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汪洋

1832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在英国上院公然表示：“大英帝国维护殖民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我们能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输入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并防止这些资源被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所控制。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大英帝国的骄傲。”

这段话掷地有声，能源外交的萌芽早在那时便已深入英国政府治理理念。大英帝国也开了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外交的先河，后来者纷纷效仿，乐此不疲。于是我们看到美国以其经济军事实力为依托，多管齐下，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拿下遍布全球的各种资源，甚至连偏远的中部非洲国家刚果（金），最大的铜矿也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在开展能源外交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在中国钢铁企业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鱼肉的时候，日企却早已入股这些矿业巨头，坐收渔利。在中国收紧稀土出口配额威胁日本经济命脉的时候，日本政府四面出击，同澳大利亚、印度、外蒙古及中亚国家加强合作，拓展稀土来源，保障产业发展。

俄罗斯更为长袖善舞。作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俄罗斯在面对德法等欧盟核心成员国时底气十足，在面对“不听话”的乌克兰时又可以果断挥舞大棒。而众所周知的远东石油管道项目则成功调动中国和日本的争抢，俄罗斯在能源外交领域的风头一时无两。

中国发展能源外交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正进入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阶段，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大。根据中石油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在逐步上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超过60%。与此同时，美、日、欧等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结盟等各种手段阻碍我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防止我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在这一大背景下，与能源供应国强化经贸、政治和文化联系，建立合适的能源合作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日趋紧迫的情况下优先确保我国能源需求，这一课题前所未有地迫切起来。

为此，我国的“能源外交”—通过不断地建立和发展与能源丰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开拓和形成有利于中国能源经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商业环境，进而建立起能源合作为纽带的战略性同盟—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然延伸，更成为实现中国全球能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能源外交从无到有，从略显生涩到有声有色，已经初步发展起来。一些典型的能源外交案例随手可得，此处略举几例。

（一）中国与安哥拉“石油换项目”合作。中国石油消费的高度对外依存，决定了中国在以节能为解决石油资源短缺的重要措施的同时，还要通过诸多途径“开源”，其中非洲石油市场无疑是“开源”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同安哥拉“石油换项目”合作就是一大亮点。

2004年，中国和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安哥拉签署“资源换项目”合作合同。根据合同，中国融资20亿美元，用于安哥拉炼油设施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安哥拉则用原油偿还中方贷款。次年，中国从安哥拉实现原油进口1746万吨，安哥拉也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原油进口国，双方成功实现双赢。

但是，随着中安石油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安哥拉的石油利益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首先，风险主要来自美国的竞争甚至挤压。美国一直在世界主要油区追求主导地位，且成效显著，因此其对其他大国的石油外交举措尤其敏感，特别是对中国。于是，美国不惜故意抹黑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称中国对能源的庞大需求将带来全球性影响，不仅会使原油价格上涨，影响生态环境，还可能引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威胁全球油气地缘政治的平衡。其次，中国从安哥拉等非洲国家进口的石油主要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面临着海盗劫船、基地恐怖组织等重重威胁，凸显出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脆弱性。第三，中国在海上石油勘探方面的技术还落后于其他国家。

（二）中俄原油管道项目。中俄两国自1997年开始实质性讨论西伯利亚石油管线的修建问题，虽然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变化，俄罗斯逐步开始倾向于直接修建“太舍线”而否定了原来的“安大线”，但在“太舍线”修建通往中国的输油支线的方案依旧是俄方基本立场。最新的中俄合作项目诞生在2013年召开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中俄两国签订了石油长协。根据协议，俄罗斯未来25年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该协议总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向中国出口一个“大庆油田”。

从中俄石油管线项目的几番变动，既可以看出俄方待价而沽、希望中日争斗而坐收渔利的心思，也可以发现俄方迫于国际市场竞争压力而不得不对我做出一定妥协的无奈。因此，能源问题背后存在着严峻的国际竞争和现实的战略考虑。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市场位于欧洲，但是目前欧洲经济停滞不前，导致该地区的市场正在萎缩。而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的石油产量都处于稳定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增量的部分很多都在远东地区，所以开拓亚洲市场、尤其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中国，无疑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对于中国来说，中东地区政局不稳定，中亚地区石油资源被许多世界大国觊觎，非洲石油又存在漫长且安全堪忧的运输问题，因此，从中俄输油管道运输石油成为了中国最安全和便捷的石油获取途径。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中国能源外交任重道远

综前所述，中国能源外交“小荷才露尖尖角”，依然任重道远。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未来的能源外交发展战略中需引起重视。

（一）把握外交与能源日趋密切的互动关系。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的实践还是世界的发展均表明，能源安全和能源开发与外交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关系。中国的能源安全和能源开发，特别是海外能源发展，离不开外交层面的大力支持。如中国海油在开发东海油气田时和日本发生利益冲突，就需要外交层面的国家谈判，通过外交为继续开发创造条件。又如中国企业在伊朗有巨大的能源利益，但鉴于伊朗与国际社会关系现状，亟需通过外交手段为我们的企业创造较好的经营条件和发展环境。

此外，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都要考虑气候变暖、减排等方面的国际发展，也受到这些方面国际合作、国际认同、国际规则的影响和约束。与此同时，外交和对外经贸关系也时时受到能源问题的影响乃至冲击，我们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以及国际组织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事务的参与，都受到能源问题的直接影响。为此，只有认清并把握外交与能源之间相辅相成这个基本点，才能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更好地为能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大局。

（二）学习西方国家成熟经验，加强能源开发国际合作。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能源外交一方面确保了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能源供应，密切与能源输出国间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能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比如鼓励中国的石油企业加强与欧美等国知名石油企业的合作，在共担风险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管理经验和石油开采技术。

（三）避免模式僵化，走灵活开放的可持续能源外交路线。能源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安危、社会的稳定，乃至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能源外交不应仅仅是由外交、外贸和能源等政府部门来进行推进，而应调动一切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国家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外交活动。能源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公私企业，更可以是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立体全面的能源外交战略网。不仅如此，而由民营和个人进行的能源外交，有时候比政府主导的能源外交更能立竿见影，更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持续性。

能源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能源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但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蕴藏着国际合作、互利共赢的良机。为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开展能源外交，加强国际合作，丰富能源外交手段，探寻更多能源国际合作道路，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在能源外交道路上任重道远。