩高年先生认为它也是具有“以象系事”的表现模式，即“以特定时令和季节性物候起兴，来展开诗歌的状物和抒情”［16］155。但是，这首诗里的物象和人事究竟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传》云:“觱发，风寒;栗烈，寒气也。”《诗集传》云:“栗烈，气寒也。”从古人训诂看，这两词实无多大区别，可以互训，所以笔者颇疑所谓“一之日，二之日”有互文关系。②按，前人对此四句颇有争议，我们这里也无意提出什么观点，只是觉得既然上古历法均无此例，那么《七月》的“一之日”之类的词句应该也不是月份名，但是如果按《传》所云“一之日，十之余也。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恐怕也令人费解。《传》云，“一之日”训“周正月”，即“十之余”，那么，“二之日，殷正月”又是几之余呢?这个“十之余”有人说是十月历中年终的最后几天，也就是说“一之日”是年终的最后几天。那么，“二之日”是不是也依次类推，也是包含在“十之余”里呢?笔者认为这不应该从历法下手，不过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而已。与《唐风·葛生》所云“夏之日，冬之夜”用法相同，均是便于传唱才如此做的。既然如此，那么，所谓“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之语便不是专属“二之日”的人事了，它附在“一之日”上也未尝不可，后面的“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也可如是看。于耜、举趾明显为相续的两个动作，如果依前人说分属于两个不同月份，恐怕也不太妥。因为，“于耜”，《诗集传》训为“往修田器也”，“举趾”，训为“举足而耕也”。难道修田器需要用一个月吗?《夏小正》云:“正月，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畅。农率均田。”此“祭耒”“均田”与上面的“于耜”“举趾”有相似之处。《夏小正》同属正月之事，《七月》又何必非属两个月呢?后面的“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又见于《甫田》《大田》中，说明此句本为熟语，因与“三之日，四之日”有关，所以也附于其上。

从这两例可以看到，至少“某之日”之类的短语应该是物候与农事的搭配是比较灵活的，不像《夏小正》那样关系紧密。而且从某些农事活动的出现频率上看，似乎是传唱的习语或歌谣。

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些非“某月”类的句子是不是如此。这可以分作两类研究，一为“月份+物候，月份+人事”类。比如“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此“肃霜”“涤场”，《传》云:“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涤场，功毕入也。”但据王国维先生《肃霜涤场说》中的解释，应读为“肃爽”“涤荡”，意为“九月之气清颢白而已，至于十月则万物摇落无余矣”，此说后多为学者接受。但是笔者认为，依照古人解释也未尝不可。因为前后两个月份的词句不一定非得相对成文。依旧注，“肃霜”“涤场”一为气象，一为人事，与“七月鸣鵙，八月载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之一为物候，一为人事同。而且，涤场后而饮酒于公堂，也可以说通。所以旧注也应该值得参考。从这句看，“肃霜”是在九月，属于气象。“涤场”我们依《传》，当为人事。二者似乎没什么太大关系。如果刻意找的话，只能说是前者暗示了后者。而“朋酒斯飨”等五句却与“涤场”有莫大关系，似乎是对它的补充或进一步说明。

又如，“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其中，“鸣鴃”为物候，“载绩”为农事。二者分属不同的月份，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鴃”为伯劳鸟，《夏小正传》说是因为此月是“其不辜之时也，是善之，故尽其辞也”，是因为它不杀生，变善了，所以才如此记载的。①按，《夏小正》说“鴃则鸣”为五月，此为七月。月份虽不同，但物候相同即可，并不影响《夏小正传》的解释。可是，如此说似乎也与“载绩”没什么关系。相反，后面的三句倒是说明了“载绩”的目的，是对它的具体补充。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此类句式中物候与农事也是关系不大的。这种灵活性说明了这些记载“七月鸣鴃”之类的句子是属于口传性质的《夏小正》。(七月鸣鴃，如果拆开为“七月，鸣鴃”，不是跟《夏小正》中的“四月，鸣札”“十二月，鸣弋”之类的一样了吗?)而后面的补充农事的句子(如“载玄载黄”)则是作诗者对它的完善。

第二类为“月份或物候+人事”句式，如“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如果在月份与人事之间加上标点的话，俨然是一篇《夏小正》了。而“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句，可以当成是对“获稻”的进一步补充，因为据典籍说，春酒就是用稻做成的，而且是为了祭祖。但也可以作为当时习语，其中，“以介眉寿”又见《周颂·载见》，金文或写作“用乞眉寿”(《齐豆》)，而在《周颂·雍》则写做“绥我眉寿，介以景福”。《商颂·列祖》又变为“绥我眉寿，黄耇无疆”。则又与诗末的“万寿无疆”及金文中“眉寿无疆”(《师丞钟》)之类相同了。这些句子多出现与礼乐文化之中，当为后人所加。②按，“眉寿”一词，据季旭昇先生的《“眉寿”古义新证》统计，《诗经》中有六见，其中四次出现在三颂里。在金文中，则很多出现于钟类乐器中。所以，笔者曾怀疑是不是风雅颂之“颂”之意为“钟”。钟颂古音同属东部，故可通。且颂有颂扬之意，钟又为祭祀或宴享时的重器，贵族将对祖先或上级的赞美之言刻于此实是再好不过。且钟中的颂美句子有个特点，就是多为四言句，且多用叠词，这与颂诗相类。所以说“颂”即“钟”，实比周策纵先生的“颂”即“瓮”之说更妥当。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致有《周颂与金文中成语》一文，其相关论述与本文的猜想有类似之处。

再如，“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其例与前同。由此可见，这类其实是对第一类的简化而已，实际也是一类似于《夏小正》的口传文本。

此外，还有是“月份+物候+人事”的，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或者纯物候的，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前者为第一类的变体，后者为第二类的简省。故此处不论。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七月》这首诗是由月令类文本，俗语习语等加工而成诗歌。其最初形态应该是传唱物候，指导人们生活的。流传于民间，便与后来的“数九”歌之类相同了。经过后人加工之后，变成了一首成熟的诗歌了。正如蒋见元先生在《也谈〈诗经·七月〉的作者》中说的:“《七月》的作者并非一个人或同一类人。它是一份最后经人将多年来流传在社会上的农谚、民谣、小诗等汇集、编纂的集成品。”［9］为了能有一个直观感受，我们将上面所说的列于表3。

以上，我们结合《尧典》《夏小正》论证了《七月》的物候和祭祀性质，又从文本句式出发，探讨了它的歌谣特点。将这两者结合，便是我们的结论。我们认为，《七月》的最初形态是一首在敬授民时仪式下产生的与《夏小正》有同样功能的一首集农谣和祭礼于一体的歌谣。它反映的不是农民一年四季艰辛的劳作过程，而是人们在一年四季应该在怎样的祭礼中进行季节性活动。从诗的感情色彩上看，此诗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劳苦的语言，而整体上却给人一种和谐与庄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与祭礼相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